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中国政治学杂志》2009年6月号刊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以及政治学系教授林恩·T.怀特题为《中国政治研究：此领域的研究状况概述》的文章。作者认为，近几十年来，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者所关注问题的范围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但是，回答这些问题的经验研究的深度已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一个原因是中国出生的研究者和华裔美国研究者在增多。另一个原因是在改革开放后，学者有更多的机会使用地方信息。而此领域的未来发展可能会丰富美国当前的政治科学，为了充分研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政治组织的需要，将要求新的研究方法的出现。

　　关键词：中国政治;合法性

　　导论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英语国家的中国研究的主要变化来自美国华裔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籍学者的大量加入。这些研究者绝不是完全都同意彼此的观点。他们的共同影响，加上中国对更多不同类型的国际研究者的仍带有迟疑的开放，已经使得对中国政治中那些不断出现的问题的经验研究有了改进。这些问题互相关联，并且大部分问题不是新出现的。下面是其中的一些问题。

　　中国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如何对政治产生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官方计划体制的衰退是否削弱了政府的权力?这些变化是否不仅预示了一个(在2009年经济衰退期后)最终更强大的中国，而且也预示了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党正在走向终结吗，接下来将又发生什么?中国共产党如何巩固它自身?如果可能的话，在什么情况下，中国的精英会采用一个自由的政权形式?

　　近些年来，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和干部的专业化，是否仅仅只是重塑了准儒家式的官吏，以及不仅对普通公民而且也对军队发号施令的技术官僚?或者相反，中国是否正在经历一种向那些能收买政府的准资本家所把持的统治缓慢转型?或者，中国将要转向另外一种领导形式?

　　从短期或长期来看，新技术尤其是手机和互联网是如何影响人们关于政治的认知的?中国的政治文化及习惯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吗?或者相反，它们仅仅是重塑自身以适应新的环境?再或者，它们在以某种可以进一步定义的方式发生改变?

　　中国，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完全有可能在某一天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若是如此，那么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将会改变中国的政治吗?以什么方式改变呢?随着其经济增长以及爱国主义自傲感对北京领导人的影响，中国在外交关系上是否或多或少已经变得不那么保守?在台湾(中国将其视为它的一个省)问题上将会发生中美战争吗，或者这一战争是能够避免的?中国的国内政治是如何衍生其对外政治的?

　　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有因果联系的，在比这篇短小文章所可能引用的更多的著作和文章中，政治科学家最近面临着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对于许多问题而言，其答案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是不同的。在1969年形式化的中央集权(它是以试图统一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巅峰之后的不同的历史周期，其中一些问题也可能得到不同的回答。这些历史周期包括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一时期值得比现在已经进行的更多的研究)，1976—1978年的转变时期，1978—1985年绝大部分经济计划终结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通货膨胀和政治动乱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共产党努力重建自身的时期，以及2000年以后中国崛起得到国际公认的时期。

　　近来，学者们用来回答有关中国改革的那些具有因果性问题的各种因素，涉及以前的学者们用来解释这个强大政府在1949年的建立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各种运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所有全部因素。有些学者强调组织化的领导，特别是来自政治体制上层的观点和政策;而另外一些人则考察了累积起来的基层社会变化的重要性。一些描述主要运用了农村地区的信息，这些信息或者是关于农村工业兴起的，或者是关于乡村的团结的，或者是关于选举的，或者是关于农民运动的。另外一些描述则主要运用了关于城市的研究资料，强调城市居民的创业精神和在科技方面发挥的作用。一些解释依靠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意图;另一些人根据所有参与者都面临的正在变化的意想不到的环境解释了政治的发展。有些描述旨在获得理论体系的完备性，而另一些人则承认不确定的偶然性的作用或者宣称他们的结论并不是广泛适用的。这些维度实际上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的所有解释——但是它们在解释当代中国的迅速变化的各种努力中特别明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学的关闭对后来西方关于中国政治的学术研究的质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整整十年的一批拔尖的中国学生在1977—1978年进入高等学府。许多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中国大学毕业，同时他们常常为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纷纷进入美国不同的大学学习。他们的智力是超群的，他们想要了解中国的政治的意愿同样如此。他们是多产的著作家。许多人在美国大学获得了教职，现在被长期聘用。少部分人，如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或者贾庆国，清华大学的崔之元或者阎学通，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以及其他人，已经返回到中国担任重要教职。郑永年在新加坡;吴国光在加拿大。这里当然没有足够的篇幅一一列出那些所有现在在美国教书的人的名单。他们现在都是资深的学者。无论他们在哪个国家工作，这一批参加了1977—1978年高考、后来取得美国博士学位的人不断激发着我们这一领域的研究活力。

　　亚洲籍和美籍学者经常合作发表著述：如李连江和欧博文(Kevin O?Brien)，吕晓波和托马斯·伯恩斯坦，陈佩华(Anita Chan)和乔纳森·安格尔，尤赖义和马克·塞尔登，唐文方和白威廉(William Parish)，李红兵和罗思高(Scott Rozelle)，蔡洪滨和丹尼尔·特瑞斯曼，杨东宁和菲利普·斯托里，李成和我自己，还有其他合作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和资深美国政治家的顾问都从那些原先来自中国的学者中涌现，如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裴敏欣和布鲁金斯学院的李成。其他人，如在海军学院任教的邓荣(音译。——译者注)、美国美利坚大学的赵全胜和乔治梅森大学的万明，他们能承担这样的角色部分原因是他们居住地靠近美国的首都。学术机构中的中国研究项目现在常常被中国出生的中国学者所领导。刘亚伟在卡特中心领导着这样一个项目，而赵穗生在丹佛大学同样领导着这样的项目(由赵穗生创办和编辑的《当代中国》杂志就在丹佛大学)。郭苏建和郭宝刚、吉恩-马克·F?布兰克查得(Jean?Marc F?Blanchard)一起，领导着旧金山州立大学美中政策研究中心，他还编辑了《中国政治科学杂志》。由于篇幅所限，不能更完整地一一列出这些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学者在组织管理和编辑出版方面做出的贡献。

　　这篇简短的文章不能涵盖在最近这些年中所有发表的关于中国政治学的优秀成果，它主要提到一些有选择的关于研究方法的例子，这些对未来有着重要意义。同样，本文也没有足够的篇幅去概括使用日语、法语、俄语、韩语和其他的语言——特别是汉语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新的学术成果。然而这篇评论也并不是只限定于最近的成果。本领域中一些经典的及旧有的讨论也是值得提及的，因为它们为现今所关注的问题提供了框架背景。这些思考以及关于这一领域支撑性的基础结构的历史发展的观点将推迟到这篇评论的结尾部分，在那里它们对于最近的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可能更清晰。这篇关于“此领域状态”的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概括最近的各种发现。但是，它也更应该把这些与政治学中的专业趋势更广泛地联系在一起。周边的学术界以不同方式影响着我们的这一研究领域，尽管来自中国的数据产生的影响应该更大。

　　政治合法性

　　民主国家的政治学家比过去的政治学研究者更少关注合法性。原因可能是民主国家举行选举。投票方便于对统计数据进行处理，在西方经常被认为是唯一使政府变得合法的严肃方式。但是，中国发生的后共产主义的变化，加上在中国人当中持续而频繁出现的认为“思想”引导行动的假设，已经把关于旧的政治体制的各种研究区分开来。许慧文(Vivienne Shue)就中国的合法性基础发表了相关著述，认为其基础在于国家繁荣、社会经济福利以及宣称掌握了普遍真理。有些人，如皮特·海耶斯·格利斯(Peter Hayes Gries)，已经探讨了中国的政治参与者利用民族主义的诉求来支持或者反对政府的一些情况。正如裴谊理(Elizabeth Perry)所论证的，对中国的领导层而言，经济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的合法性。

　　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不满状况在1989年后多少有所改变。到本世纪头十年的中期为止，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较，客观来说，存在更多的反对者和反抗活动。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指出，在1994年到2004年十年间“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从73万人增加到376万人。而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次数在同一时期由1万次上升到7?4万次。他可能还低估了后者的数字。抗议活动现在趋于正统主义的、反应性的(reactive)和利益驱动的，而不是革命性的、主动性的(proactive)和理想主义的。社会不满现在常常是源自底层官员对普通公民在工作、工资、土地和正常的家庭生活方面的传统权利的可能的或实际的剥夺，很少是基于其他新的主张。他们常常是针对当地官员，而不是任何共产党的高层领导者。

　　王正绪、欧博文和李连江以及其他人已经揭示，中国公民对地方官员的信任往往要远低于对国家领导人的信任。中国人会向高层领导人请愿，希望他们多多行善;但是他们会找到理由指责他们的直接领导人的腐败和寄生性。史天健和唐文方等学者已经做了现代模式的政治调查，特别是在北京，以求找到公共舆论的原因。

　　胡锦涛领导下的当今中国政府把稳定看成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另外一些中国传统强调一些有时与稳定处于紧张关系的因素，例如至关重要的公平和正义。即使稳定与经济发展并不等价，但经济发展确实可以巩固稳定。不同的合法性来自不同的话语;并且，从长远看，中国人可能想要得到他们所认为是好的一切东西。他们的地方及中央政府将受到压力为他们提供很多这样的东西。

　　最近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来自政治效能而不是政治平等的合法性问题。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蔡晓莉的《没有民主的问责制》。看到中国乡村政府在道路、学校、自来水的提供方面存在差异，蔡晓莉想询问其原因。有些地方的领导人能提供公共物品，是因为他们的地区富裕，还是因为他们与党的更高层官员有更好的关系?与当地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群体的团结相比，这些因素最后被证明从统计数据和文献方面看都显得不那么重要。这样的连带关系对官员们施加了非正式的问责。蔡莉莉是一个美国人，但她的发现却恰恰是中国特色的。

　　一些中国的地方官员违反大集体的规范准则，而常常声称要紧密组织起小群体。官员窃取国有或集体企业的利益是中国腐败的主要模式。吕晓波称这种模式为“掠夺的社会主义”(转译了菲律宾人保罗·哈奇科福特的术语“掠夺的资本主义”)。他和丁学良列举了官员通过盗取公共财产而中饱私囊所使用的手段。任何认为中国籍的学者无法揭发这种丑闻的人都应该意识到，这些学者具备很好的条件去搜集大部分关键性的材料。

　　在中国，私人的强制性人际网络已越来越重要了。许多学者，如孙岩、宫婷、安德鲁·魏德曼、吕晓波和邝泽倩(Julia Kwong)在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包括卢兆兴(Lo Shiu?hing)、墨宁(Melanie Manion)等许多学者也已经在研究香港和澳门，包括中国大陆的地下活动与其邻近地区的地下活动之间的联系。一些网络有时还从事犯罪活动，诸如非法毒品交易、非法赌博和卖淫活动。

　　地方政府官员向贫困人口征收的高额税收或费用已经威胁到了地方领导人的合法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下降，地方得到的财政补贴下滑，这一问题就一直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焦点。90年代，内陆地方政府的税收也有所下降。不仅包括约翰·詹姆斯·肯尼迪和其他人，还有汤姆·伯恩斯坦和吕晓波，研究了公共基金的缺乏对政治的影响。杨大力出版了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展示了1989年后中国在政府财政及其他许多方面是如何改革的。崔银璟(Choi Eun?Kyong)正在酝酿另外一本关于90年代中期税收改革的著作，想要揭示地方领导人在何种程度上，官方地和非官方地利用国家命令——甚至中央集权的命令——来扩大他们自己的收入。她的著作将对当代中国进行比较研究，关注那些支撑或破坏税收体制的效率的因素。农业税被废除，乡村政府到了21世纪极度缺钱。中央政策试图杜绝地方官员强加给农民的额外费用。在一个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的收入停滞不前而一些沿海的城市居民却变成了百万富翁的时代，这些费用的征收是被看作不公平的。

　　合法性一直是旁观者所关注的。研究者很自然地都对自己的国家和处境感兴趣。在冷战的高峰期，大多数使用英语语言的研究者关于中国的研究受到了作者对北京和西方资本之间对抗的反映的影响。爱国主义与学术研究混合在一起，带来了各不相同的分析结果。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研究者发现亚洲人也可以是爱国主义者。因为看到了来自东方的启示，许多人在那个时候不仅接受了文化大革命而且也理解了越南的爱国主义事业——但不仅仅是因为发生在东亚。

　　最近，许多学者开始在调查中寻找真理。政治学家认为这些调查是选举的最接近的合理的替代物。通过点人数来理解政治的努力可能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在探究一个威权主义国家时，这些调查也可能被理解成政治学家掌握的与选举最接近的替代物。这些调查改进了关于中国政治的经验研究和关于中国政治的国际性研究结论的可比性。进行调查的同时使用其他的获取观察性认识的手段很重要，部分是因为调查结果有些时候是依赖于短期的新闻的。

　　中国人口从农村向工厂的流动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它可能在各种不同的移民中激起一种对各种新的公民身份的渴望，但也会带来新的劳动剥削的机会，以及导致那些原来就拥有移民抵达地户口的家庭的新的不满。苏黛瑞(Dorothy J?Solinger)的著作《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农民工、政府与市场逻辑》激起了诸如张莉(音译。——译者注)和埃瑞克·墨波瑞德等学者的进一步的研究。王飞凌和迈克尔·杜盾已经研究了街道派出所和政府试图在中国城市地区继续保持的对居民的控制，尽管经济的变化削弱了这种控制。

　　骆思典(Stanley Rosen)指出，中国地方精英的培养机制，尤其是通过教育体制，已经使道德商业化了。杜克海姆可能会为这种现代唯物主义辩护;但孔子可能会憎恨它。团结和信任的当前用途可能与人道的“新儒家思想”相关。

　　平等和技术两者曾经都被看作是现代的。尽管平等主义的“德先生”和技术统治论者的“赛先生”之间协调一致的融洽关系越来不越清晰了，这种关系是上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希望看到的，但是，既不是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也不是受人欢迎的政治家垄断了当今中国的合法性。大众对无能的统治者的担忧仍然超过了他们对缺乏超过半数支持率的统治者的担忧。中国共产党试着满足两方面的条件，但是没有完全符合标准。精英们趋于取得胜利，因为他们也声称是爱国的。努力把现代知识和国家荣誉联系在一起的“科学主义”，是一种诉诸技术治国论的意识形态。它使从关于医学到火箭科学到独生子女等的政策合法化。

　　没有一种对政治文化的单一描述作为理解中国决策的工具是唯一有用的。原因有两个，文化，如果严格定义，总是不连贯的，而不是统一的。从一种文化的某些方面进行的推论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必然与从另一种文化的某个方面进行类似推理得出的结论相同。因此，文化不能在决定论的因果论证中使用，但是，它限制了人们持有其观点或偏好的可供选择的方式。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为他们的拥护者长久服务的一套符号和习惯，在如此众多的不同需求之间，它无需确定地设定某个行为过程就能限制选择的范围。华世平领导了一批学者，这些学者很严肃地看待政治文化观念。并不是所有的政治科学家都会这样做，即使他们应该这样做。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为两套新的用英语出版的丛书提供了基础。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李成正在策划“中国思想家丛书”，并且这套丛书的第一部已经出版。丹尼尔·A?贝尔正在邀请中国著名学者为“清华讲座”供稿，这套书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更早些时候，西奥多·胡特尔译介了一系列由汪晖撰写的关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政治的文章。汪晖是面向中国知识分子的综合刊物《读书》的编辑。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代中国政治精英都同意彼此的观点。作为一个具有各种思想对于政治都很重要的观念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已经很突出了。中国政治的研究者与其他国家的研究者相比，更不可能会忽视对于作为政治因素的哲学和文化偏好的思考。

　　政治经济学

　　最近几年中国的主要变化更少是思想上的。伴随着通货膨胀和调整努力、腐败和繁荣并存的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最近已成为要求与政治联系起来进行解释的主要的综合症状。这种综合症状被称为“改革”，虽然这个词可能会对中央政府是否最先发起改革作出预先判断。这种现象的开端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时的农村领导者获得更多的自治权来创办或恢复工厂。大跃进的后果和对大跃进之后的饥荒的记忆在促进农村自立方面很重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关闭原先用于监管农村领导人的政府机构也具有同样的作用。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在传统的农村富裕地区三熟耕作的增加，加上需要化学肥料和抽水泵的新种子，证明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抬高了物价并且破坏了大部分社会主义计划的农村工业化的合理性。像李红兵和罗思高这样的学者相信创新性的私有化刺激了增长。相比之下，其他人诸如蔡洪滨和丹尼尔·特瑞斯曼则怀疑，中央政府主导的权力下放导致了中国的改革繁荣。玛格丽特·皮尔森表明，至少从1989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建立现代的调控型社会主义——即使是在政府被迫告别了总体计划体制后。

　　马克·布莱彻和许慧文对河北省束鹿县政府进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表明了这些处在中国行政管理关键部位的中层官员对工业化和商业化发展带来的冲击的反应能力。由于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伴随着更高收入的是严重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土壤污染，这些环境问题也在中国造成了各种新的政治问题。这些挑战不可分割地与中国的能源挑战联系在一起。因此许多政治科学家，如易明(Elizabeth Economy)和邓丽嘉(Erica Downs)，已经成为生态学家或者是能源专家，而她们和其他的学者撰写的著作和文章只是代表着可能在未来几年内会出现的这些研究发生井喷的开始。

　　增长的低效率和非货币化成本产生了政治影响。诸如谢德华(Edward Steinfeld)这样的学者们，不仅探究了中国银行业的“老、大、难”问题，还研究了中国衰落工业的相同问题。中国不同城市中的管理的多样化至少已经成为斯恩(Eric Thun)和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两部重大著作的主题，这两部著作分别探究了汽车工业和高科技产业。这些研究结果是令人吃惊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发现了中国不同城市发展的不同优点。上海在汽车制造方面做得比北京好，但是北京在高科技企业方面比上海强。中国的政治科学家已经扩展到技术领域从事这样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们揭示了不同的地方行政管理模式是如何导致了生产上的相对成功或失败的。正如张跃(音译。——译者注)所揭示的，这种理解政治-经济结果的制度-结构方法(institutional?structural approach)对于理解城市维护中的变化也是很有用的。

　　经济的增长产生了新兴的财富阶层，并且他们彼此意识到对方的存在。然而，至今很少有中国学者愿意称呼他们为中间阶级。正如蔡欣怡(Kellee Tsai)所写的，中等收入或者新兴富裕的中国人多种多样，但是他们很少有兴趣去挑战官员，而是去收买他们。然而，他们通常有一种对自由的渴望。正如周晓(音译。——译者注)所认为的那样，不管政府官员希望什么，新出现的信息和移民的自由流动影响了权力关系。

　　私营和准私营企业家从何处得到他们的资本?中央政府存在着使城市工人继续受雇于原有行业的政治需求，它和银行会支持一些缺乏信贷能力的小型企业。(国民党以往在台湾的列宁主义政权就是这样行动的——那儿的小企业也很繁荣。)这些游击资本家彼此提供资金，甚至当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来自政府官员阶层。有些是当地的恶霸，他们通过残忍的方式在中国建立独立的地方政治组织。

　　陈佩华、李静君(Ching Kwan Lee)、潘毅(Ngai Pun)和其他人利用文献资料、访谈和参与式调查来评估中国出口行业工人正在发生变化的劳动条件。这一领域的多数学者原本是来自香港的女性，她们能够对珠江三角洲，特别是东莞工厂的女性工人面临的正在变化的劳动条件，进行细致的研究。2009年全球经济放缓严重影响了她们所研究的劳动者，最新的研究肯定会很快出现。

　　大型国有企业里的工人，特别是中国北方的工厂或者其生产主要不是针对出口的工厂中的工人目前的条件近来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调查。比较政治学家，例如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和他的合作者声称，在民主的政府形式已经出现的大多数国家，工人的参与是形成自由民主的一个关键要素。因为那些试图预测中国是否会走向民主的西方人抱有巨大兴趣，所以，现实存在的无产阶级政权仍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研究领域，特别是由于2008—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了更多的中国工人失业。玛丽·盖勒(Mary Gallagher)指出，全球贸易和投资将使中国由劳工发起的民主化处于非常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至少在短期和中期来看，全球化延缓了民主化。裴谊理关于好几个时代的中国劳工政治的著作，为未来研究这一重要课题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未完待续)

　　(译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