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政治文化，即指在特定时期某种政治价值主导下的社会文化状态、行为、体制及规范。以中国为例，自1949年以来，可以说已经走过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斗争”文化，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文化，江泽民时期的“市场先行”文化，胡锦涛时期的“和谐企稳”文化，目前正向第五代文化目标过渡。

　　第五代政治文化将对中国以至世界的未来发展，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确实很值得关注和预测。

　　每一种政治文化在推行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利与弊的两方面，甚至比较极端的变异，为社会心态行为及总体演化打下强烈的烙印。于是在政治文化的设计与实行过程中，所最应该注意的便是如何趋利避害，与时俱进，和优化创新。

　　前30年的“革命斗争”文化，既是执政党所特有的指导思想与历史传统的自然延伸，也是寄望于依靠发扬传统，来保持其革命性的一种有意设计，但同时也显露出其对从武装夺权转型，到和平治国的不适应和缺乏经验。

　　“革命斗争”对外时往往会受到综合实力及国家关系等因素的限制，于是就比较容易转向和对准内部。事实证明，用斗争文化来统领和平建设，就象唐吉柯德错把风车当作对手而反复进行无谓冲杀一样，最终沦于瞎折腾和自乱阵脚，并扭曲破坏了文化中的人文互信及务实品格。

　　随后的“改革开放”文化是对极左模式的拨乱反正，是中国社会走向正常化与可持续发展建设的开端。一时间，中国出现了经济领域与政治文化改革齐飞的良好局面。更加可贵的是，中国文化知识界自近现代及“五四运动”以来，所努力推动的民族现代启蒙教育和意识，在几经战争与政治动乱的干扰阻断之后，又得以恢复和重新出发。

　　但在“改革开放”文化的后期，改革与保守双方形成了僵局，经济改革开始超前于政治改革，启蒙思潮也逐步丧失主流。这造成两个恶果，首先就是传统权力结构没有得到及时优化重组；再就是许多意识形态层面所难以撼动的、属于根深蒂固的文化落后与顽疾，尚未得到充分改造。

　　新时期的“市场先行”文化，其积极方面在于中国终于开始系统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束缚，更大幅度地调动起市场力量，迈向经济发展的新台阶，并开始与国际经济体系与模式沟通接轨；但问题是由于经济和金钱单腿超前，滞后的权力管理体系和文化积习意识却踉踉跄跄，由此催生了更多的权钱勾结，官员腐败，畸形致富，及资本原始积累的丑恶重复。

　　近几年实行的“和谐企稳”文化，试图借助中国传统智慧，调理社会中的官与民，贫与富，公与私等复杂甚至严峻的关系结构。譬如其一方面给予了信息和互联网时代的民众以一定权利空间，甚至开始对中下层官员及非政府社会精英的言行，形成了某种大众监督制衡；但另一方面，“和谐稳定”也时常被利用成掩盖问题，逃避责任，和压制批评的借口，从而给此种政治文化的业绩打下了不少折扣。

　　中国第五代领导层目前虽尚未完全掌控局面，但从其出身、成长及发达的轨迹，到对诸如“唱红打黑”，“代代红”一类文化举措的推崇，再到“权为民所赋”等新口号的提出来看，其政治文化取向很可能是“精神振兴”：即把执政党当年在野与建国初期的中兴时代立为精神标杆，同时再揉进当代经济发展因素，意在重拾大众文化的精神和价值支撑。

　　但值得指出的是，在野时期较为融洽的党群关系及“为人民服务”思想，与执政后如何合理运作权力，当属不同的级别和挑战；而建国初期状态的可持续性，早已被历史打上了问号。由此，第五代政治文化是否能超越“红歌新唱”的境界，更多向“现代公民文化”靠拢，是其面对的最大考验。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