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证据表明社会媒体工具有助于民众反对政府吗？Malcolm Gladwell认为没有，而Clay Shirky不同意这种看法。

在阅读Clay Shirky先生的《社会媒体的政治力量》时，我想起了10年前的一次旅行，当时正值互联网泡沫时代。在威斯康辛的一家男装店，脑子突发奇想地迸出一个题目：关于互联网与电子商务崛起是怎样改变零售行业。以后的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错误的，有了网络当然要比仅仅依靠平面媒体和电话银行要好的多。但这不是什么足以改变生活的大事。说到底，在电话里下订单并不比在互联网上完成要难得多。公司真正在意的科技创新是条形码与过夜寄送，这些15年前的技术才真正意义上变革了商业模式。

我们从这里所学到的仅仅是通讯科技中的创新并一定存在重大影响；换一种说法，什么样的创新才具有重大影响呢？只有当这种创新能够切实地解决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才能够被认为是真正有用的。这是我在读完Shirky的文章后一直思考得出的结论。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社会革命缺乏先进的通讯与组织工具的说法的证据在哪呢？另一个角度看，社会媒体工具解决了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了么？Shirky在文章中很好地说明了近来的社会变革是怎样利用到社会媒体工具的。但是他的论点太过于主观了，他能否说服读者，在没有社会媒体工具时，这些社会变革难道不会发生吗？

MALCOLM GLADWELL先生是《纽约客》的专栏作家

SHIRKY REPLIES（以下为SHIRKY 先生对于上述内容的回信）

Malcolm Gladwell's所做的说明过于妄断，如果你能够仔细观察一下互联网到底是怎样影响到企业后，你确实会得出这样与我一样的结论。但是你认为互联网没有起到重大影响的原因在于，你选择了错误的考察对象。互联网对于传统企业的影响不在于它改变了商业模式，而在于它重新划分了商业版图，成衣店现今必须和Zappos竞争，书店要和Amazon做对手，报社则一样有着Craigslist，等等。

商业版图得以改变是因为互联网使得新竞争者能够不遵守传统的游戏规则。（有趣的是，这个现象曾今得到过Gladwell先生精彩的解释，在2009年《纽约客》的文章中“David是怎样击败Goliath ” )所以我将Gladwell先生的问题：“社会媒体工具是否解决了急需解决的问题？”分为两部分。第一，社会媒体工具是否使得变革者能够采用新策略反抗暴政吗？第二，这种新策略对于变革成功是否重要？历史已经证明，答案是YES，绝对正确。

数字网络对于信息传播的成本和广度起到了巨大的正向作用，公民能够轻易地倾听到“不同的声音”，无论是传播的速度、广度还是彼此协作的默契。其实Gladwell先生已经注意到，换一种情景，集体的政治行动能成功吗？ 正是网络使得他们有了不同于传统的游戏规则。

我们不可能证明，如果没有Filipinos没有短信，菲律宾总统Estrada在2000年会下台么。同样的例子还有，西班牙首相在2004年用短信来组织协调驱逐人民党；反共产主义者Moldovans在2009年在36个小时内动员了20000名抗议者。韩国在2008年抗议美国进口牛肉时，也是相互共享短信、照片以及在线视频，这些活动均无需政府许可或是求助于专业媒体。所有这些依赖于社会媒体工具而形成的统一的、快速的和公共的行动，在10年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认为并非所有的东西均有利于变革者。绿色行动与红衫军抗议者运用了新策略来组织，但是伊朗和泰国政府举动证明了技术本身的中立性。在政府反映日益迅速的今日，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新均衡是怎么样的。（我个人认为，就像印刷术一样，这有利于民主，但是有学者持反对意见。）

即使今日政府的反应越来越快和准确，然而，社会媒体工具毕竟起到一个基本作用：它改变了公共政治领域的范围

CLAY SHIRKY先生是纽约大学新媒体的教授与“认知过度：互联网时代的创新与过剩”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