【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飞速提升的一个百年难遇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为各区域的竞争和发展提供了绝好舞台。当前，对于各省域、各市域的最高决策者来说，如何客观全面评估区域竞争力以及制定科学的竞争战略，都将是最核心的规划议题。笔者研究发现，人口是各种资源中最具战略意义的一项能动要素，民众的移民意愿及迁移行为与一个区域的兴衰成败有着密切的正向关联。区域竞争本质上是对人力资源的竞争，区域竞争力最直观、最核心的一个表现便是吸引人、留住人并让人得以充分发展的能力。

　　【关键词】人口迁移;区域竞争力;移民;人力资源

　　一、区域竞争力和人口迁移的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

　　(一)区域竞争力——区域发展快慢成败的评判标准

　　区域竞争，是当下各区域实体间的横向比拼和博弈，它具有动态性，源于过去，而着眼点则在于未来。区域竞争力，主要是指各区域争夺和吸引自然资源、政治资源、市场、金融、品牌尤其是人力资源等方面所展现的实力，它尤其体现为在未来更长时间里的一种发展潜力，其中，为居民提供福利是区域竞争的最终目的。当然，竞争这一概念本身也内在地包含了各实体间的协同与合作，下文对此不再做出特别区分。中国各流域、各省域及县域等政治实体间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有限的各种资源面前还呈现出了激烈化态势，如当前各省市都在对外资、能源、中央政策等各种资源条件进行全方位争取，并在招商引资、做大做强、争先创优、经济增速等方面冲力十足，从中也可以看出各区域间的竞争已是几近白热化的程度。

　　区域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概念，涉及到诸多变量和分析要素。鉴于区域竞争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各国政府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该领域研究。2010年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中国省域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2008～2009)》，其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体系由9大指标体系构成，据统计，位处上游区的12个省域从高到底排名依次为台湾、香港、上海、北京、江苏、广东、浙江、天津、山东、澳门、辽宁、福建。报告显示，就区域划分来看，东部10个地区除河北处于中游区和海南处于下游区之外，其余8个东部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均处于内地排行前十名的上游区。

　　鉴于城市竞争力是区域竞争力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中国社科院倪鹏飞博士为此组织专业学术团队进行国际和国内的城市竞争力研究。该机构2010年相继推出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8》和《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9-2010)》。该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294个城市的统计分析标明，综合竞争力排名前15名的城市分别是：香港、深圳、上海、北京、台北、广州、天津、高雄、大连、青岛、苏州、杭州、澳门、沈阳、东莞。该报告还对全球500座主要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进行了排名，前15名的城市分别是：纽约、伦敦、东京、巴黎、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新加坡、首尔、香港、华盛顿、休斯顿、西雅图、日内瓦、都伯林，其中香港位列第10名。全球城市竞争力排名前100名中，分别还有中国的上海(37名)、台北(38名)、北京(59名)、深圳(71名)、澳门(93名)。[1]整体而言，排名越靠前的城市和所在国家，也是中国和世界上各国民众心目中最为向往的迁移目的地。

　　(二)人口迁移——人类生存和发展中至关重要的自主性行为

　　人口迁移，联合国《多种语言人口学辞典》定义为“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地理流动或者空间流动，这种流动通常会涉及到永久性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变化。”鉴于当代交通的便利，以及中国因为户籍制度等现实原因而存在的大量流动性人口，笔者认为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迁移概念大致有移居和移民两种行为方式，前者具有暂居性、随机性特征;而后者则意味着居住地点永久性地改变。中国古代便有关于迁移和移民的朴素思想和智慧，如“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等，兵法中也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言。

　　诗人苏轼“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词句，用在民众的迁移行为上非常恰当，因为他们直面现实生活，其幸福感以及对利害、安危的感知更为强烈和敏锐。在民众力所能及的程度内，他们将选择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条件最好的地区作为迁移目的地。如果有政治、法律、边界等方面的障碍人为限制了他们的迁移自由，那么他们会想方设法寻求突破，直至偷渡、逃难等现象的发生;如果民众完全丧失迁移选择权，那么极端情况下将会导致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比如，1959-1961年间，整个中国社会高度固化和内闭，导致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3500万;[2]再比如，1995-1998年北朝鲜发生大饥荒，该国2200万人口中保守估计60-100万人口死于饥饿，[3]数以万计的难民冒着追杀和遣返的危险越境逃亡中国，据推测，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最终以“非法移民”身份遭到遣返，但目前仍有1-3万名难民隐于中国东北地区。[4]另有韩国媒体预测，一旦北朝鲜政局不稳，那么将会有至少47万坚决的“脱北者”冒死越境逃往中国。[5]上述案例，便是对自主性迁移这一人类本能性行为所做的深刻注解。

　　过去，由于存在着大量信息不对称，一些迁移行为或许还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但随着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民众掌握了更多自我命运主动权，各种资讯和资源都将以更自由的方式全面流通，尤其是人力资源也已开始在一国之内和国际之间更为频繁地流动。遵循着自主性迁移的内在逻辑，人类迁移的足迹看似混乱，实则坚定而清晰。乱世的动荡以及和平时期激烈的社会变迁，都是导致一个区域发生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象的动因，在“生存”和“发展”意志的指引下，民众将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移居均衡点。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一国之内发生了大规模族群冲突或者政治迫害，那么将会出现受害群体越境出逃或向更为边远穷困的地区移居，而不是向更为富庶的地区迁移，因为对于受害群体来说，迁移的首要目标是要满足生存的需要。中国乃至各国少数族裔大多聚集在边疆和穷困地区这一事实表明，他们曾经的历次迁移具有更多避难求生的性质。

　　(三)移民意愿和迁移行为——区域竞争力评判的终极性指标

　　结合国内多方区域竞争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在当前各类量化评估体系之上，还有一个被忽略的指标具有最终的评判意义——那就是移民意愿和迁移行为。一个特定区域竞争力最为直观、也最为本质的评判标准，就是该地人口自主性迁移及移民意愿的强弱。虽然当今专业机构通过科学系统评估也可得出尽可能公允的区域竞争力排名，不过任何一个普通民众通过日常个人信息和主观感知，也可以用脚做出最适合的选择——迁移。民众的迁移行为有一个形象比喻，叫做用脚投票，意指人们可以通过移民外迁来表达对一个地方的不满和放弃。

　　鉴于人类自身特别具有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那些不满足现状而有志迁移的人通常拥有更多的生存技能和创新能力，因此人口迁移可以视同为人才的流动。一般来说，一个区域移居人口越多，其人口素质和生产水平就越高、该区域就会发展更快、实力也会更强;而区域的繁盛将吸引更多人口前来聚集发展，从而人口迁移和区域竞争力两者之间便形成了良性的双向促进关系。即使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如因战争、饥荒、地质灾害、政治运动而产生了政策性移民、强制性移民和逃难性移民聚集，那么也会实现区域性的相对繁盛，只不过这些地方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剧烈改变而产生更多变数，如日据时期伪满洲国之都长春、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等，都在昙花一现的历史大潮中迅速复归平寂本位。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外敌入侵、政权更迭等因素经常使得一些繁盛之都面临突如其来的毁灭性打击，如唐朝长安城因安史之乱而破败，北宋都城东京汴梁因金兵入侵而荒废，明末满清军队入关后则大开杀戒一路屠城。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一个区域的发展有了更多的稳定性保障，区域之间比拼的，是当下各种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以及未来的资源开发能力。对于任何一个地区来说，其各种自然资源及客观条件均有定数，唯有人力资源是其中的能动性要素，因此，一个区域的突破性发展和长久性繁盛，将必然依托其区域内人口的数量、质量以及人口潜力最大化的开发和利用。

　　二、从我国的人口迁移走向看区域竞争力的消长

　　从我国百年来历史看，国内的人口迁移先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由内地向东北和西部移民的过程，直至最近三十年，移民流向才发生了整体性逆转，开始从西北、东北、中原、中南地区向东南部沿海及大中型城市进行了历史性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笔者下文将通过对东北三省、东南沿海、城市化、经济特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人口迁移特点来论证人口迁移和区域竞争力之间的双向关联性。

　　(一)东北地区移民流向发生从迁入到迁出的历史性逆转

　　内地向东北移民的历史由来已久。19世纪初，东北三省总人口不足200万人，1860年，清朝御俄失败，大片国土沦丧，出于巩固边防需要，边疆地区开禁，鼓励内地人口北迁。从20世纪初一直到建国初期，东北地区的移民运动形成了中国境内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移民运动，移出区域主要是山东、河北、河南等华北诸省。[6]1904年，东北人口已达1700万。20世纪30年代前，每年从冀鲁豫前往东北的人口约有40-50万，高峰期超过百万。1930年，南满铁路公司估算东北三省人口为3430万。大量迁入人口为东北三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此时东北三省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农业商品经济繁荣，民族工业迅速崛起，市场经济极其活跃。据20年代末的统计，东北小麦商品率为79%，大豆商品率为80%-83%，且占据了世界大豆市场的80%。[7]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并且计划在20年内向东北迁移500万日本人以及10万户朝鲜人。1945年，日本大东亚省统计表明该年度东北人口已升至4300万人，其中日本人为150万人。[8]随着侵华战争加剧，日本开始了大规模经济拓展和庞大军事工程建设，并因劳动力紧缺继续组织内地向东北三省移民。1936年到1945年10年间，日本从华北诱骗和抓捕劳工总数达到704.7万人，其中96%以上被运往东北。[9]

　　历史上持续的移民迁入给东北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带来了活力，肥沃土地得以充分开垦，丰富的自然资源得以利用，并在20世纪前半期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工业基础。建国初期，“一五”、“二五”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为实现工业化和建造完整的工业体系，开始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该地区，在东北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基地，并从中南、西南、西北地区迁入了数以千计的大型企业，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产业工人，其中也包括60-70年代山东等地因饥荒形成的最后一波大规模“闯关东”内地移民。仅1950～1979年间，东三省净迁入人数即达761万人。持续移民给东北三省带来的活力是巨大的，以辽宁为例，上世纪70年代末，辽宁省的生产总值名列全国第4位，工业产值几乎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4，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和资产约占全国的1/10。

　　然而，东北三省的国有工业生产体系在20世纪末期经济转型中表现的极为迟钝，其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各种资源配置错位，市场化步伐缓慢，生产效率过低，导致整体性区域竞争力严重下滑。自1980年至2005年，东北三省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额的比重由13.2%降至9.4%，工业总产值在全国所占份额一路下跌，由原来的16.4%下降至8.2%，降幅几近50%。与此同时，由于东北三省发展缓慢、整体实力积弱，东北人口开始出现大规模外迁现象，东北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总额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由1990年的9.02%下降到2004年的8.17%。[10]1995-2000年间，东北三省迁入人口仅占迁出人口的61%，就东北三省内部而言，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人口流失呈递减态势，黑龙江流入流出比为33%，吉林流入流出比为57%，而辽宁由于离沿海和内地更近，其人口流向相反，流入人口反而是流出人口的两倍。[11]东北三省整体而言人口流失问题严重，而且由于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和年轻群体的不断外迁，其人口增长率也在逐年递减，沈阳、伊春等多个地区已多年出现人口负增长。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09年，黑龙江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06‰、吉林省为1.95‰，辽宁省为0.97%，在全国31个省市中，上述三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排名分别位居倒数第三、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一。按现有趋势发展，东北三省的人口增长即将全面进入负增长轨道。笔者预计，不久的将来，东北三省必将面临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和人口不断外流等人口问题的严峻考验。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全国人口向东南沿海大规模迁移

　　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各种社会资源均严格进行供给制分配和行政性约束，整体上自主性移民非常有限。不过，我国西部和北部由于历次政治运动，常常会通过政治体系输送大批来自大中城市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特殊人才，在某些环节上，其人力资源供给甚至优于内地和沿海地区;而在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方面，这些地区在全国范围相比也具备着多方面优势。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东北、边疆地区的饥荒死亡人数要远远低于东部、南部的四川、安徽、河南、山东、湖南等省份。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和政治环境的改变，东南沿海地区焕发了巨大的发展活力，尤其是从1980年开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省五个经济特区先后在八年内成立;1984年，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成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丰硕，这在中国东南部得到了充分体现，人口也开始从东北、西北、中部、中南向东南聚集。

　　东南沿海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口数百年来的北迁历史。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东南沿海的现代化产业需要大批劳动力和各种专业人才，而全国其它地区由于市场化程度低、社会生产率低，对年轻人缺少足够的激励机制，因而大批雄心壮志的青年人告别家乡，甚至放弃已有的稳定工作，纷纷奔赴东南沿海。根据2005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1982-2005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由657万人增加到了14735万人。而在省际迁入统计数据中，在北方地区只有北京是迁入人口集中地区，其他均集中分布于中东部及东南部沿海省份。广东省迁入人口最多(1560万人)，其它5省市迁入人口依次为：浙江(592万人)、上海(443万人)、江苏(404万人)、北京(324万人)、福建(270万人)。[12]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迁移格局呈现出了全面的“孔雀东南飞”之势，人口迁移流向发生了历史性逆转，由此也折射出了区域竞争力三十年间所发生的剧烈变迁。

　　(三)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全国人口不断向各大城市群聚集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另外一个显著成果，是中国大中型城市的迅速崛起，并呈现出城市集群化发展之势，从而吸纳了大量外来人口。2010年社科院《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6.6%，城镇人口达6.2亿。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城镇化进程仍将处于一个快速推进的阶段，预计2015年城镇化率将达到52%，2030年达到65%左右。中国的城市化，主要就是人口聚集于城市群的一个过程。所谓城市群，就是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13]由于城市群能够更好满足外来人口的各种社会需求，因此，就外来人口而言，其迁移意愿基本呈大城市向中小城市逐级递减态势，比如，像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户口，甚至成了当下极为稀缺的一种社会资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指出，今后我国将优先开发三个特大城市群，即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重点发展哈长地区、闽东南地区、江淮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关中平原地区、成渝地区、北部湾地区等八大城市群。该研究认为，由于绝大部分小城镇无法承担大城市特定的服务，对外来人口没有吸引力，因此，中国不适合走分散化的城市化道路，而是要走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道路。今后，在城市化空间布局中，将重点发展特大城市群、大城市群、其他城市化地区(大都市区、城市圈、城市带)、边境口岸城市、点状分布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五类区域。专家测算，这五类城市空间未来可以集中10亿左右的城市人口，基本能够满足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14.6亿高峰值、城市化达到65%时对城市空间的需要。可见，未来人口迁移的目的地主要还是各大中型城市构成的城市群。

　　(四)从海南和深圳人口迁移特点看经济特区发展的成败

　　1.曾掀起全国开发潮和移民潮但却最终归于平寂——海南

　　海南省可以说是区域竞争失败的一个典型案例。官方统计，1990年海南全省常住人口1990年655.81万人，2009年845万人，与同期东南沿海各地人口高速增长情况相比，海南的人口增幅可以说是相当低，与此相对应的，是海南特区弱小的区域竞争力表现。而如果将台湾和海南两者进行横向比较，则可发现两岛面积大小相当，区位条件相近，不过，台湾拥有人口2313万，是海南的2.6倍;台湾2009年GDP总量为3793.88亿美元，相比海南的195.37亿美元，两者相差19.4倍。

　　改革开放之初，全国曾掀起过海南大开发的热潮。1988年8月23日，海南岛从广东省脱离，成为中国第31个省级行政区。海口这个原本人口不到23万、总面积不足30平方公里的海滨小城，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首府，也成为了全国各地年轻人的发展热土，仅1987年8月至1989年4月间，来信来函及亲自来海南求职的人才便达到18余万人次。然而，由于海南省政府没有可持续性和前瞻性的发展规划，市场发展失去了方向和重心，虽然激起了房地产开发狂热，但这一虚假繁荣很快就在“击鼓传花”的泡沫中轰然倒塌。淘金热潮迅速降温，移民热潮迅速归于沉寂，啸聚而来的全国各地人才再次四处流散，海南错失了此次历史性发展机遇。直至今日，海南一直都没有获得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区域优势和政治资源相匹配的业绩。2009年，海南省的国民经济总体实力在各省实力中仅排在宁夏、青海、西藏之前，该年度海口市在全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中位列第80名，沦为三流城市之列。在大开发潮流退去多年的今天，海南岛再次掀起了一股外省高考移民的浪潮。2005年，海南教育厅公布，省外借读考生人数为9803人，与海南全省考生44929人相比，其高考移民占了近1/4。只不过这一次移民潮与90年代的移民开发潮相比，其性质和作用已是天渊之别。在本地居民强大压力下，海南省政府想出了不少办法打击高考移民，畸形的高考制度、僵化的户籍制度以及有限教育资源的零和争夺，使得海南采取了排斥新移民的做法。2009年12月，国务院批准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海南再次面临新的历史机遇，该省要么再度被房地产泡沫绑架并击倒;要么痛定思痛，深度变革，广纳贤才，将海南逐步发展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岛和自由贸易区。

　　2.从移民城市走向城市综合竞争力内陆第一的成功典范——深圳

　　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等沿海地区，一些城市的“新移民”人口甚至大大超过了原居民，并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全新移民城市，比如深圳市便是其中一个最为成功的发展范例。1982年深圳人口总数仅有35万人，2000年为700.88万，2005年为827.75万。到了2010年，其户籍人口为200多万，但其总人口数则达到了1450万，其中绝大多数为外来人口。在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中，深圳综合竞争力排名仅次于香港，在内陆所有城市中位居第一，甚至超过了北京和上海，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一个奇迹。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点，把握住了大陆经济转型中最重要的历史性机遇。事实上，中国1980年开始曾先后设立五大经济特区，他们都是位于东南沿海，分别拥有各自特殊的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然而它们今天的发展情况却各个不同。2009年，除深圳之外其它四大经济特区城市的全国城市竞争力排名情况分别是：厦门(19名)、珠海(31名)、海口(80名)、汕头(118名)。为什么是深圳而不是其它经济特区取得了如此辉煌的发展成绩呢?解释深圳的成功，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距离香港最近，借助身边的国际化大都市，深圳得以更广泛参与全球范围的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二是其因为深圳过于弱小和穷困，少有变革阻力和制度性障碍;三是得益于其富有竞争力的移民政策，大量外来人员在这座全新的城市释放了巨大的工作热情和创新活力，是他们推动了深圳快速和持续地发展。可贵的是，深圳多年来有效整合起了其特殊的经济政策、区位条件以及人力资源优势，2007起，深圳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已经连续三年排在了全国第二、内陆第一的位次上。2009年，深圳的生态环境、创新氛围、社会保障等领域均保持了全国城市单项竞争力第一的水平。

　　全国积聚的大量人口推动了深圳竞争力的飞速提升，也为深圳带来了诸多人口膨胀的压力，加之高房价、高消费、低产能、低收入的现实，使得这座超大型城市在发展中面临着一系列深层社会问题，这有可能是深圳人口流失和竞争力下降的一个前兆。不过，根据2010年9月媒体报道，深圳市政府正在筹划一个庞大的深圳市区人口消减计划，该计划打算未来10年内削减市区人口至800万人口，向城市周边外迁转移700万居民，其中，大亚湾未来5年将接纳大约200万人口。在深圳结构升级过程中，700万人口的调适性移民大潮将会隆重上演，在市场力量的运作下，这一建立在自主选择基础上的战略性移民规划有望给深圳带来新的生机。

　　(五)从建国后香港历次移民潮看民众的自主性迁移选择

　　香港在抗战、内战、建国初以及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一直通过自身独特的身份和地位支持着中国的国家建设，并成功参与了国际间激烈的区域竞争。香港的发展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内陆不断向其输送移民的历史，19世纪中叶香港开埠时，香港仅有约5000名华人居民，而2005年香港总人口则达到了688万人。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于战乱等因素，曾有超过75万名内地居民涌入，时至今日，内地向香港移民趋势的仍未停息。香港以其特殊的经济和政治角色，为研究人口迁移和区域竞争力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绝佳样本。

　　1.建国后的数次“逃港”风潮

　　建国初期，中英两国一度交恶并封锁了香港边界，由于特定历史原因，曾经发生过多次大规模逃港浪潮。其一，1956-1958年，宝安外事办公室资料显示，内地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经宝安县偷渡者共有20105人，该批逃港者为刚刚起飞的香港经济注入了急需的廉价劳动力。其二，1962逃港事件。三年困难期间，内地严重饥荒使得逃港风潮愈演愈烈，5月达到高潮，民间广泛流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英国女王诞辰，香港边境将大放三天”，宝安县150多公里公路上各地民众成群结队，奔向边境线，数月间共有十多万人次涌入深圳。当时恰逢香港经济腾飞之际，为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政府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有工作能力者皆发香港身份证。英方统计，1962年4-9月，由陆地偷渡过境者约7万人次，最终成功者约1.2万人。其三，文革期间知青偷渡潮。1966年“文革”爆发，大批下乡知青物质和精神生活极度匮乏，以孤注一掷心态，从1968年开始了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其四，1979年大逃港，香港“女王登基大赦”、“边境开放”等传言再度四起，5月6日，周边7万群众洪流般涌向边境线，公然冲关，港英当局也动用了几乎全部警力参与堵截。据统计，1979年广东发生偷渡外逃30万人次，逃出人数75817人。1980年1月至8月，广东发生偷渡外逃143134人次，逃出36673人。[14]

　　1977年11月，邓小平广东视察，听广东省委汇报逃港事件，曾敏锐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当时，香港与内地生活水平差距悬殊，1978年深圳农民年均收入134元，而一河之隔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却是1.3万港币，相差几乎100倍。[15]屡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习仲勋等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率先向中央提出设立经济特区设想，经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批准后，1980年8月26日，中国内陆首个经济特区在逃港最猖獗的深圳率先建立。深圳特区的诞生，使国人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潮骤然停止。不过，由于深圳特区初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低于人们预期，民众在观望了一段时间后，逃港风潮又起，并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再次形成高潮。据港府统计，1989年全年被捕的内地非法偷渡客为1.5万人，1990年为2.7万人，1991年为2.5万人，1992年则超过3.5万人，创下12年来最高纪录。这一时期，逃港最高峰为1987年的“6·20”事件。当时，内地5月份再次广传“英国女王生日将大赦三天，所有非法入境者将为香港永久居民”。 6月20日，投入使用一年的深圳特区管理线外围聚集了广东及邻近省份群众40余万，试图前往香港。[16]1987年的逃港规模远比1962年大，后来由于香港方面明确对非法入境者采取“即捕即解”遣返政策，加之深圳方面加强了边境线和特区二线的管理，于是内地逃港事件再次逐渐平息。

　　2.新时期的香港投资移民及产子移民浪潮

　　21世纪新时期，随着香港回归和边境反偷渡系的不断完善，已不再可能发生群体性逃港行为，偷渡也成为了个案，2006年，被捕的内地非法偷渡客已经大幅降低至3173人。不过，新时期内地民众移民香港的行为并未停止，但移民群体却有了悄然改变，其方式和手段也与以往的逃港截然不同。当前香港的移民群体大多为受过良好高等教育、财产丰厚的精英人士。其中比较引人瞩目的有“投资移民”和“产子移民”。首先，关于“投资移民”。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统计，2003年以来，截至2010年3月，申请投资移民总人数已经超过11000人，其中有8501例为内地居民，占总申请人数的77%左右。鉴于移民申请的不断增加，港府 2010年9月公布，香港投资移民的投资下限已由650万港元提升至1000万港元。其次，关于“产子移民”。香港实行“出生地”入籍原则，2001年起其法律开始支持内地人在香港出生的孩子拥有居港权，2003年的港澳自由行为赴港生子的内地夫妇提供了直通车。十年来，出于为子女创造更好条件以及规避内地“一胎化”生育政策等原因，许多内陆夫妇以此作为移民捷径。从2001年的620人到2008年的25000人，内地夫妇的香港孩子出生率增加了40倍。[17]香港虽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但香港一直都采取自由生育政策，对待移民乃至难民也一直进行积极接纳。新世纪以来，由于香港本地深受老龄化和低出生率困扰，港府采取了更多生育鼓励措施，并加大了移民吸收力度。200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接受英国《金融时报》时曾表示，香港应再增加40%人口，使人口总量达到1000万，以便创建全球性金融中心，使之能够与纽约和伦敦相匹敌。由此可见，内陆移民仍将是未来香港人力资源供给的主要渠道。

　　3.香港居民的国外迁移和内陆迁移浪潮

　　在内地人口不断移民香港的同时，香港人也发生了几波外迁移民浪潮，一是90年代香港人向西方移民。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两国政府决定香港将于1997年回归中国，随后香港人便掀起移民海外的热潮。1989-1995年移居海外的人数，据港府保安科统计约为38.77万人，其中，绝大多数移入了加拿大。后来，由于不少香港移民在国外发展并不理想，加之回归后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灾难，于是又引发了一股回流潮，持外国护照的港人纷纷回港发展。二是香港人向大陆移居。随着改革开发的不断深入和内地经济的全面发展，内地和香港的差距逐步缩小，大量香港人开始拥入内地寻求事业发展和定居。2007年，港府《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发现港人在内地居住的人数增加到了50万人。香港和深圳近年来呈现出了更加明显的一体化发展态势，2010年9月20日，香港规划署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2009年香港与内地有44600人跨境上班，较2007年增加了11500人，与1999年的7500人相比，10年间翻了近6倍。两地的人员交流，必然会为深港合作带来新的活力。由此可见，港人内迁定居已悄然成为“潮流”。

　　三、从人口迁移要素谈区域竞争力提升的四点政策性建议

　　当前，我国有一个社会趋势愈加明显，那就是区域间的人口迁移现象越来越普遍，迁移人口的数量和频次在逐年增加。不久的将来，随着中国政府对人口户籍制度和移民条件的逐步放宽，人口迁移因素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影响效果将会进一步放大。不同区域将会更激烈争夺有限的人口资源，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同时，由于他们的流动自由度最大，所以迁移选择的主动权也更多掌握在他们个人手中。拉美的城市化速度给了我们深刻启示，1950年拉美地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1.6%，2000年其人口城市化率已高达77%，据预测，到了2015年，拉美地区的城市化率还将由目前的77%增至80%。[18]我国人口如果出现如此高速的城市化聚集和人口迁移，那么将对未来的区域竞争格局产生革命性的冲击和影响。

　　中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需要引起格外关注，根据全国人口“第五次普查”数据，2000年中国已经达到国际的老龄化社会界定标准，随着中国全境尤其是城市群体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的不断下降，中国将于2020年开始步入老龄化严重阶段，并将于2050年步入超高老龄化国家行列。美国“战略预测公司总裁”乔治·费里德曼在其新著《未来100年大预言》中更是坦言，人口爆炸的时代在21世纪即将终结，“20世纪的问题是限制移民，而21世纪的问题将是如何吸引足够的移民”。反观弹丸之地的香港，该地区百年来一直从内地廉价吸纳大量高素质人才，但仍有很大的人口缺口，考虑到几十年后中国的发展前景，可以预见，中国各个区域对人口的竞争，势必异常激烈。为此，从人口迁移要素出发，笔者针对我国区域竞争力提升有以下四点政策性建议：

　　(一)尊重并最大程度实现公民个体的“自由迁徙权” [19]

　　就像商品的自由流通可以减少其交易成本一样，人口也具有这样的特点，自由迁移可以最大程度挖掘其人力资源的潜力。现代文明社会一个最基本的标志就是对民众自由迁移的尊重，能够保障他们有权利对生活方式、生活地点进行自由选择。《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明确规定：“人人在一国境内有自由迁徙择居之权”、“人人有权离去任何国家，连其本国在内，并有权归返其本国。”本文诸多事例说明：每个人都对更加繁荣、发达、能够获得更好发展条件的地区充满了移民意愿，而当前打工二代的身份危机和广大农村普遍的空巢现象都揭示了这一自主性人口迁移规律。自由迁移不仅能够满足民众的发展需求，它还是谋生求存的必要手段，诺贝尔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曾指出，给民众以自由，尤其是言论和迁徙自由，将能避免大规模饥荒等灾难的发生，即使有不可抗力的天灾人祸，那么也将会因为信息畅达和决策机制的及时反应而将其灾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自由迁徙权”在我国近现代曾经历数次不同释义，该法律在中国始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六条第七款：“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解放后，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均承认和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但自从1975年及以后的历次修订案中，均未出现“自由迁徙权”条文。中央政府多年来一直头号关注的“三农”问题，究其根源，在于建国后形成了固化的户籍制度和具有拴缚特征的“承包”式土地所有权制度，导致了庞大农村人口向上自然流动受阻、农村劳动力价值长期被低估并一直处于社会产业链最低端，从而形成了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顽疾。而诸如高考移民、户口买卖、暴力拆迁等社会现象的广泛存在，都在现实层面与“自由迁徙”权无法落实密切相关，这不仅造成了社会层面的诸多规避行为，而且还会导致巨大的社会财富浪费以及暴力拆迁、强制移民等人道主义灾难。事实证明，人口的自由迁移可以通过帕累托最优方式逐步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率，能够更好发挥国民个体的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有助于国民幸福指数提高以及良好社会秩序的构建。中国人口问题的未来发展趋势非常清晰：那就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老龄化社会已经来临，僵化并具有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和生育政策面临调整，政府迟早要向民众让渡“迁徙自由”、“生育自由”等基本公民权益。

　　(二)民众充分参政议政的权利，是一个区域竞争力提升的根本性保证

　　自由迁移的最大意义在于，当某一特定区域不适合民众生存的时候，有一种机制可以避免更大贫苦或者灾难的发生，这便是逃避的自由。不过，就一个区域的发展而言，最主要的还是要留住人和吸引人。通过当前全国范围出现的人口迁移“孔雀东南飞”现象以及海外移民热潮，可以看出，一个区域的真正吸引力，在于民众个体的幸福感和生存体验，在于公民个体对自身及家族未来命运的把握和判断。这也反映出，一个让大量民众产生单向度移居和移民的社会，迫切需要创新，需要改变，需要政府对该区域的未来进步做出承诺并逐步兑现。区域发展真正的建设性举措，在于给予民众参政议政的权利，作为一个区域的真正主人，他们比当政者更有权利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更能够有效避免行政行为的功利化和短期化。通过以自发性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及多元化公民社会组建，能够更好实现多渠道利益表达，进而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制衡和约束。

　　香港以其百年间生动的成功实例说明，其繁荣和发展得益于高素质人才的不断迁入，得益于该地民众高度的参政议政，其人文基础深厚，公民权益彰显，进而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行政效能和廉洁奉公。新加坡则是另外一个有力证明，盖洛普公司的世界移民倾向调查发现，新加坡是世界上移民指数最高的国家。新加坡宪法、公务员体制、廉政制度，各种法令和法律均实现了制度化的民主，造就了一个世界上最为廉洁和称职的政府。上述两个国家和地区同为华人城市，同在亚洲范围，无疑为大陆诸多区域和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学习范例。这也启示我们，在当前市场经济时代背景下，应该更多授权于民，鼓励他们共同参与区域建设，激发他们定居发展的信心和热情。

　　(三)区域竞争需要综合实力，区域发展不能依靠经济增长单项指标

　　由于各省市的区域条件、面积大小、人口多寡均不相同，因此仅仅衡量各省市的GDP总量对于民众而言了无意义。正如上文介绍区域竞争本质属性时所述，一个区域竞争和发展的终极目标在于为民众提供公共福利。因此，各区域间的竞争，比拼的不是其经济体量大小，而是其辖区内的人均国民财富的拥有量及其均衡程度。中国社科院在2010年的国际城市竞争力排名中，开始引入绿色GDP的概念，它是指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对绿色经济和绿色产业的引介和采用，是时代大势所趋，相信不久将来，将会由中央政府推行到与GDP统计有关的各级政府部门及各个业务领域。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地方的国民经济总量以及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民众福利水平一定会同等提高。在区域竞争发展中，如果那些关系民众生命安危的关键要素处理不好，严重情况下将会导致人口流失和社会凋敝。比如，在西部的许多省份，均程度不一存在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等问题。2007年统计显示，山西省由于环境污染，其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一直都是位居全国之首。2010年，美国《赫芬顿邮报》评出世界九大污染最严重地区，山西临汾在黑名单中名列第一。再比如，2011年2月10日凌晨，江苏响水县的一则化工厂爆炸传言导致了该县十多万人冒雪深夜逃亡，末世恐慌导致了道路大拥堵，并造成了多起交通死亡事故。这一事例表明，由于一些地方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当地民众的稳定情绪已是一触即溃。如果这些地方继续进逼民众的生存底线，那么有可能产生大规模的突发性社会动荡和民变。由此可见，未来区域的规划和建设中，如果要以人为本，就一定要把民众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一味追求经济体量及其增长速度。

　　(四)区域竞争实质就是对人力资源的竞争，人口实力最终决定区域未来

　　人口的流动还呈现出了典型的“损不足，奉有余”特征，也就是说越是人口集中的地方，越能够对更多人口前往。比如，我国西部人才流失现象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部12省、市、区人才大量外流，人才流出量是流入量的两倍以上，特别是中青年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甚至高薪、良好福利和有前景的岗位都难以挽留他们。出现这种情况，就在于这些区域不仅在整体经济发展条件上存在差距，更是在于各种难以用经济和数字量化的软件设施上存在着诸多差距，比如教育水平、医疗条件、人文环境、公共服务质量等等。与西部人才流失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诸如深圳、上海、北京等内陆竞争排名最为靠前的几座城市，虽然当前都出现了程度不一的人才饱和以及人口过度拥挤，并直接导致了外地工作人员生活成本上升和生活质量的降低，但即便如此，这些城市仍然是个人谋求发展的乐土和广大地方人口迁移的首选之地。

　　由于城乡社会发展的巨大落差以及各种社会资源的畸形分配，导致了我国人力资源的区域分布和行业分配严重失衡，不同区域的人才分布处于过度饱和极度稀缺的两极分化状态。《中国发展报告2010》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人口增至6.07亿人，在城市中工作生活但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已经接近城市人口，大概占50%。比如深圳目前常住人口超过1400万，但户籍人口却只有240多万。对于富有竞争力的大城市来说，它们当前可以享受到外来人口提供的充裕劳动力资源，却并没有为这些外来人口提供足够的市民福利和定居权利。随着当前“逃离北上广”、“民工荒”等反逆性社会现象的出现，说明了这一庞大年轻群体的漂泊特征及其局外人的身份实质。非安居则不可乐业，流动人口的非稳定性反过来也将加大这些大城市竞争力衰退的风险。

　　信息时代的到来，中国各区域竞争将迎来一个新的春天。信息传输的即时性和共享性特征，将使得所有区域都面临着某种起点的绝对公平，一些区域原有的地缘劣势、资源稀缺以及社会壁垒也变得更加容易逾越和弥补。信息化时代，社会结构更为多元和扁平，而人口的创造力及知识力量突显，各区域间将更多在网络速度及资费、信息获取便捷程度、思想自由交流及表达、社会创新及运行成本、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展开软性竞争。这意味着，我国的中小城市将能够更充分发挥其机制灵活、爆发力强的特点，而那些超大型城市及沿海区域的竞争优势则有了更多被赶超的可能。那些敢于突破常规和勇于探索的地区，将会获得下一轮竞争的先发优势。正如前文所述，由于高素质人才的成长和培养有其特定的漫长周期，所以一个区域的快速发展和崛起将必然需要在最大范围内引入各种人才，未来人才竞争还将突破国界之限，在国际间展开激烈争夺。“得民心者的天下”，这句古代治国安邦名言对于当今我国各区域发展来说也是极具意义的，争取尽可能多的外地人才并充分培养和开发本地的人口潜力，都将是下一轮区域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