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富”格局，在强势体制群里属于最强势的一档。“民穷”的格局在同样制度群里也属于最低档次。

　　如果把既有的中国模式当作试验的对象而不是迷信的对象，则可说，这个模式多年里承受着极其紧迫的更新换代的压力，得动深层手术才行。

　　2010年10月底公布的“十二五规划”，提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背后有其深层张力和动力，即：中国模式延续二十余年后，早已面对三项基本困难，承受着内外两个方面的结构性压力。

　　从2008年年底开始，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模式遭遇的困难加速放大，这是“急性病”。中国本身政治经济方面的结构性原因，是“慢性病”。这两种病若不大力调整，极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源泉逐渐萎缩。“规划”提出的扩大内需这剂药，大致对症。但实际操作中，到底会下多重的药，还要看对病症的理解究竟有多到位。

　　出口将长期堪忧

　　中国GDP增长依赖于两个大轮子：出口与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基础建设的大项目。这两个轮子近年越来越大。

　　另一个轮子是国内居民消费，比重弱小，且持续下滑。

　　依靠出口贸易提升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即“东亚模式”。这种发展战略通常被称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出口国政府往往通过种种政策工具，大力扶植本国出口产业，同时对外国产品设置或明或暗的障碍。

　　在金融风暴前的五六年间，中国的出口额年增长幅度达25%。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中，如果把出口对国内消费及投资连锁反应算进去，50%要归功于出口贸易的拉动。出口的年度增长率每下降10%，就会把全国GDP的年增长幅度拉下2%到2.5%。未来几年，除非改变严重依赖出口贸易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否则很难维持高于7%的增长。

　　可惜，全球市场景气不再。何时能重返高消费高需求的乐园，乐观的人不多。发达国家大多皆陷入公共和私人的严重债务困境，政府负债总额在1990年占GDP总额的近60%，到2015年，预计将攀升到120%，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翻一番。2010年年中的希腊债务危机，就把整个欧元区搅得人心惶惶，希腊的债务也就占该国GDP的115%；小小的希腊国民生产总值只占欧盟GDP的3%，待全部发达国家的债务总体高到希腊的程度，对全球市场的震动有多大？

　　美国是中国顺差的最大来源国。美国所有债务的总和，到2010年年中，已经接近于该国GDP的4倍，约6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美国人均负债20万美元。大萧条时期，美国全部债务也只有该国GDP的三倍多一点。

　　因此，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居民们在未来多年里将不得不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这必然导致对进口商品的需求量减少，同时大幅增加贸易保护主义的力量。中国模式的第一个GDP驱动轮，会遭遇越来越大的阻力。这便是我所说的“内外两个方面”的“外”部分。

　　投资饥渴症

　　从更深刻的体制层次看，增长的首要轮子，其实是固定资产的投资，尤其是基础建设投资的大项目。

　　在讨论指令经济体制的根本弊病时，一个重要概念是来自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投资饥渴症”：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层对扩大投资的近乎疯狂的追求。

　　由于层层决策者对扩大投资始终饥渴难当，导致有限的国民经济资源被不合比例地大量用于基本建设，结果是大面积浪费。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这个背景下走过来的，虽然呈现出一些新鲜要素，但并没有根本摆脱这种行为习惯。

　　从1989年到1992年，政府着手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额，总计达到17800亿元人民币。可每年核查的结果，都发现原定的计划投资额被超额完成，实际投资总额达到21678亿元人民币，超额幅度平均为21.　8%。

　　从1980年到2008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从25%左右上升至43%左右，随之而来的为刺激经济增加的特大投资额4万亿人民币，则把这一比例提升到47%左右。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起来，投资饥渴症相当不合理——既然很多产品的总量已经过剩，许多产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已远远超出了市场所能消费的水平，为什么还继续投资于产能的扩展呢？

　　但如果换个角度，站在利益集团的立场看，这些投资，算计得清清楚楚。这种饥渴症，以及不断从国有银行吸取便宜资金的操作，均有助于掌控着资源分配的地方政府部门和国企官员的所谓“政绩”、他们的个人收益及同他们有特殊关系的资本的生存和发展机会。至于这些浪费型的巨大投资造成的国有银行烂账和留下的公共财政空洞，最终将由存款人和纳税人承担。

　　这样，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全国各地有那么多空空荡荡的“新城”、“烂尾楼小区”、“科技开发园”，少车的高速公路，竞相攀比的高速铁路，冷冷清清的中小型机场，成串相连的水坝，难以租出去的办公大楼。

　　为政府官员编写的一本教材曾郑重告诫：“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　国民生产总值）必须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相适应，如投资率超过30%，则国力难以承受。”这个告诫早已经被忘记。

　　弱小的私人消费

　　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个轮子，国内居民私人消费，最弱小。从1978年到2009年，家庭私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49%下降到37%！2003年至2004年是转折点——此后，GDP里被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所占有的分量就超过了居民消费总量，彼长此消，二者间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

　　同改革开放前比，虽然各级政府对百姓有了更多关怀，但国内普通居民在中国的决策过程中始终非常边缘。与此相反，官员阶层则始终强势。一个决策权力太大、不受民意制度化约束的行政体系，可以在很多年里抑制国内居民对福利增长的要求。

　　在亚洲六个规模较大的国家中间，中国的居民消费总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99年起就垫底：2008年到2009年间是37%，最低。不但低于人均产值最高的日本（56%）和第二高的韩国（55%），也低于人均产值稍高的马来西亚（50%），还低于人均产值更低的印度尼西亚（61%）和印度（59%）。

　　这项指标，中国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都是最低。以上几个国家都具有稳健的或正在发展中的民意制度化的渠道，中国明显缺乏把百姓利益诉求输入政府决策中的机制，民众对国民财富怎么分，基本没有影响力。

　　不应忘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于光远等经济学家发起“生产目的”的大讨论，没有几个回合就被压制下去。“先生产后生活”原则，在中国大环境里牢不可破。

　　从1952年到2004年期间，中国民间私人消费的比重始终低于全球平均比重水平。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吸取财源所占的比重，在52年的长时期里，只有两年例外，其余的50年里统统高于全球平均比重水平。这项国际比较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什么叫作“国富民穷”。

　　政府几十年里从国内生产总值大饼取走的那一块，不但大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大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朝鲜、古巴、越南、埃塞俄比亚等共11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的“国富”格局，在强势体制群里属于最强势的一档。民间私人消费在人均GDP里所占的比重，不但始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民穷”的格局在同样制度群里也属于最低档次。因为，最严格的城乡居民户口分隔管理方法，把一半以上的人排斥在现代消费经济圈之外。

　　三个轮子转得下去吗

　　扭转私人消费总量比例年复一年下降的局面，是一条刺激增长的合情合理的出路。可是要增加民间消费在GDP中的份额，得出台一系列配套的社会福利工程，修正一系列公共财政法律规章，改良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变革各级地方政府及负责干部的施政考核指标等等。

　　这些都会触犯众多的既得利益网络和权势架构，在许多掌权者眼里，风险太大。于是，三个轮子中惟一在行政系统手中容易再充气、再扩展的，就是屡试不爽的绝招——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额，大上特上巨型基本建设项目。

　　说实话，这么拼命下去，多半是拿国有银行的存款和全国纳税人的钱财再交一次巨额的大跃进式“学费”。

　　这便是我所说的“内外两个方面”的“内”部分。

　　维稳开支居高不下

　　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模型，中国模式的“铁三角”有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体系”，它在深层全面支撑经济过程。中国模式在过去二十余年里，无论是在设计上，还是在操作上，或是在对设计和操作成果的验收上，都是依赖于一个支架，就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架构。

　　“压倒一切”，就意味着无条件，不计成本，“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如果存在一个高效的维护社会公正的体制，就不会把中小型矛盾闷住，酿成爆发性、悲剧性的对抗。

　　维稳名义下，一旦那些有权巧取豪夺、贪污腐败的个人及机构发现，自肥的制度安排、权力和利益之间的互相输送、对公共资源的滥用有可能被揭露，他们就会指责你影响稳定。这个咒语念出来，就极有机会把掌控惩治手段的上级给震住。对“维稳”的这种过度使用，时时刻刻、方方面面地保护着这类玩家们绝大多数不会被清除出局。

　　清华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据统计，我国今年（2010）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人民币5140亿元。据《2009年预算执法情况及今年预算草案报告》显示，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去年增加16%，今年将再增加8.9%，增幅超过军费，实际金额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

　　在理清既有的中国模式运行成本时，各种维稳成本的提升阻碍既有中国模式的延续。

　　环保的巨大压力

　　此外，近年来几次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会议，都把中国的碳排放作为主要议题。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有的人以人权特别是劳工权为博弈工具，来迫使中国减少出口优势。也有人以全球气候变化为博弈工具。但两者非常不一样，后一个策略要强大很多。

　　这是因为，中国的低价产品出口，最终得到实惠的是进口国的广大消费者，以及把这些产品在中国下单生产、运输、销售到发达国家每家每户的整个商业链条及中介。他们游说的力量，合起来远远超出工会和人权组织的力量。

　　环境、生态、气候的变化就很不一样。低环保标准节省的成本，使中国产品价格低，虽然对进口国也带来一些切身的好处，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环保运动的开导，发达国家公众越来越意识到任何地区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其后果是谁也躲避不掉的，跟他们切身相关。

　　因此，发达国家推出相关的反制政策和立法的支持面，只会越来越广、越来越强。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一定会遭遇越来越大的压力。

　　其中有一招是有些国家力争推出法规，从贸易最终端入手，对进口货征收环保附加税。这项立法是打蛇打七寸，对于低成本优势出口的制造业国家来讲，除非你采取更高的环保标准，降低碳排放，否则绕不过这个门槛。这也是“内外交困”的一种。

　　如果把既有的中国模式当作试验的对象而不是迷信的对象，那我们可以很理性地说，这个模式多年里承受着极其紧迫的更新换代的压力。关于如何推动这个模式转型，“十二五规划”已经有了一些思考，但是，决不能光有规划、嘴上说说，得动深层手术才行。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