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交通堵塞又创新高，短期内难于好转。必须多方面下手，提高燃油税、停车费，扩大和改善公交线路，公民理性地选择交通方式，等等。笔者另辟蹊径，提个新思路。

　　15年前我在和女权主义者们论辩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人员密集的工作方式——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只存在于人类历史的某一阶段。是工业文明造就了人员密集的劳动，并从此瓦解了家庭的生产职能。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返回家庭中工作成为日益增长的选择和诱惑。早在1980年托夫勒说，如果采用新型方式组织生产的话，一个美国先进的制作中心的全部劳动力的35%—50%现在就可以在家中进行大部分工作。一个加拿大制药公司的经理说，如果提供必要的通讯设备，全厂三百职工的75%可以在家里工作。……女性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其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或长或短地被迫退居家庭。如若不是迷信和沉醉在工业文明开创的密集型社会工作方式和男人的价值中，作为一个群体，她们最有希望率先在家庭中开创出一种新的集生产与生活于一体的生存方式。最终，那将为人类提供一种新的文明。”（《走出囚徒困境》，267—268页）这话首先是说给女性的，但至少是和我辩论的女性学者中没有愿意听取这一思路的。我真的不解。

　　刚刚读完大洋彼岸好评如潮的著作《创意阶层的崛起》（弗罗里达著，2202/2010，中信出版社）。该书第七章“无领办公”中说：“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报告称，截止到1997年，有2500万民工作者（占全美全职工作者的27.6%）能够对他们的工作安排进行一定调整。……美国家庭与工作协会的调查表明，超过2/3（68%）的工作者能够周期性地调整他们的上下班时间。超过一半的工作者（55%）偶尔能在家工作。……60.2%的自然科学家能够享受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排列其后的是律师与法官（58.6%），高端金融与商业销售人士（58.1%），学院与大学教授（54.6%），工程师与经理（均为47.9%）。”（141—142页）

　　说的更坦白一点，很多人一半以上时间可以在家里工作。大中学教师授课之外的多数时间可以在家工作，编辑记者可以在家里写作和处理稿件，编程人员可以在家里操练。不错，合作伙伴们需要在工作上沟通，但大量的交流可以在网络和电话中完成，几方间的交流可以开通特殊的电话服务，必不可少的碰面每周一两次大约足矣。

　　这样大家是不是会偷懒，工作效率是否存疑？现在每日西服革履的上班族中偷懒者还少吗？我是我系教师中最勤奋者之一，也是去学校次数最少者。甚至多数会议我都不参加。我认为是校方的管理落后于时代，单方面传递信息，为什么要让教授跑一趟。很可能是违规者代表了时代的趋势，是会议的方式需要改变。不错，工作光靠自律长官和老板可能不放心。但是一个屋顶下的监督都到位了吗？远距离的监督就一定无效吗？关键在于建立务实、有效的，而非形式主义的监督方式。

　　弗罗里达著作的核心是创意。有创意的工作必须在宽松自主的环境下进行。我在家中，岂止“无领”，夏天是大裤衩，乃至赤背，可以说我的工时是最短的，好的球赛一场也不耽误；也可以说是最长的，因为我的生活和工作融于一体。我无法想象我的三十本书将如何在办公室里完成。时下北京多数人出卖的不是体力，而是脑力。脑力劳动不怕人不在场，只怕心不在焉。我的工作没什么特殊，和我工作性质近似的人多了。可惜他们中的很多人要被迫去办公室，他们心不在不要紧，人不来不行。

　　如果我们改换了思维方式和交流方式，改换了工作方式和监督方式，很多人从天天上班变成每周一次或两次上班，交通不是将极大地缓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