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型社会”是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提出的概念。在其著作《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作者认为：近20年来，日本社会中原本人数最多的中产阶层，除一小部分挤入高收入的上层社会外，更多的沦为中低收入甚至低收入阶层。这使得原本呈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的中间部分日益凹陷下去，人口分布往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端移动，出现了一个拥有两侧双峰的阶层社会，即“M型社会”。用简单的话来概括“M型社会”的特征，就是中产阶层日益消亡，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社会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M型社会”的危机之一就是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我们知道，消费是带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而中产阶层从来就是社会消费的主体。在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的国家中，中产阶层的消费应该占到总消费的60%左右。而中产阶层队伍人数的逐渐缩小，其直接后果之一是全社会消费乏力，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大前研一在其著作中论述到了这一点。

　　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中产阶层占据社会主导地位，“日本的社会精英和新进员工的收入差距只有8倍。这种没有贫富差别的均质性社会，是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当然，这不仅仅因为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足以支撑他们较高的消费，更因为在日本的终生雇佣制度下，中产阶层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稳定的生活预期：“年轻时虽然薪水不高，但是往后一定会加薪、升职，最后总可以升到中上阶层，退休之后也有足够的退休金。”这样，中产阶层就敢于消费，而强劲的中产阶层消费需求反过来也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

　　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展开，尤其是日本本土特色的员工终身雇佣制以及与之相随的年功工资制度的瓦解，原本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被美式“里根主义”(以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思潮——编者注)市场规则冲垮，中产阶层中绝大部分“下流”到中低收入阶层，“M型社会”形成。一方面，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本来就不强，更何况对未来预期尚不明确，因而不敢花钱;而另一方面，“M型社会”“上层阶层的收入虽然增加了，但能满足他们需求的高级百货商品却非常少”，即上层消费主要是购买来自欧美的奢侈品。所以，日本社会总消费需求不断下降。按大前研一在著作中提供的数据：日本全国百货公司的营业额在1991年为9.4万亿日元，而到了2004年，一路下滑到7.4万亿日元。也正因为总消费需求不振，日本经济增长出现了近20年的低迷。

　　以大前研一的论述比照中国现实，尽管我们没有出现经济增长低迷，但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总根源是消费需求不足则是无庸置疑的。

　　再进一步深究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也与下述事实相关：首先是没有一个有强大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支撑社会总消费;社会保障不健全，使得脆弱的中产不敢放心消费，要把钱留着用于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也造成了“有钱人不需要买东西，想买东西的人没有钱”的现象。但与日本不同的是，日本“M型社会”的形成更多归因于中产阶层的“下流”，而中国可能是中产阶层仍未成形，就已受到各种经济社会体制打压，使得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少数高收入者和多数中低收入者两个“峰值”。

　　社会戾气增长的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说全球化可以依靠外部市场需求，以纾解“M型社会”中由内部消费不足带来的经济增长困境，那么，“M型社会”的社会政治代价则更为严重。

　　中产阶层曾被普遍认为是维护社会健康秩序与稳定的中坚力量，因为这一阶层的确受惠于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市场经济给了它们施展才华的舞台，市民社会使它们享受到世俗给予的地位。正如美国学者C・赖特・米尔斯在其名著《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说过的，这二者的结合使得“中产阶层可以不受干扰地对自己的能力形成深以为然的幻觉，对制度体系产生共同的信赖感”。即它们一般情况下是崇尚能力本位的，因而也对根据能力分配资源的、正常的市场制度抱以欢迎的态度。同时也正因为对市场的信赖，其生活状况又更取决于市场正常运作的程度，它们对于类似权钱勾结、黑箱操作等可能侵蚀正常市场体系的任何异常，也格外敏感与反感。所以，中产阶层被认为是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的“看门狗”。而随着“M型社会”的出现，中产阶层人数越来越少，意味着维护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正常秩序的力量越来越弱小，因而，社会会滑向非秩序化方向。

　　一个正常社会能够维护其秩序，除了依赖于中产外，更依赖于社会能够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上升“管道”。市场经济给每个人最大的“心理安慰剂”，就是保存了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人上人”的梦想。而中产阶层的存在又在其中发挥了最大的效用：中产阶层流动性强固然使得这一阶层本身出现“身份焦虑”，但却使更低等的“小人物”看到了希望：当边上的“小人物”上升为“中产”，过得起悠闲与享受的中产生活，更多的“小人物”会认为自己也有上升的可能，于是会更努力地工作。因此，一个社会中，中产阶层越强大，“小人物”上升的“管道”就越畅通，社会也更有活力。

　　但在“M型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小人物”看到的可能是另一番景象：身边辛苦打拼了十几、二十年的“前辈”仍蜗居地下室，而社会中少数人却能巧取豪夺、非法暴富;而在“M型社会”形成后，正如“M”这个字母的形态所昭示的，从中低收入阶层到高收入阶层，中间有一条巨大的难以逾越的“V”形鸿沟。此时，无数“小人物”会意识到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上升。一个阶层分化的社会也将是一个充满暴戾气氛的社会——既然无法靠正常渠道获得应有财富，那么只有依靠暴力进行强制再分配。

　　应该说，即使在正常的社会中，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可能发生，但如果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存在，则可进行有效缓冲。带有保守色彩的中产阶层总体上是希望社会稳定的，一旦冲突产生，作为中产阶层的主要成员——企业中的中层管理者、政府的中下级公务员以及“白领知识掮客”等，总会挺身而出，避免社会的最上层与最下层产生面对面的冲突，使得冲突不会呈现出板块碰撞时的剧烈程度与颠覆性。经过中产阶层在其间的有效沟通，最上层与最下层由谈判与妥协达成“最低共识”，最终社会的矛盾与对抗以“改良”的形式实现“软着陆”。但在“M型社会”中，中产阶层不仅因其弱小而无法填充上层与中下层之间的鸿沟，更为麻烦的是，从中产阶层“下流”到中低收入阶层的人群本身也会出现价值观上的“下流化”趋势，即这一群体性格特征也将变得日益没有耐心甚至暴戾化。

　　英国两位公共卫生专家威尔金森和皮克特在研究社会不平等与暴力犯罪之间关系时指出，暴力是“试图抵御和清除凌辱及羞耻感——一种无法忍受和难以抵御的痛苦情感——代之以它的反面：骄傲的一种行为”，而“一个人失去了骄傲便一无所有”。正因为如此，失去中产地位的人群最容易感觉自己人格被凌辱与被践踏，“为了挽回面子”而成为社会施暴者。与上述观点对应，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家凯文•菲利普斯提出了“战神”这一概念。所谓“战神(MARS)”，是“中等美国人激进派(Middle American Radical)”的缩写。自“里根主义”盛行始，美国富人越来越受到宠爱，而社会中凝聚力极强的“凶猛少数”如黑人及工会工人的利益也不敢被疏忽。只有中产阶级成了新的“孤儿阶级”：他们循规蹈矩地工作纳税，没有富人阶级避税漏税的窍门，而他们所得逐年递减也无人理会，还要忍受着税负不公平和资产价格飞涨，这种被弃的孤儿感及受害感，使他们日趋疏离和激进，最终成为愤怒的“战神”。他们中许多人成为街头运动的主力，少数人甚至成为恐怖分子或暴力犯罪分子。

　　所以，在“M型社会”中，中产不仅不能减缓社会冲突，甚至可能成为社会冲突的另一股力量。于是，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场景：“绝望的下层”与“愤怒的中层”相结合。一旦这种结合完成，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社会危机甚至动乱也许就不可避免了。

　　中、美、日的社会结构状况及前景

　　就今日的美国与日本状况客观而论，出现这种前景的可能性尚很微小。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几年前的一项调查发现，50%年收入在2万到4万美元的家庭，38%年收入在4万到6万美元的家庭和16.8%年收入11万美元以上的家庭都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美国家庭仍然具备中产阶层意识，“战神”只是少数而非普遍。大前研一对日本前途的预期则非常悲观，认为“最糟糕的‘剧本’就是：年轻人拒付年金，不缴纳社会保险费，完全舍弃老年人;小巷里到处都是三餐不济的流浪老人，对将来不抱希望、丧失工作欲望的年轻人，铤而走险四下犯罪。社会陷入混乱，日本极有可能因此成为一个荒废的国家”。但大前研一也承认：就全球范围而言，一方面日本中产阶层人数仍稳居前列，另一方面，即使是“下流”到中低收入阶层的人群，他们的收入水平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中产阶层的收入。这为日本社会在陷入他所预言的“混乱与荒废”之前有足够的回旋空间。

　　这里我不想预设中国“M型社会”的前景，因为这注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但我认为，中国中产阶层成长过程中的一些事实应该能够得到确认：比如，社会分配不公已经深度冲击社会各阶层依靠“诚实、敬业、合法”致富的“中产阶层价值观”;“官二代”、“富二代”现象的普遍化几乎堵死了穷苦人的子弟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唯一渠道;这些穷苦人子弟即使通过打拼侥幸获得一份工作，但由于无法得到任何“后援”，连购买一套住房在城市中安家也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企望;而好不容易混上“中产”的白领们，也整日生活在沉重的房贷、子女上学与就业竞争压力之下。而在中国，由城市农民工及下岗失业职工为主体的“下层”，与“城漂大学生和有着焦虑症候白领为主体的中下层”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们之间的结合没有任何障碍。他们结合的前景给中国未来社会政治造成的复杂性，相信会远超美国与日本。

　　“参与式改革”：告别“M型”社会结构的重要路径

　　如何实现“M型社会”向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复归，或者一个本来就是“M型社会”结构的国家如何建设“橄榄型社会”，非本文探讨的主题，但笔者仍想赘述几句。

　　大前研一在其著作中提出，重新回到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日本的改革需要改变此前的“提供者的思维逻辑”，而要专注于建设“国民主权国家”，然后“从国民角度思考一切改革”。在他看来，包括小泉改革在内的日本改革，主要是精英在设计，搞成了“打地鼠”式改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道路民营化只是使“原本腐朽的组织更为专横跋扈”，邮政民营化则成了“一出耗资770亿日元的宏大秀场”。因此，大前研一提出，改革的目的应该是“提高生活质量，降低生活成本”，以重振日本的中产阶层;为此国民应该掌握改革的主权动，应该“提高分贝，不客气地要求住宅、教育、车子、饮食，社会福利的成本都应彻底下调”。

　　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的确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近些年来，不少领域的改革，最后都演化成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与服务竞相涨价、所承担的社会福利成本越来越高的游戏，这不仅让民众“闻改革而害怕”，更导致中国本已脆弱的中产因不堪重负而“下流化”。因此，把改革的目的重新调整为简单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尤其是本着“权为民所赋”的立场，让过去由少数政界与学界精英设计的改革，转化为各利益相关方都有平等话语权的“参与式改革”，可能也是中国告别“M型”、实现“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重要路径。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