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领导层

　　自毛泽东去世起中国领导权已经如何急剧地发生了改变，但对毛泽东时期的研究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尤其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的研究。

　　在华国锋短暂地维持毛泽东式的超凡权威失败之后，邓小平更加轻松地主持了一个被不同研究者称为“衰退的威权主义”或“分裂的威权主义”的政权。他们指出，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中级官员将越来越多地作出使他们自身受益的决定，并且当在任何行政级别官员都能够彼此意见一致并将持不同政见者排斥在外的时候，有时也能作出有利于支持他们的民众的决定。

　　此种官僚政治模式至少与中国政治结构原有的“蜂窝状”形象有着某种关系，而这一中国政治结构在经济辩论和对巢状市场（nested market）的人类学探究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最近，谢淑丽（Susan Shirk）对于描述中国不同的地方政策如何能够并存提出了一个理性行为主义者的决策原则：“如果代理人同意，那就随它去。”如果在任意决策表（decision table）上合法领导人能达成共识（例如，排除潜在反对者），那么，他们甚至不需要向上级行政机关汇报他们做了什么。

　　各地方之间缺少政策上的连贯性是个人主义政治的必然结果。中国人经常谈及像家庭或准家庭网络这样的小群体内的关系的作用。在任何国家，基于信任基础上的牢固的小圈子，比大多数官员或经济学家或哲学家所能承认的更为重要。正如王红英这样的当前的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这种网络关系能够发挥与法理型规则（legal?rational rule）相同的作用。被诸如潘维这样的统计学者在很大程度上理想化了的“法治”，部分取决于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什么。然而，正如裴文睿（Randall Peerenboom）的研究所表明，中国法制发展的一般轨迹在速度和类型上与其他国家具有相似性。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治理手段具有现代性的要求。列宁主义的党的保密和任命原则被认为会影响政府的稳定——但它们只是隐藏或实际上减少了不稳定吗？20世纪90年代，就这个问题的研究一直很广泛。诸如杨大力、李磊（Pierre F.Landry）和郭苏建等学者以各种方式提出，列宁主义仍然巩固了政府。李磊的重要的新著作指出，党对职务任命的控制仍然是使世界上最大的威权主义政体团结在一起的主要粘合剂。匆促的发展已经迫使在地域和功能上出现了“去集中化”，我们更愿意称这种并不是开始于中央政府的现象为“本土化”。正如李磊所指出的，对职务任命的控制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实施任命的代理人可以有效监督和制裁被任命者。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从1980年至1983年，党尝试过一种双轨制（two?levels?down）的体制，在这一体制中行政级别将任命人和被任命人分离开——然而这种体制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于是从1984年起，一种单轨制（one?level?down）标准开始占据上风。这一自然实验检验了地方化和去集中化的效率，这实际上是分等级而不是在全国层面施行的。

　　新的电子通讯手段可能威胁到未来的中国领导层。学者们和北京的领导人同样都意识到了,公众对于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信息的获得可能会改变局部政治态势。网站和其他传播信息的新途径是以什么方式影响政治的？郑永年、吴国光、梅珍（Fran?oise Mengin）和其他人指出，个人和集体（包括政府）为了他们自身的目的，都可以使用新的信息交流工具。许多中国公民对政府的新闻媒体的审查制度拥有很高的宽容度。网站内容的范围可以从信息延伸到广告、色情文学或对政治的不满。在电子媒介上发表意见的人在公开场合可能比传统的自由言论者更具隐蔽性。

　　处于中国巨大政治空间内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常常被用静态的术语来描述。诸如“级别”、“更高”甚至“法律”或“中央”这样的词汇暗示着信息和权力的分配，但这在经验上通常是不准确的。强制和服从之间的二分法在绝大多数关于这一主题的西方文献中是普遍可见的,但是李芝兰（Linda Chelan Li）和郑永年都提出了证据表明，地方和中央相互之间存在着讨价还价的机制，或者说是“事实上的联邦制”。强制也可能是来自地方的。领导权中的“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s）能够战胜威严的大传统。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当代中国所发挥的政治作用很难用文字评述，但是它肯定将使国家结合成一个整体。就像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所说的，对于党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发挥的作用比它的对外保护职能更加重要。有些学者,如毛文杰（James Mulvenon）、杨念祖（Andrew Yang）、史文（Michael Swaine）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等，都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舰队司令们都忠实于古代战略家孙子关于保密的观点。他们喜欢对他们所有的活动包括他们的政治都保持沉默。

　　有些书仍然把北京的最高领导仅仅看成是一些个人。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因为传统上在中央帝国（这是汉语中中国这一名称的字面翻译）中政府的中心从观念上可能就是一个单一的个人。学者已经用这种方式研究过江泽民、胡锦涛。傅士卓（Joseph Fewsmith）以及陈卫星和杨中（音译。——译者注）（他们为一本由9个中国出生的学者完全用英语写作的编著供稿），同时还有林刚和胡晓波，研究了中央政府的政治与社会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

　　宗派组织一直是中国政治一种持久不变的模式，即使在毛泽东的统治之下也如此。然而,宗派主义也能具有现代化的形式——正如罗德明（Lowell Dittmer）和吴玉山、白鲁恂（Lucian W.Pye）、黎安友（Andrew Nathan）、蔡欣怡（Kellee Tsai）和黄敬（音译。——译者注）等学者用不同方式所论证的那样。中国政治的顶层正在发生变化。至少由数个领导人组成的领导集体，或者由领导人中数十或数百人所组成的领导集体，比起明显只存在毛泽东或邓小平这样的最高舵手的时代拥有更大的权力。李成的著作《中国的领导人》代表了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最顶层所做的详细而广泛的政治社会学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李成指出，现在中国高层领导层的位置比以前扩大了,现在它是一种技术专家治国。领导层的更替程序从可预测性上讲变得更规范化了。

　　本评论尚未特别关注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著作,但如果不论述中国国内的运作机制，外交这一问题是很难理解的。郝志东，一位来自澳门的政治社会学家,探究了海峡两岸的思想家们关于台湾和大陆之间潜在联系的各种观点。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研究了中国城市新兴的中等收入群体在对外事务中的关注点,特别是中国的外交官得以适应国际制度的机制。杰弗里·勒格罗（Jeffrey W. Legro），虽然不是一个中国通，但是建议美国决策者们不只是要包容、接触或者防范中国，而且要鼓励中国那些能为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服务的观念和制度。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将会是安全的，只要这一结果是中国的国内政策所带来的。谢淑丽（Susan Shirk）同样指出，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处于和平状态还是侵略状态这一点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内政治。

　　来自中国的不同学者,如王缉思或阎学通，影响着西方人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思考，使其以更理论性的方式来进行思考。郭苏建，一位来自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政治科学家，领导了一群学者，他们最近出版了一批关于中国崛起、新的外交政策以及新的和谐世界观念的著作。关于这一领域或者中国政治学的其他任何分支领域，本综述都没有办法引用已经发表的有关外交的国内政策的所有重要的文章和著作。由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和陆伯彬（Robert Ross）共同编辑的一本新的著作《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新方向》，既涵盖了一些持久的话题，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主题：如何防止台海战争?中国与邻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的关系是怎样变化的?公众的看法和认同是如何特殊地影响着与美国的关系的?全球贸易是如何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2009年的经济衰退必然会招致对最后一个问题的更多研究。这些研究将推动如下在本世纪头五年已经明显的趋势：将中国的外交政策更紧密地与中国国内的群体联系起来。

　　不断增长的中国实力已经被用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术语进行了不同的描述。史蒂夫·陈（Steve Chan）从经验和理论两方面提出理由论证说，权力从美国向中国的转移不可能导致战争。其他人提出，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战争的重现至少是可能的，在修昔底德描述的战争里，雅典的民主和斯巴达的专制互相攻击。明智的理论应该为防止类似悲惨结局出现的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因为中国的国家规模，在某个时期的中国对于爱国偏执狂的崇拜看起来似乎很奇怪。中国的精英们已经看到，超级权力在像索马里和伊拉克这样的地方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但是他们仍然倾向于以抽象的等级结构术语来思考全球政治。如果他们想获得世界霸权，而不是安全和繁荣，他们的境遇也许不会比美国好。也许他们不会找到更富有成效的可能性，除非他们可以决定把他们自己的国内权力分离开来。他们可以授权不同类型的机构去选择有作为的领导人，这些人将会履行现代国家组织所要求完成的多样性的任务。

　　政治平等

　　西方国家的许多政治学家把民主和选举混为一谈。他们想要忘记1933年人们投票支持希特勒那件事——或者是在亚洲，1965年或1969年马科斯选举的胜利，或者泰国的他信在2001年或2005年取得的一面倒的选举胜利。民粹主义独裁者常常利用选举的合法性来终结自由主义。大多数亲美派，他们那种想要从人数上找到权力的愿望已经主宰了政治科学，则不愿意强调民主下滑这一事实。

　　乡村选举因此得到了各种自相矛盾的评价。很少有中国政治学家（他们与书生气的学者有所不同）能确信，中国的全国性选举对自由而言是安全的。但他们知道，研究其他领域的许多一起合作的专业人士倾向于把中国的乡村选举看作全国性投票选举的运行测试。西方同行的模式化研究方法很奇怪地忽略了来自各种不同思想家关于民主的警告，这些思想家包括亚里士多德、赞美贵族的托克维尔、实用主义者麦迪逊以及沉浸在民粹主义但反对空谈家（anti?theorist）情绪中的沙奇奈德尔（Schattschneider），或者还有孔子。中国政治学这一领域处于得天独厚的位置，不仅扩展了未来对于现代治理的各种理解，方式就是对其进行调整以更好地适应亚洲的各种传统。而且，它也同样处于这样一个有利位置中，即提醒西方政治学家看到了他们在热衷于点人数的时候忽略了的他们自身思想遗产中的那部分东西。

　　王旭（音译。——译者注）、庄梅林（Mayling E.Birney）或者蔡永顺等人揭示了，受控制的选举被用于寻找那些能够服务于北京威权体制的整体利益的地方领导人。其他人如钟扬和陈捷则认为，大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太关心投票选举。胡宗泽指出，在中国多数人不期待去控制中央政府。

　　李成以及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和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已经编辑了关于那些试图猜想未来中国的政权形式发生变化的最可能的进程的西方学者之间争论的文集。赵穗生以及苏珊·奥格登（Suzanne Ogden）、吉利和许多其他人，都撰写了寻找中国民主化条件的著述——然而，傅礼门（Edward Friedman）和麦康勉（Barrett McCormick）等其他学者认为，民主主义者高估了这种变化的可能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控制和以前一样强大，也不意味着它非常宽松。卢宜宜表明，中国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比学者以前所认为的更自主。此外，由地方团体所创办的非政府组织往往比先前所报道的更受官方限制。

　　一些人惧怕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这样的思想阶层之间任何潜在的关系。所以正如李静君（Ching Kwan Lee）所说的，“基层行动主义”（cellular activism）是唯一可行的方式。这种情形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但它影响了学者们对当前中国政治表达类型的理解。

　　中国共产党要防止不满和利益成为开放政治中的粘合剂，但无论如何，这些都会沿着平行向量（parallel vector）对列宁主义制度产生压力。因此，正如周学刚（音译。——译者注）所论证的，它们获得了一些集体性的力量。有三位研究者已经类似地表明，一些常常非法的或者没有注册的但并没有被积极压制的宗教团体，也有过类似的影响。

　　这些官方的努力并不总是成功的。并不是所有在中国出生的政治学家都为中国的政策辩护。裴敏欣认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将难以维持，他认为向民主的迈进在短期内是不太可能的。中国的政治渐进主义（这常常与结束了苏联的休克疗法形成对比）容忍了腐败对效率和公平的侵蚀。不过郭苏建和其他一些学者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论述了中国政府面临的国内问题和挑战，以及中国对“和谐社会”的追求。

　　白鲁恂（Lucian W.Pye）在对美国政治学协会发表的主席演讲词中，预言“极权主义的危机”“将不必然产生民主，而是一个不符合我们传统类型的部分自由、部分专制的体制”。大多数政府，包括那些针对大多数职位举行选举的国家，实际上都采取这种混合形式。因此，中国学者在未来应该能在比较政治学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政治科学

　　半个世纪前，也就是在1959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和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以及福特基金会一起，组织了一个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这一创举使得英语国家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变得比20世纪50年代更加成熟。自那时起，学术研究经历了好几个发展阶段。许多类型的支持机构对维持较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是非常有益的。首先是大学，它为大多数的学者和教师提供了专职工作。该研究领域的第二大支柱是刊物和杂志，创办于1960年的《中国季刊》在很长时间里是至关重要的，后来加入进来的有《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现在改名为《中国研究》）和其他的刊物。《当代中国杂志》、《近代中国》和《中国政治学刊》,都是由在中国出生的学者创办的，这些期刊已经为发表研究成果提供了新的阵地。

　　另一种基础组织,特别是对那些不是中国人的研究者而言,就是语言学习的机构。这些设立在中国的语言学习机构（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南京大学共同创立的语言学习项目）的定位遵循了很久以前就设定好的斯坦福模式，其时斯坦福大学（后来和其他大学合作）在台湾国立大学的校园创办了一个面向研究生的语言学校：美国的好几个机构现在都和中国的大学联合，以提供不仅仅针对它们自己的学生的语言课程。

　　现在隶属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作为一所研究型资料库仍然保持着其重要性。它最近的研讨会，特别是以研究生论文为其特色，已经接近一半使用英文一半使用中文。中国政治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组织的研讨会既在美国的大学也在中国的大学召开,情况基本相似，并且也有许多资深学者参加。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有着丰富经历的政治学家的增多，极大拓宽了进行访谈、调查和收集文献资料的研究场所的范围。这种联合安排（joint arrangement）所带来的进行归纳研究（inductive work）的各种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美国政治学专业的演绎准则（deductive norm）的作用。

　　研究者们关于他们自己以及自己国家的问题的著述所涉及的程度比他们通常所承认的程度要更深。在冷战的高峰期,大多数关注中国的英语国家的研究者都会受到研究者本身对北京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之间对抗所作出的不同反应的影响。爱国主义或反沙文主义融进了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同的分析结果。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研究者认识到亚洲人也可能是爱国主义者。他们认为看到了来自东方的光明，许多人在那个时候不仅接受了文化大革命，而且也理解了越南的爱国运动——但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发生在东亚。

　　中国的政治史有助于形成西方学术的传承。很久以前,正如西方人所认为的那样，关于中国的大问题关注的是在1949年达到顶峰的中央集权主义者革命的各种原因。这一革命运动影响了社会或国家的基础，带着某种程度上暂时的或可预见的确定性，这主要是因为有着受过教育的领导者还是因为乡村农民，主要是因为革命思想的闪烁火焰还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中国人都面临的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日本占领期间的问题）？随后，当学者试图了解20世纪50年代的运动时，尤其是大跃进时，他们追问，人们怎么可以设想共产主义准则和高压政治就已经有能力去巩固这个国家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主要的困惑就是要弄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人变成了“非中国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彼此之间变得很暴力和没有礼貌。然后，改革为什么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及它是如何扩展开来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终结了有效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在随后发生的通货膨胀和天安门事件之后,主要问题又转变为：共产党是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重建自身的？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很自然地集中关注着中国较突出的问题，而不是在努力寻找普遍的政治规律。

　　然而，研究人员要维持生计，所以他们接受教职。美国政治学在所有领域都使统计学研究拥有了高于非统计学研究的优势，不管其在政治学知识方面带来了怎样的结果。所以中国通们不断地得出、发现并认真处理着各种数据，期望这些数据是有意义的。

　　在美国，大学的各种规则也趋向于阻碍各教授得出有关中国政治的统一的整体观点。不像欧亚大陆的国家，如拥有《我知道什么》丛书的法国，用英语撰写的学术著作大部分属于专题论文，尽管出版社的编辑想要的是教科书。已经出现了一些关于中国政治的概述性著述。一些作者，比如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马克·布莱彻（Marc Blecher）和詹姆斯·王（James Wang）已经撰写了能在课程中使用的有关中国政治的通论性著作。更多的文献在我的个人网站主页上有提及，但也仅仅列出了用西方语言撰写的著作。郑永年、卢宜宜和我当前正在为劳特里奇出版社编辑一部四卷本的用英文撰写的关于当前中国政治的文集。这个领域的参考书目增加得如此之快，以致没有人能完全跟上它的速度。

　　实际结论

　　研究领域发生了变化。如果这一领域没有发生变化的话，关于这一领域状态的文章就没有必要存在了。然而，这一问题也不只是分析性的，它要求采取实际的工作和行动，来进一步提高有关中国政治的国际性思考的质量以及那些支持这些思想家的基础组织的质量。这一学术研究的未来活力可能取决于两个因素。

　　首先是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修正方法论上的狭隘性，这种狭隘性极大地使世界中的现实政治变得隐晦不明，而使我们无法对其进行慎重的研究。在特殊情况下，政治学家应该采纳孔子（或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类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在集体中习得偏好。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对于社会的理解如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一样是必要的，这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在这一领域中已经得到了过多的夸赞。任何不能够说明实质性偏好的来源而仅仅是以最低限度要求的形式对其作出假设的解释，都是不充分的。个人总是行为者，但只有当他们被社会化后，他们的行动对他们自己而言才具有意义。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是美国自由意志论所孕育的，尽管它不可能提供有关任何国家的完整的政治图景这一类的东西。未来来自中国研究的更好的方法可以促进对美国现实政治的理解。

　　第二个因素是，华人学者在何种程度上将继续成为我们这一研究领域重要的贡献者。包瑞嘉（Richard Baum）已经注意到，进入美国大学学习政治学以获取博士学位的中国人的人数在本世纪已经下降。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接纳了日益增多的来自中国、计划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申请者，这些人原本计划前往美国。这种下降部分是由于政治学专业的知识萎缩（intellectual cramping）所引起的。录取委员会委员们，如果他们中包括那些不关心政治的博弈论学者和统计学家，或者那些眼界太狭窄而没有注意到他们也属于区域研究的美国问题研究者，就会忽视中国申请者自然而然地给关于这个星球上人口最多的政治组织的研究所带来的语言和文化上的优势。2009年的经济衰退,尤其是当它影响州立大学时，可能会加剧这一问题。

　　然而，有一种方式可以弥补这些影响：那些主要大学的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应该在回复那些来自中国的政治学申请人（任何种族）的邮件时变得积极主动，同时能向其他领域的申请委员会的同事进行游说，让他们录取那些能力强的学生。一些申请者的论文可能暗含着未来不那么排外的美国政治学所必需的那种学术勇气。

【毕文胜】：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