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群体所彰显的异质性和他们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通过结社来维护自我权益的“认同政治”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社会群体“族类政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国社会，族裔团体的文化与美国主体文化始终处于一种动态调整中，“熔炉理论”下的单一美国认同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移民的“双重认同”。

　　在今天的全球移民时代，各种异质文化的交融与演变，对原有的主体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对此的消极抗拒于事无补。

　　中国具有的巨大的潜在流动人口资源，以及中华文化的特性与韧性，对于中国跨境移民趋势的研究，已成为当今西方移民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

　　移民的异质性问题

　　由于时代不同，本次国际迁移呈现了不同于以往的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主动迁移成为本次国际移民的重点，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迁入的移民在逐年增长。为了生存，或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大批发展中国家人口向富裕国家移民。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的重要现象，国际移民对移民接受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人口迁移对于族群的就业结构和当地人口的族群比例、政治格局都会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面，移民的到来可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降低生产成本，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新的移民也可能引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激起主张保持“民族同一性”的人的不满。正如有些学者形容的：“在所有移民聚居的地方，憎恨异族的情绪无所不在。”

　　“移民群往往聚居于一定地区，或集中在一定的工厂、作坊或行业工作，而不涉及其他地区及行业。”这种聚居现象及其经济生活所表现出的基于同源、同族、同宗教、同语言等同一性的、在异域他乡环境中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的种族歧视、社会不公、经济生活困境、信仰歧异甚至“智商测试”等来自主流社会的压力的回应。因此，移民群体所彰显的异质性（包括肤色、祖籍地、语言、宗教、习俗等）和他们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通过结社来维护自我权益的“认同政治”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社会群体“族类政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构成美国等西方国家“族类化”的族裔。

　　移民的地位和权利，折射出民族国家和全球化之间的一种持久张力。民族认同存在着“边缘摩擦”，而这种摩擦在今天的西欧也在明确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外来移民群体都有失业率高、贫穷、遭受种族歧视以及社会不公正待遇等尴尬境遇，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的国家归属感、对主体文化的认同感非常淡漠，因此当他们遭遇个人或群体的不幸的时候，更容易产生对其他族群乃至整个社会的不满，从而酿成大的社会动乱。在欧洲，大量的移民、外籍工人、难民、前殖民地居民以及外国人的流入，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法国人、英国人或者荷兰人目前“民族认同”的特征。欧盟发展进程也深受移民问题的影响，如巴黎的骚乱、2005年法国和荷兰先后否决《欧盟宪法》都是明显的例证，这些问题不仅是关系到欧盟命运的大事，在某种程度上更反映了全球化（区域化）下移民问题的特征。

　　如何处理移民的异质性问题——以美国为例

　　如何既保持差异又保持统一呢？这几乎是所有存在大量国际移民的国家都面临的问题。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接纳国际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移民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它既是美国社会的生机所在，现在又成了美国社会的矛盾焦点。

　　北美大陆最初的移民主要来自西欧地区，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由于移民中的白人占绝对的多数，而且白人处于社会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以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的政治、文化理想和体制以及价值观为美国主流文化的主要内涵。19世纪中后期，德国、爱尔兰以及东南欧移民大量涌入美国，改变了美国人口的民族构成。1882年后美国实行限制性移民政策，移民的数量与来源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1965年通过的新的移民和国籍法，改变了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性移民政策，大量的拉丁裔与亚裔移民涌入美国，美国人口的种族与民族构成出现新的变化。

　　按照美国政府的划分，少数族裔是指除了白人之外的各族裔美国人。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增长一直就比较快，其占总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上升，而白人的比例却持续下降。目前，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已突破1亿，几乎占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拉美裔人口增长速度最快，拉美裔同时也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占美国总人口的14.8%。人口普查局局长路易斯·金坎农说：“如今，三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少数族裔。现在美国的少数族裔人口比1910年时美国的总人口还多。”在美国的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少数族裔人口数量已超过作为主体族群的非拉美裔白人人口。

　　总体上看，美国少数族裔年龄结构呈现出成年型和年轻型人口结构特点，其老年系数（即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和老化指数（指65岁及以上人口与14岁以下之人口比例）大大低于非西裔白人。在美国人口结构改变过程中，拉美裔移民人口比重急剧攀升尤为引人注目。拉美裔移民的增长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地理上相对接近，二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

　　2000年美国的人口普查显示，来自国外的移民已经达到3530万人（包括移入者和其所生的子女），这些占美国总人口12%的移民主要来自拉丁美洲，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少数民族。由于拉美移民持续和大规模地涌入美国以及拉美裔保持的高生育率，使得拉美裔在美国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攀升：2000年为12%，大约3470万人；到2002年，拉美裔移民人数又增加了近10%。随着拉美裔育龄妇女人数将在10年或20年后进入最高点，预计到2050年，拉美裔的人口比重将达到25%。

　　美国人口的移民增长模式导致了美国人口结构和文化组合的演变，在美国社会中引起相当大的担忧和争议。一个族群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会直接导致迁入地区各族群人口相互比例的改变，导致族群之间在资源分配方面的竞争关系，而这种物质利益的竞争关系往往与族群之间的文化冲突结合在一起。

　　20世纪60年代后，亚洲和拉丁美洲新移民的到来打破了传统的同化模式，其移民融合方式有别于早期移民。这些移民在较短的时间内大量进入美国并且集中于某些地区，加之民族文化的相异性，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聚居区。族裔聚居区无疑保护了移民的民族文化，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移民的文化同化进程变得缓慢，其特性被释放出来并与美国的主体文化发生质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族裔团体的文化与美国主体文化始终处于一种动态调整中，双方的文化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体现在移民群体上，“熔炉理论”下的单一美国认同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移民的“双重认同”。

　　结论：积极面对与“他者”的价值分歧

　　道德观点要求我们无偏私地对待移民问题，不但从富裕地区的居民的角度，而且从寻求幸福生活的移民的角度思考问题。移民寻求的不止是政治避难和富足的物质生活，同时也是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在不断变迁的历史环境中，人类群体不断再创造着自己的文化，民族志的持续不衰需要新的叙述主旨，需要现实主义的人类学实践。

　　要使不同的价值尽可能在共同体中共存，让人们和睦相处，这就要求个人必须保持自我反思和批评，对于任何一种选择必须经过理性的评价，通过不断对话与交流，在现实情景中进行谨慎的、认真的选择判断。正是在与“他者”的交流与观照中，一种文化才能看清自己的局限，才有新的发展。

　　在今天的全球移民时代，强制性地让移民少数族群同化是不必要的，实际上也是不切实际的。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拥有各种相异的主流历史、传统文化和血缘关系，当他们经过重新整合置于一个新的社会时，各种异质文化的交融与演变，对原有的主体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对此的消极抗拒于事无补。

　　启示：中国如何对待移民的异质性问题

　　中国对移民问题的关注正日益提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当前中国移民人数达到3500万人，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移民群体。尽管当代中国人口跨境流动的数量在世界人口流动总量中所占比例有限，但是由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具有的巨大的潜在流动人口资源，以及中华文化在异质文化环境中表现出的特性与韧性，对于中国跨境移民趋势的研究，已成为当今西方移民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