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模式走到尽头已成共识

　　广东经济是典型的以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这一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维持了广东30年的经济繁荣。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因放松银根以及国内资源短缺导致进口需求急剧上升，原材料及中间品成本大幅增加；与此同时，近年来劳工权利意识的提高，以及国家社会政策的调整，使广东等沿海地区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丧失殆尽。这些刚性成本压力加之人民币升值，遂造成中国制造业的严重危机。始于2007年下半年的制造业危机，首先爆发于广东，并很快波及推行类似发展模式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因此，中国的经济危机与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存在密切关联，全球金融危机并非引发中国制造业危机的直接原因，而是加剧了全球化中的中国制造业困境。以代工制造、贴牌生产为特征的广东模式，其实质是一种建立在缺乏技术创新能力、仅仅依靠低素质廉价劳工的成本优势维持出口竞争力基础上的无技术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之一。美国是广东最大的出口市场，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以及美国正在酝酿实施的旨在加强本国高端制造业竞争力、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战略性产业政策”，意味着无技术工业化的广东模式实际上已不可逆转地走到了尽头。

　　事实上，广东当局早在1990年代末就已经意识到，所谓的广东模式没有出路，因而做出了诸多努力，如加强区域合作，鼓励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等等。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面对大批中小企业倒闭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衰退的威胁，广东当局并没有采取多少挽救措施，而是提出“腾笼换鸟”，试图通过危机淘汰落后产能，并通过“新一轮招商引资”，来实现产业升级。然而，这些措施并无显著成效，产业升级始终是困扰广东工业化的巨大难题。在过去的30年，广东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外向型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而今，此次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使全球化的神话彻底破灭，依靠全球化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广东模式已难以为继。那么，通过外资实现产业升级，亦即通过更大程度的全球化来实现经济转型，是否可行呢？

　　依赖全球化的广东模式难以导致工业化

　　2009年，广东实现国内生产总值5，730亿美元，占全国GDP的12%；出口3，589.6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0%。人民币升值使按汇率折算的出口依存度较前几年有所下降，2009年，中国出口依存度为24.4%，而广东的出口依存度则高达62.65%，是前者的2.5倍，由此可见广东经济对出口的严重依赖。对于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city-state）而言，出口依存度高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加坡的产业结构以及市场规模，决定了它只能实行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及外资的完全开放的政策。香港尽管已回归中国，但其历史形成的自由港地位，同样决定了它也只能实行城市国家的贸易政策（见下表）。问题是，对外依存度极高的城市国家必须在政治和军事上依附于一个大国，才可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如冷战）赢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但这种政治上的依赖又会导致其国内政策受到大国的挟制，如2004年，新加坡为换取美国的安全承诺，被迫同意在资本账户管制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广东的地理-人口规模远超城市国家，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广东无法实行城市国家那种完全依赖外资和出口的政策。

　　表一：2009年新加坡和香港经济指标

　　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万） GDP（美元） 人均GDP 出口（美元） 出口依存度

　　新加坡 710.3 499 1，771亿 35，515 2，690亿 152%

　　香港 1，104.3 708.9 2，093亿 29，879 3，165亿 151%

　　全球化造就了广东模式，但全球化同样令广东模式难以为继。广东省曾在本世纪初表示，将率先于全国建成发达社会。发达社会的首要标志是人均国民收入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发达社会意味着经济的现代化，而经济现代化必须经由工业化的阶段，因此，广东要成为东亚四小龙那样的高收入经济体，就必须完成工业化。毫无疑问，工业化体现为本国产业的高度现代化，依赖外资维持经济增长的依附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绝不等同于工业化。产业升级是实现工业化的必经之途，但是，通过外部整合（external integration），亦即通过对贸易和外资大规模开放的经济全球化方式实现工业化，在理论和经验上却没有充分的依据。这是因为，除了市场规模过小的城市国家外，所有的后起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全部经历了长时期的产业保护，东亚四小龙中的韩国和台湾尤其如此，中国何以能够成为例外？！事实上，无技术工业化恰恰是导致广东产业升级困难重重的依附发展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讲，依靠外资实现产业升级根本谈不上是思想解放，而不过是对广东模式的强化，这将令广东经济难以摆脱依附、真正建成发达的工业化社会。

　　德国模式的启示：国家主导工业化

　　即便不考虑城市国家这样的极端个案，广东乃至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与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显然过高。就中国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而言，如此高的贸易依存度意味着较高的国际政治风险，因而，依靠大量制造出口低技术工业制成品维持增长的广东经济，其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工业化国家必然是高收入经济体，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国内消费需求的拉动。德国是发达国家中贸易依存度最高的，2009年，德国出口依存度高达45.7%，但是，德国产品很少遭遇反倾销，因为德国出口产品大多为难以替代的高技术工业产品，尤其以制作精良的工业设备著称；德国专利发明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有500项工业技术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随着战后德国问题的解决，技术独特的德国工业品的大量出口，非但没有被其他工业化国家视作威胁，反而被看做是对世界经济和人类文明的贡献。

　　表二：2008年德国主要经济指标

　　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万） GDP（美元） 人均GDP 出口（美元） 出口依存度

　　德国 35.7万 8，200 32，800亿 40，000 14，980亿 45.7%

　　维基百科将德国的现代化概括为五个方面：高素质的劳动力、发达的基础设施、充裕的资本、政治清明（腐败程度低）、以及高水平创新。德国工业化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作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德国，无法通过殖民征服取得原始积累。德国没有采用英帝国推销的自由贸易政策，片面追求短期贸易利益，而是高度重视本国产业的成长。高效率的德国政府通过内部整合，即通过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普及国民教育、大量培养技术工人等措施，使德国迅速成为欧洲工业革命的中心。德国的企业家精神更是令世人赞叹。不仅如此，俾斯麦政府尽管对社会主义运动严厉镇压，但对社会运动的根源则有很深的了解。正是在其任上，德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国家，从而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避免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激烈政治动荡。另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国对此羡慕不已，甚至派人到德国来观摩学习它的福利资本主义模式。

　　德国模式被历史学家形容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指的是国家对工业化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国家主导工业化（state-led industrialization）的发展模式被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府所成功效仿，战后东亚四小龙中韩国和台湾的快速工业化，同样依靠政府的大力推动，其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成功并非由于实行了所谓“比较优势战略”，而是利用冷战的有利条件，成功实施进口替代政策，从而实现本国产业自主振兴的结果。这典型地体现在：东亚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在经济起飞阶段，本国产业在国家富有远见的产业指引下，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得到极大提高，在本国市场以及对外贸易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广东困局肇始于“以市场换技术”，受制于国家产业振兴的不统一

　　中国于1992年正式放弃进口替代，而实行“以市场换技术”，其实质就是把工业化的希望寄托于外资对华技术转让。作为交换，中国开始大幅削减贸易壁垒，解除对外资的诸多限制，这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发端，也标志着中国以外部整合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在中国远未完成工业化，本国产业不具备全球竞争能力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表明中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型国家；中国发展战略所追求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技术赶超。有研究表明，由于外资对国内正规制造业的替代性竞争，中国工业化在整个1990年代徘徊不前。这从另一侧面证明了“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失败。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来自工业化的推动，而是来自全球化，这与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的东亚发展型国家存在本质差别。

　　全球化表现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意味着只要遵循自由主义的比较优势原则，就可以实现出口的快速增加，从而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全球化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这一点已得到了充分证明。然而，投资自由化造成的替代效应则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进而造成中国经济对外资的依赖。事实上，外资企业在199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开始以中国市场为全球最理想的装配车间，向其控制下的全球市场大规模出口。因而，外资以及外资自身的出口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对中国实行更大程度的经济自由化产生了强烈诱导，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主要动因。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的制造业危机则表明，全球化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迄今已释放殆尽，中国已到了从根本上改变“低端之路”发展模式的关键时刻。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的许多思路实际上是来自地方当局因地制宜探索实践的总结和提升，而非高层的事先设计。其实用主义意义上的好处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其缺陷和不足也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地方当局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不易在涉及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发展战略问题上具有远见卓识；相反，却极易在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经济指标压力下，表现得更加急功近利和机会主义。地处开放前沿的广东，其官僚机构的素质和眼界，使其不具备成为地方发展型政府（local developmental-state）的条件。即便广东地方当局试图推动本地产业的发展，如果没有国内市场的统一，以及中央政府对本国产业统一实施产业振兴及必要的市场保护，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自主振兴努力也将付之东流。然而，就国家整体而言，要成为真正的发展型国家，则必须由中央政府直接制定并实施产业振兴方针，这一特点与当前中国政治体制下，地方当局作为国家政策执行者的现状却是相矛盾的。

　　全球化对中国工业化的阻碍同样影响到广东

　　工业化的含义是明确无误的，那就是本国产业的现代化，国内市场必须由本国产业、而非外资产业所主导，这可以通过本国产业在出口中所占比重所反映出的国际竞争力来加以衡量。黄亚生的研究显示，同样处于经济起飞阶段，韩国在1974-1978年，外资出口占比约为24.9%，在台湾，这一比例仅为20.4%，而广东的外资出口比重则高达62.4%，外资企业在高新技术出口中所占比重更高，达到75.01%，本土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严重不足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除个别企业外，多数本土企业创新能力的低下，使其不具备利用技术优势“走出去”，进行全球运作的基本能力。广东模式出现危机，表现在对外资的过度依赖造成广东经济的结构性脆弱，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引起外资撤离或迁移他处，广东经济则难以支撑。

　　因此，本国产业的自主振兴是摆脱依附、实现工业化的关键。问题是，广东、乃至整个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受到全球化的经济自由主义国际制度框架的严格束缚。加入全球化即意味着在中国市场建立全球公平竞争的平台（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使国内市场成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中国入世后，即根据承诺，执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这三大协定恰恰是发达国家用来限制发展中国家获取技术，阻碍其实现赶超和工业化，以维持自身技术垄断优势的保障机制。

　　既然全球化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那么，如果依然寄希望于通过全球化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则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TRIMs协定明确禁止中国以批准外资在华投资为条件，向其提出外汇平衡、出口比例、当地化成分和技术转让要求。这说明，在投资自由化情况下，外资采用先进技术与东道国是否实际获得并掌握了这些技术完全是两回事。也就是说，通过新的招商引资，引入技术水平更高的外资企业，不过是为广东经济抹上了一层现代化的油彩，而与广东工业化的实质性进步没有丝毫关联；相反，却可能导致广东经济对外依附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这一思路其实是对工业化的极大伤害，理应成为思想解放所反思的对象。

　　困扰广东产业升级的关键症结在于，地方当局对于WTO对中国工业化造成的制度性障碍，认识并不清晰；而且，作为一个地方当局，广东并不具备推动全国范围内部整合（internal integration）的政治手段和能力，虽然内部整合是广东乃至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基本前提条件。即便广东当局寻求在其区域范围内，自我转变为以促进本土产业自主振兴为己任的地方发展型政府，在中国已经深深融入全球体系的情况下，由此引起的有违中央政府世贸承诺的外交纠纷也绝非一个地方政府所能承担。

　　缺乏高素质产业工人是阻碍广东工业化的重要内因

　　造成广东无技术工业化困境的成因，并不单单来自全球化及中国政府自身的战略选择，也与广东省及东南沿海地区特定的劳工政策有着密切关联。目前，国内政策部门对有关问题的反思大多指向中国的一胎政策，或一些企业因技术工人短缺而导致升级困难等表层原因，其背后的指导思想其实还是一种全球化的发展思路。事实上，即便没有实施一胎政策，中国依靠低工资、低技术的粗放发展模式也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或不愿根本改变造成中国被锁定在国际分工底层的内外制度环境，而只是就事论事地根据局部地区或部分企业缺乏熟练技工，来讨论由此对中国产业升级构成的制约，那么，对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同样于事无补。

　　缺乏高素质的产业工人是困扰广东工业化的一大问题，这个问题还将长期存在。缺乏高素质的劳动者与广东模式本身是直接相关的，广东的地缘经济特点导致其在开放初期能够率先于全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事实上，多数在粤投资的港台企业技术含量很低，内地土地的相对廉价对其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广东为发展出口加工业大量征用农村土地，造就了一批富裕的农民，这些农民却没有因此离开土地，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而是坐享其成，长期享有与土地以及房屋租赁等相关的收益。于是，外来民工便成为广东经济腾飞的重要生产要素。

　　然而，外来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大多为半技能或无技能的非技术型工人，这样的劳动力素质只能适应低技术的“血汗工厂”。无法户籍化的外来民工只能选择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地转换雇主。漂泊不定、无法定居，且缺乏培训，导致这些流动性很强的外来民工无法积累和提高劳动技能，成为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因而也无法适应现代化工厂对其职业技能的要求。技术先进的跨国公司选择在传统工业地区（如京津沪）落户并非偶然，很难设想空中客车这样对工艺要求极高的尖端技术企业会选择在广东投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与建立一流的大学，对于工业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没有庞大的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储备，广东今后的产业升级和工业化将受到严重制约。事实上，一个富有远见的发展战略在其制定之初就应预见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对人力资源的特定要求。培育技术工人与大学教育一样，均属百年树人的事业，需要时间和耐心。就这一意义而言，在过去的30年，广东失去了整整一代人的宝贵时间。

窥一斑而知全豹，广东模式的困境也恰恰是中国发展困境的一个缩影。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的广东，无法仅仅靠自己的努力和思想解放来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无论是转向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还是发展现代国民教育，培养技术工人，实现本国产业的自主振兴等等问题，均涉及消除腐败，克服两极分化，以及重新确立中央-地方关系等深层次的社会政治问题，这些需要国家进行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在内外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这显然远远超出了广东一省之力。但是，曾经创造出经济辉煌的广东能否痛定思痛，敢为天下先，再次引领全国风气，为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推动凝聚新的改革和发展共识，为广东、也为中国的发展探索出一条崭新的途径？！人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伦敦经济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