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从经济学的“技术”角度——一般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利益角度——政治经济学的综合上，超越中美汇率问题单边国家的局部观点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讨论中美汇率问题的人类利益解决途径，我们称其为中美汇率问题的“世界观”。毕竟，21世纪人类两个最重要国家的汇率之争不能在一般经济学理论百年进步后，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百年前的地方原地踏步。

　　抽象的自由汇率原则的局限性

　　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Heckscher-OhlinModel），贸易双方以各自的要素资源禀赋（包括劳动资源）为条件，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来生产，结论是贸易比封闭条件下生产和消费为双方带来的福利更大。贸易反映在货币市场上的情况怎样呢？新古典经济学的回答是：只要维持竞争性市场构造，汇率只是贸易后两国经济体的货币在货币市场上的价格——兑换率，同样需要按市场条件变化而调整。简言之，自由汇率是自由贸易的货币条件。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市场能够同时达到福利最大的结论事实上不包括福利得失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讨论，福利最大是效益最大，能否保持公平，则另当别论。“经济学的两分法”，认为效益最大化模型构造内涵的政治经济学上的公平割裂了公平和效率问题。市场能够在达到效益目标的同时兼顾公平，是个已经被否定了的问题。

　　首先，自由贸易可以带来产业结构向比较优势领域的资产专用化调整，但不能带来职业满意度的良性调整。比如，中国在车间经济有比较优势，中国如果在车间经济领域将劳动和资源专门化后，将可能变成一个蓝领经济。长三角的江阴地区和珠三角的东莞地区某种意义上是这方面的两个典型。而美国有可能变成设计、研发、市场整合、信息集成、资本品设计、世界警察和理念标准制造的经济体，即一个白领管理专业户国家。洛杉矶和纽约就是两个典型的案例。同时，中国大量的人才外流、设计能力滞后，美国制造业传统城市巨量失业，这能让中美两国居民同时满意吗？

　　其次，自由贸易的效益增加不能导致分配的公平程度增加。在长达三十年的增长中，中国市场导向的经济不是分配更为公平了，而是基尼系数更大了。一个经济学直觉就是，当纺织业的发展为不同地域的居民带来较为公平的效用分配的时候，房地产业的发展却为城乡居民带来了较大的财富分配差距。国际贸易也是这样：当中美在加工制造产品和日用制造产品贸易领域为各自带来较为公平的效用分配（还不是财富分配）的时候，中美在货币、资本品、品牌产品、专利产品、影像产品、文化产品、理念产品和价值产品等领域的贸易，却给双方带来了极不公平的后果。尤其是政治理念贸易，加深了美国的优越感和对中国的说教程度，简直是一得一失的贸易。

　　自由贸易的经济学技术分析在方法论上存在局限性。其一，技术分析方法的局限在于割裂效益和公平两个截然不同的分析领域，在方法论上用前者代替后者。其二，关于中美贸易的后果之一——汇率调整机制——需要第三方的公正评判，而不是中美双方的国家单边利益评判。

　　政治经济学分析才能解决中美汇率问题

　　福利经济学在考虑一个抽象的社会设计者的问题时，不是最大化生产者利益，也不是最大化消费者利益，而是在给定技术和资源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社会收益——消费者利益和生产者利益。放在中美汇率争论上，调整汇率问题的方法论思路不是美国丢失了多少工作岗位，也不是中国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以及低价损失，而是在给定资源条件（包括环境能源）和技术条件下，最大化中国和美国的所有经济人的福利。美国三亿人是人，中国十三亿人也是人，光考虑三亿人，或者光考虑十三亿人都是不公平的。

　　反映在货币汇率问题上，中美汇率问题的解决途径可以通过下述思想实验来思考。比如中国内地有31个省域等级的经济体，每个经济体有自己的货币，但是独缺超越于各省市货币之上的人民币。如果在过去五年金融危机中上海经济体增长速度下降，青海经济体则因原材料贸易而增长速度加快。但三十一个经济体多年贸易的结果是多边贸易中多数经济体以上海币结算，上海要求在保持自己核心货币的基础上，由青海一方负有调整上海币对青海币的义务。如果青海拒绝做的话，上海则到处游说，认为青海在操纵汇率。试问一下，如果有一个第三方仲裁机构——中国人民银行，让上海币和核心货币脱钩，出现一种省域经济体贸易结算意义上的非零售货币，问题将怎样？如果有一个人民币意义上的结算和零售共用的货币，中国的经济将又该怎样？

　　将上述思想实验放到今天世界经济体中，显然，解决中美汇率问题的首要条件是美元首先须和核心货币脱钩，要不然，在最大化中美经济人的全局福利函数中，放给美国人的权重更大，这有违美国人人权的普世思想。但是，美国人敢吗？同理，解决中美汇率问题，需要中国人放弃和美国大户绑在一起，将全世界的经济体都放进来，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所有经济体，最大化全球经济体中每一个经济人的福利，中国人有思想准备吗？完全可能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各路专家都会说，简直是书呆子气，那样干的制度成本多高啊，远水能解得了近渴吗？实际上，不要如此现实，当年德国人在放弃马克和欧洲汇率机制，同意使用欧元的时候，也有这样痛苦的选择。德国人不是百分之百地做到了，但是在上述方法论的方向上做到了。中美双方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应该从德国人的欧元制度贡献中获取一些有益的思考和行动。

　　中美汇率问题世界观下的解决问题思路

　　虽然下述思路还不到对策意义上，但可以为外围货币国家在和核心货币国家美国在讨论汇率问题上增加理论的力量。按照蒙代尔的观点，超越中美汇率问题解决的国别利益，站在世界利益基础上来讨论问题的时候，一个某种程度上超越国别利益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存在。蒙代尔认为，在国际货币缺失条件下，周期性的汇率失衡是难免的。但是，一个单一货币体系背后往往隐含一个中央银行。而且中央银行背后还存在一个统一的司法制度和中央行政实体。这在今天的联合国议事实体（而非决策实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资银行实体（蒙代尔语）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理解世界范围的世界银行和货币，国别中央银行和货币发行恐怕在短期不实际。

　　最优货币区理论是一个尝试。要建立最优货币区，首先是要区域内的核心货币和国别货币脱钩。在欧洲范围，以马克为基准建立的欧洲汇率机制，欧洲区核心货币马克与国别汇率形成机制脱钩，最终形成了超越主权经济的欧元货币区。一个直接的引申就是，在现阶段条件下，世界主要货币国家应引导成立一个国际货币基金主导的世界汇率形成实验机制，让美元和核心货币在汇率形成机制上脱钩（国际化货币地位不变）。

　　一个可资借用的机制是，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允许其发行为实验国所共有（权重可计算）的、能够满足世界汇率形成机制的主权汇率基金——一种汇率核心货币，以使作为国别货币的美元和作为核心货币的美元脱钩。汇率核心货币不在商业银行间交易，仅仅为调整汇率之用。按照目前世界贸易占GDP比重和贸易经济货币流通比例，可以3000亿美元为基数逐年调整。在这种意义上，特别提款权可以是一种具体形式，待取得经验后，吸引世界范围经济体参与分享汇率核心货币的制度收益和汇率基金的财富收益。

　　以特别提款权形式存在的汇率基金可以第三方实体——超越主权经济实体——的形式解决汇率问题中的国别利益冲突，而不至于将其上升到政治层面。但是，特别提款权制度如能正常运行，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各国借贷的财富，这种财富的合额借贷豁免和超额借贷收益也必然演化出其交易和储藏功能，其使用通过何种途径成为人类的共同福祉，将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但是，人类经济发展到今天，需要一笔超越主权国家的世界财富来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

　　当然，以汇率形式存在的世界核心货币，还只是一种基金性质的主权间借贷货币，离商业结算和零售流通的全货币地位还差得很远。但是，贸易经济在国别间拓展到如此规模，是1940年代设计四个世界经济协调引擎的领导人所没有想到的。今天世界经济协调领域的人需要给世界各国人民一个交代。世界贸易发展超越主权经济形式的协调机构也在呼唤21世纪的新形式。

　　不管怎么样，汇率世界货币的提议还只是个萌生的制度理念幽灵。但她是世界外围货币国家在汇率问题上向美国理直气壮申明自己理念，并能切中美国人狭隘汇率观的一个重要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