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统治的一个特点是，把困难的、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搁置一边，而优先考虑短期危机管理和稳定。正在浮现的人口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21世纪的中国。人口变化发展缓慢，其影响不仅复杂而且长远，中国的不作为已经被证明代价昂贵，如果这种不作为持续下去，代价只会更大。

　　【编者按】作者王丰系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原文China‘s Population Destiny： The Looming Crisis刊登于布鲁金斯学会网站2010年9月

　　当评估中国崛起之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影响时，观察家们大多关注中国的经济，它的能源和资源需求，它的迅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影响，以及它的军备增强和战略野心。但是，所有这些引人瞩目的变化和巨大关注背后有一个被严重忽视的驱动因素：中国变化中的人口结构。

　　中国拥有13.3亿人口，目前依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然而，在十年后不久，这个称号将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印度取代。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因为人口的变化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些变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变化的驱动力，并且将重新确立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总体而言，这些变化预示着不断积聚的危机。

　　有个数字可以很好地描述中国当前的人口状况：1.6亿。首先，中国有超过1.6亿的国内流动人口。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流动人口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第二，中国有超过1.6亿人口在60岁或者60岁以上。第三，中国有1.6亿个家庭，因为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

　　但是这三组1.6亿的人口群体马上就会发生变化。因为自1990年代早期以来的低出生率，中国已经开始进入新增就业者和年轻流动人口持续下降的时期。年轻、廉价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供给的时代已经终结。另一方面，中国人口中60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规模将急剧增长，在短短15年里将增加1亿（从2015年的2亿增加到2030的3亿）。独生子女家庭数量也持续增长，这只会加剧供养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的挑战。

　　为什么我们需要关心这些人口结构的变化？为什么这个被过度使用的标签“危机”会被贴在这些发展缓慢的变化上面？之所以说中国人口老龄化预示着一个危机，是因为它的到来是迫在眉睫和不可避免的，它所带来的难以预料的后果是巨大和持久的，并且它的影响将不可逆转。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而这又是基于廉价的自愿投入的年轻劳动力。劳动力的老龄化将迫使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转变，并且可能使其政治统治更加困难。人口的老龄化将迫使国家资源以及优先性重新分配，因为更多的钱将会流向医疗保障和养老金。

　　确实，对老龄化人口支出负担的增加，不但会转移用于投资和生产的资源，同时还会考验政府满足福利和服务需求增长的能力。两者共同作用：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以及公共和私人支出负担的增长将会带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社会。日本经济的停滞与人口老龄化紧密相关，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参考样本。

　　今天人口结构的变化仅仅标志着危机的开始，如果不马上采取行动将会愈加难以处理，不管是外部世界还是中国政府和公众，对此都没有足够的认识。

　　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人口时代。它的死亡率已经下降到和发达国家基本持平的水平。它的出生率已经下降到比很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还要低的水平，进入全球最低水平行列。中国已经见证了全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随后也将进入相应的城市化的历史进程。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造就了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和城市化。

　　中国的死亡率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已经进入了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尽管农村集体医疗保障体系在1980年代崩溃，食物中毒和公共健康危机（比如2003年的非典）也令人担忧，但中国人口的整体健康状况已经随着财富的扩散有了持续改善。更高的人口平均寿命意味着更多的老龄人口以及更多的服务及医疗保障相关开支的需求。但是对界定中国新的人口时代以及人口未来更加重要的不是人口平均寿命的增长而是出生率的下降。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量少于2个，最近更是下降到了大约1.5个。这个数字是低于更替水平的（维持人口在未来保持它的规模的水平）。

　　中国的低出生率，在最近才被确认为事实，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出生登记和数据收集系统的状况恶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不愿意承认出生率的下降。当前出生率下降的时期早就悄然开始并已持续了十年时间。

　　到了21世纪，中国的人口转型已经不容质疑。现在，中国的出生率水平大约是1.5并且可能更低。在发达地区，出生率已经在十多年里都很难达到每对夫妇1个孩子，这个水平比得上全世界最低出生率的国家了。

　　出生率下降的连锁反应已经在中国各个方面开始显现。在1995年，全国小学共注册了2，530万名新生。到了2008年，这个数字缩减了三分之一，降至1，670万。在1990年，中国拥有超过75万所小学。到2008年，因为出生率下降和教育改革的双重影响，全国的小学数量降到了大约30万所。

　　这些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将会比其它经历了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的国家来得更加令人胆战心惊。原因不在于中国人口的规模，而在于中国完成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到低转变的速度。

　　中国主要的出生率减少用了更短的时间。从1970年到1980年，在仅仅10年的时间里，总和生育率（TFR）从5.8降到了2.3，是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无可匹敌的。和西欧国家相对照，它们用了7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使总和生育率从5下降到更替水平，而中国仅仅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同样的过程。于是，在2008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从1990年的千分之十四和1970年的千分之二十五下降到只有千分之五。这个压缩了的人口转型过程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意味着中国将没有更多的时间做社会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准备以应付迅速老龄化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挑战更加严峻，因为这个国家正在同时经历着经济上涨和人口迅速变化。当中国不断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它不仅需要，比如为政府项目覆盖下的老龄人口提供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还需提出如何扩大覆盖范围到那些不在这个系统中的人口。

　　噩运来临

　　中国在过去20年里令人惊讶的经济发展发生在一个得天独厚、独一无二的人口背景下。但是中国从这个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中得益的时期正在终结。

　　经济增长依赖于几个基本因素。除了制度安排之外，还有资本、技术、市场和劳动力。在中国的例子中，国外直接投资，特别是那些海外华人，不仅带来了资本，还带来了技术和管理。国外消费者的需求，尤其是美国，为中国出口产业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市场。但是单独资本，技术和海外市场不能使中国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成为国际工厂。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依赖于另外一个关键要素：年轻并且极具有生产力的劳动力。

　　这种劳动力，一个不可复制的历史现象源于快速的人口转型，在中国经济即将起飞的时候幸运的降临。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生的大批人口在经济起飞的时候正处于他们生产力的顶峰。这样的好运气，用人口红利来测量，估计在1980年和2000年带来了经济经济增长的15%到25%。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已经用尽了它的人口运气，也就是以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之间的支持率变化来计算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在1982-2000年间，为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中的15%， 而今天，由于有利的人口条件带来的净收益已经下降到了这个数字的五分之一。

　　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增长率将为负数：也就是净消费者的增长率超过净生产者的增长率。从2013年开始，这个负增长率将会减少中国经济增长率至少每年半个百分点。在2013到2050年间，中国面临的人口状况不会比日本和台湾好多少，而会比美国和法国差很多。

　　因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超低的生育率，充沛的年轻、廉价的劳动力很快就会成为历史。20到29岁的工人数量在未来几年内会保持不变，但是在接下来十年内的中期，会出现急剧下降。在2016-2026年的10年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会下降四分之一，从2亿下降到1.5亿。而20到24岁的人口减少会来得更快也更剧烈：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他们的数量会减少将近50%，从1.25亿减少到6800万。

　　年轻劳动力如此急剧减少会带来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相应的新增就业人员的缩减。这还会带来劳动力生产力的深刻影响，因为最年轻的工人是受过最新教育的也是最有创造力的。

　　因为年轻人口减少，国内消费需求可能也会被削弱，因为年轻人也是从结婚宴会到新车以及房屋等方方面面最活跃的消费者。并且，因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角色，它的人口变化带来的影响会超过它的边界。

　　脆弱的家庭，脆弱的社会

　　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口变化的观察家门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了整体或者社会层面的影响：劳动力的规模，老龄人口数量，找不到配偶的男性数量。这个分析层面的担忧通常和国家未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相关。但是中国面临的由于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远远超出经济增长和整体层面的考虑。

　　中国史无前例的计划生育政策--一胎政策，今年到了第30个年头。它已经强制改变了成千上万个中国家庭和宗族的结构。而家庭，除了它的其他功能之外，是小孩、年轻人和老人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支持来源。

　　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了如此长的时间，很多中国的夫妇，特别是在富裕的城市地区，只有一个孩子。当下的政府政策依然要求近三分之二的家庭不能超过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尽管政策实施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有所不同，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几乎全部中国城市的夫妇都遵守了一胎政策。在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在持续的低出生率下，到本世纪中期，中国60岁以上的妇女预计有一半只有一个孩子。这是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

　　尽管一胎政策的社会影响边界现在还无法看到，但是可以确定的说，中国的社会开支，特别是对于老年夫妇的家庭支持会极其高昂。因为一胎政策的实施，中国在2005年已经累计有将近1亿6千万的独生子女，这绝不是小数目。这个数字在后面的五年里继续增长。这些数字暗示着超过40%的中国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尽管事实上很多父母本想要更多的孩子，独生子女家庭的巨大比例显示着个人以及社会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风险。脆弱的家庭意味着脆弱的社会。2008年五月四川地震中几千独生子女死亡的灾难昭示着极端不幸的潜在威胁。

　　更广泛地说，未来更多的中国父母在老年不能指望他们的子女。并且很多父母将要面临最不幸的现实：白发人送黑发人，孤独的死去。以当下的死亡率时间概率来看，一个80岁的中国男人死在他55岁的儿子之后的比例是6%。因为女人更加长寿，一个80岁的女人死在她55岁的儿子之后的比例是17%。

　　前景和政策选择

　　因为中国持续的死亡率下降，特别是它持续下降的出生率到了更低水平之下，中国已经有效进入了人口减少的时代。中国当前1.5的总和生育率从长远来看意味着未来每一代人会比前一代人少25%。不过，虽然平均一对夫妇少于2个子女，中国的人口仍在增长，尽管非常缓慢，因为中国依然拥有相对年轻的年龄结构，这会使出生人数高于死亡人数。如果不是中国相对年轻的年龄结构，它的人口在1990年代就会开始减少，也就是大约20年前。当下的人口增长，换句话说，是人口惯性。

　　同样的惯性很快就会向相反的方向作用。在目前的死亡率和出生率下，以现有的不断老化的年龄机构，死亡人口数量很快就超过出生人口数量。中国的人口大概会在未来15年内达到顶峰，最多不会超过14亿。

　　即使中国在它达到人口顶峰后的十年内可以恢复出生率到更替水平，在大约半个世纪中，人口都会表现出减少的趋势，净人口减少超过2亿，或者更多。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在顶峰时期将会达到50岁。

　　在欧洲，北美和东亚，长期出生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造成了反向的人口增长惯性。在最极端的例子中，如意大利和日本，如果当前的人口增长率不变的话，在四十年内，人口将会减少一半。逐渐的但是重大的人口减少，特别是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伴随着人口年龄老化，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更替，也就是全球人口、经济和政治版图的重组。

　　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依然拥有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国家政策限制大多数中国家庭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30年前，当这个政策实施的时候，在中国内外都引起了巨大的辩论；历年来，它迫使中国家庭和个人，尤其是妇女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尽管这个政策本来是作为减缓中国人口增长而设计的紧急措施，并且只打算持续一代人的时间，政府现在还没有意愿或者说勇气来废止它。

　　面对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中国的迟缓的承认以及不作为--尽管各个国家的人口学专家都建议废止一胎政策--反映了政策制定者们缺乏对于变化的人口现实的认识。另外，惰性还来自于国家的计划生育官僚体制，这个体制雇佣了50万工作人员。

　　这反映了中国统治的一个特点，把困难的、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放在一边，而短期危机管理以及稳定隐患优先考虑。正在浮现的人口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21世纪的中国。人口变化发展缓慢，其影响不仅复杂而且长远，中国的不作为已经被证明代价昂贵，如果这种不作为持续下去，代价只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