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公司（工厂）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场所，它们不仅在外貌上改变了中国的山川形胜，而且也在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孟德斯鸠早就发现了贸易对民族的法律精神的深刻影响，中国也未能例外，利益的触角无孔不入，它日夜不停地改变着每个人对于情感、正义、家庭、国家的看法。如果从个人出发，来描绘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家国关系时，那么费孝通先生所发现的那个以血缘为半径的同心圆已经消逝了，利益成为唯一准确、真实的尺度。在那些每日为生活奔忙的升斗小民中，这自不待言。即便是在一向信守斯文，以社会的良心相标榜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的人也都在为利奔忙。为了课题、项目、成果，甚至不惜造假，事发之后还要老拳相向、杀人灭口。而官场就更不用说了，形形色色的官场纪实小说已经让我们知晓，那里蕴藏着多少资源，就蕴藏着多少杀戮。每个身陷其中的人，都过着噩梦一样的生活：每个人都可能出卖你，没有任何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似乎每天都在一个人战斗。商业伦理也成为中国最具支配性的生活逻辑，这应该已经不算什么耸人听闻的见解了。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如此强大的商业伦理却并没有得到与其影响力相当的重视。它虽然在真实的世界中主宰着一切，但在观念的世界里它却遭到了顽强的抵制和彻底的鄙视。像通常发生的那样，人们并不像他们宣扬地那样喜欢事实真相。在所有公开的场合，人们以贬低利益和自私来展现自己的高尚，在私下的场合，人们总是尝试用亲情、理解来掩盖利益争夺带来的痛苦。比如，人们用来描述官民关系时，双方首先想到的依然是服务、奉献之类的理念，对于社会矛盾、冲突，对于彻底追逐利益的一方，人们总是横眉冷对，在家庭里，近年来许多精彩的电视剧，已经给我们纤毫毕现地展现了冲突带来的痛苦。

这是人们虽然在行为中遵从利益的牵引，但人们并不认为好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每当人们遵守现实的利益逻辑时，总会有内心的挣扎，不安，每当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都觉得自己是被迫屈服于利益的指引，是一种不得不为的恶行。夸张一点说，内心充满了痛苦。

或许正是这种现实和观念的巨大反差，导致了我们的价值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双重失序。在现实中，人们易于铤而走险，没有任何道德的底线。似乎把每次博弈都当作是最后一次，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扩大自己的利益，而丝毫不顾惜失败者的权利，少数的权利，弱者的权利。因为在他们的内心，反正这是作恶，何不一次做彻底。而且，这次成功了，自己就不大会再沦入失败者的行列。

或许我们应当正视，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利益原则必然会成为主导性、基础性的力量之一，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我们的价值世界中，都是如此。它会瓦解我们陶醉于其中的亲情伦理，会撕碎我们浸淫于其中的优雅文化，会颠覆我们舍己为人的道德追求。无论我们是多么留恋那些美好的价值，那些可歌可泣的嘉言懿行，恐怕我们最终都无法逃脱永远失去它们的命运。

其实，利益原则也并不必然就带来人伦败坏、秩序混乱，市场自有其伦理基础。这已为许多先贤，也为许多文明所证。它虽然冰冷无情，但却能给人带来自由。至少每个人的人格和利益都会得到相同的尊重，不再会有人以任何理由要求你做出无偿的牺牲。失败者也不会失去一切，人们也不再会用道德的好恶来审判一个人的行为。可是如果我们不能正视或者承认这一点，而是依然任凭观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撕裂继续加剧，或许我们不仅无法建立有着良好秩序的现实世界，甚至连那些往日的美好的价值、行为，也会变得分外丑陋，比如，如果今天有人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要求强拆，人们往往会发现隐藏在背后的强拆者的私利。或许我们所要做的，只是驯服利益，将其笼罩在规则的管制之中。

与我们熟悉的古典世界不同，在现代，要建立良好的世俗秩序，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和利益、信守规则是必须的基础。黄光裕和陈晓对于国美控制权的争斗，或许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个道理，黄光裕先生出身草莽，只手打天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虽然不知道详情，但可以想象这个冒险家的历程，其中必然充斥着欺诈、违规，乃至作恶。最终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入狱服刑、巨额罚款，但是草莽出身的黄先生的强悍性格令人钦佩，他没有选择退缩做富家翁。在身陷牢狱的时刻，他仍然充满了斗志，坚持申张自己的利益。黄光裕的强硬态度，暧昧的民间舆论、耐人寻味的政府姿态，固然都有着浓厚的中国特色，但历史往往会因为个人的作为或者看似偶然的、具体的案例而发生改变。改革30年来，始终遭受道德诟病的企业家是否会因此找到新的解脱途径：为罪行受罚，但并不被剥夺一切？而逃脱此前企业家们被以司法的名义进行道德审判，一旦犯事便一无所有的困境？也就是说，企业家的所有权会得到法律的保护，甚至哪怕这个企业家是一个罪犯。司法判决也会与道德审判和政治审判区分开。

黄光裕的案例还告诉我们，所谓和谐，远不如斗争和冲突更有利于秩序和规则的建立。因为只有通过斗争，观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背离才能逐渐缓解，任何貌似高尚的遮掩，都只能加剧这种背离。

高超群，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曾任《战略与管理》杂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