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媒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言，我们要考虑其三方面的价值：一，它有没有给我们正确的信息？有没有给我们所需的所有信息？是不是及时？二，有没有给我们可用于解释这些信息的框架？三，它给我们的信息有没有引发深思熟虑的视角？有没有帮助我们有意义地、批判性地去思考所呈现的问题？

Tag: 兰迪·克鲁福 新媒体 国际关系

主持人：接下来为大家演讲的是兰迪·克鲁福教授。他是德克萨斯A&M大学亚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兼任该校的研究教授。这之前，他还曾在东亚地区从事过许多重要的工作。他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副教授，也曾在中国江西省从事过教学科研工作。他目前的研究领域是互联网在社会中扮演的作用，研究方向是互联网对亚洲社会的影响、亚洲的政治传播与组织、信息技术对于当地的影响等，以及国家（民族）传播的跨文化要素。最新著作有《亚洲与互联网的邂逅：亚洲的转变》，书中也谈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合理性，他还参与编写了《公民社会与中国社区》一书。2003年，他的论文《新媒体在国际关系中的逻辑》获得了Walter Benjamin媒体生态学优秀作品奖。（全场鼓掌）

　　新媒体用不同的语言，以不同的方式与我们沟通

　　大家好！我是江西老表。我很高兴来这里作演讲。非常感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让我们有机会去思考媒体每天要面对的变化，也使我们静下来去思考这种变化对我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今天我想展开讨论的内容是国际关系中新媒体的逻辑。我想探讨如下问题：第一，探讨数字化信息源的启用影响公众了解国际关系的途径；第二，推测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的做法所带来的影响；最后，提出能够解释其中逻辑的理论框架。我将从两个层面考虑这些问题，一是传播的层面，新媒体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我们是如何互动的；另一个是社会的层面。

　　公众意见并不决定外交政策，政府要制定的政策还是会制定的。但是，公众所想的东西与政府所能做的有很大的关系。大家有可能听说过所谓的“CNN效应”：一旦CNN播出了拍摄到的镜头，政策制定者考虑的选择就会自然而然地受到某些限制。

　　在外交政策上这更关键，其原因就是所谓的“依赖理论”。就外交政策而言，我们都要依赖我们的媒体。就公共政策来说，我们有可以借鉴的直接经历。比如，最近在美国有关医疗保险的争论。人们很热衷这个话题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有个人的切身经历。这种个人经历会影响他们对政策的理解。但就外交政策而言，我们大多数人很少有和其他国家相关的直接经历，我们的经历很有限。所以，我们对外交政策所涉及的问题的理解就一定会受到限制。

　　我在这里想提一下一些先驱者的理论。法国社会学家杰克·罗伊提出了“文字的屈辱”，他认为，随着视觉媒体的出现，文字受到了屈辱。文字有某种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力量，一旦视觉媒体介入后，这种力量就丢失了。本杰明、罗伊等人所代表的媒体学理论也认为，文字可以让我们进行批判性和反思性思维，而图像却不能。因此，一旦将图像用于对公众的叙述，就失去了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思维。

　　曼纳维奇认为，新媒体用不同的语言，以不同的方式与我们沟通。卡斯特尔提过所谓的“网络社会”：我们正在从纵向的分层社会走向横向的网络结构。

　　新媒体把信息切成小块，一口一口地让你吸收，没有时限，并融合不同的逻辑来创造更丰富的体验

　　接下来，我想说明一下我所指的“逻辑”。我认为，每一种媒体形态有不同的逻辑，换句话说，它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媒体形态的逻辑直接关系到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

　　就媒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言，我们要考虑其三方面的价值：一，它有没有给我们正确的信息？有没有给我们所需的所有信息？是不是及时？二，有没有给我们可用于解释这些信息的框架？三，它给我们的信息有没有引发深思熟虑的视角？有没有帮助我们有意义地、批判性地去思考所呈现的问题？总之，媒体要实现其价值，尤其在国际关系方面，我认为这三个方面都不可或缺。

　　此外还有三个互补的逻辑：第一种逻辑是叙事逻辑。信息呈现的方式是有序的、井井有条的、有头有尾的，叙事逻辑是目标导向的，而目标则是由讲述故事的人决定的，叙述的框架可以稍作变动，但根本的目标不能改变，除非信息是强加给我的。比如，电影、小说，甚至新闻报道等，用的都是叙事逻辑。

　　第二种逻辑是对话逻辑。我的权利不比你多，我知道我要去哪里，你知道你要去哪里，但我们都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你可能会需要一个这样的对话，但结果与你所想的很不同。这就是我所指的对话逻辑。其进程是由互动性而不是由叙事形式所决定的。

　　第三种逻辑是数据库逻辑，这里的控制权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在叙事逻辑中，控制权在讲故事的人手里；在数据库逻辑中，控制权在接受者手中。接受者决定他们要什么样的信息，他们什么时候要，以什么方式要，然后他们去得到它，所以是控制导向的。

　　互联网就是数据库逻辑。它把信息呈现出来，接受者是按照我要什么、什么时候要、如何要而去接受的。传统的媒体所提供的交流通道很少。“给编辑的信”是一个例子，但其力量相对于新闻编辑的力量来说要小得多。新媒体通过让参与者之间的距离最小化而给交流提供了更大的潜力。

　　互联网中的信息是有组织的。它针对热门话题所能提供的信息远比任何人多。当人们做信息搜寻时，一般不会看多于3页的信息。换句话说，你看前面的3页，如果找不到你所需的信息，你通常就放弃了。

　　有关数据库逻辑，维基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提供给了我们以前所没有的信息。让我们来看维基网可以给我们提供的有关第二次利比里亚内战的信息，我特地选这个话题，是因为你们对这个话题应该没有什么直接的经历。所以如果我想知道第二次利比里亚内战的情况，通过维基网能看到图片，还有对所发生的事的详细解释。如果我要更多的信息，我可以去网上找到用户制作的有关第二次利比里亚内战的录像。为了与我的同辈同步，我想去看Facebook。我发现了叫作“利比里亚童子军”的兴趣小组。这是一所美国中学对利比里亚内战做的一些研究，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兴趣小组。最新消息，该兴趣小组已经有108名成员了，太好了。他们可以继续邀请新的朋友加入。而你也别忘了把自己的意见、建议等留在建议板上，等等。

　　举这些例子，我是想说明我们关于国际关系的问题正在进入新媒体。这对我们有没有影响？这对我们的看法有没有影响？新媒体有很多的优势。比如，信息的及时性和相关性，没有叙事的限制，你可以把信息切成小块一口一口地吸收，不像晚间新闻30秒报道那样有时限。你可以把多种逻辑组合在一起，你可以融合不同的逻辑来创造更丰富的体验。有成千上万的例子说明了可以用互联网增加人们对新闻事件的了解。

　　技术并不决定我们的命运，而是表现我们的价值和欲望；技术并不塑造我们的社会，但帮助我们实现想要的目标

　　然而，总是有一个“然而”。信息的量妨碍了人们去理解所有的信息，面对太多的信息，如何去找到所要的信息？对信息的排序、放置等操作决定着用户处于不利的地位。比如由维基网上的信息引发的争斗：不同派别的政客编辑关于自己的介绍，以使其经历给人留下更正面的印象。

　　互联网给碎片化的受众提供专业的信息。受众越来越碎片化，我们很少有相同的文化经历，因为我们依靠不同的信息来源。让我们与以前读报纸的经历作对比，当你浏览报纸时，你发现了一些你不期望看到的信息，甚至不知道会对某些文章中的信息感兴趣。如果我早晨问你对利比里亚内战感不感兴趣，你或许会回答“不”。但如果在那里放一张很有趣的图片等，或许就会把你吸引进来。

　　正如卡斯特尔所说的，技术实际上是在进行控制，我们以为是提供了质量，但事实上是在控制，尽管是在个人的层面上。我们希望更好地控制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信息，而不是去控制其他所有人所能接触到的信息。

　　最后，我作一些试探性的结论。我认为，早期电子沟通领域的革命，如电视等，改善了对公众的信息传播，其原因不是它改变了叙事逻辑，而是它更好地应用了叙事逻辑。它比报纸讲的故事更生动，通过很多好看的视觉镜头，通过很多好听的音乐等，使它讲的故事更令人信服。而新媒体用一种数据库逻辑，去传递另一种逻辑，如录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主导的逻辑，我们对信息仍然能控制，仍然能把自己与其他的公众传播分割开来。

　　碎片化的受众和信息源削弱了创造国际关系中的任何问题的宏大叙事的能力。新媒体的出现并没有很大地影响公众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它所做的是在某一部分人中引发了兴趣，它集中了跨区域的一群人的兴趣，但它没有改变整个受众对国际事务的看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互联网对商业模式、对媒体企业带来很多扰乱，但对我们谈论国际关系的方式并没有带来扰乱。由于我们没有统一的受众，有时我们发现向人们解释国际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对那些非专业人士来说，他们可能会碰到越来越少的信息。

　　技术并不决定我们的命运，而是表现我们的价值和欲望；技术并不塑造我们的社会，但帮助我们实现想要的目标。我就讲到这里。谢谢你们听我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