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30年,是中国被全球化的30年,也是中国农民和工人为中国沿海地区被全球化付出代价的30年;未来30年,中国走什么道路,决定中国农民和工人前途和命运;中国能否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由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所决定。 一,城市化是农民和农民工的出路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的问题,更是农民问题。 发达国家都只有百分之几的农民,我们还有9.4亿的(户籍)农民,占70%多。如果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至少还要转移9亿多的农民到城市,或许我们永远达不到。如果我们保留30%的农民,将来农村(乡镇及乡镇以下)留住5亿人,我们也还要转移6亿左右的农民进城做市民。 如果未来数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保持8-10%以上,平均每年转移1500万人,转移农民至少还需要40多年。所以,未来数十年,城市化依然是农民和农民工的根本出路! 二,通过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减少农民和农民工 进城和市民化,是农民和农民工的出路。为什么?因为人的欲望,因为技术进步,因为专业化分工,因为集约化,因为效率,因为集中交易。所以,必然有工业化。工业发展,有集群效应,就必然出现城市化,城市化必然促进服务业和社会事业发展等等。财富和社会产品不断向城市集中、人就不断向城市集中。人不断向城市集中,需求就不断增长,生产就不断扩大,财富就不断积累,欲望就不断上升、技术就不断进步,这就是一个不断上升的循环——尽管这样的循环不一定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 一个农民在城市一年的收入可以是他在农村的5倍以上,一个农民在城市的消费,可能是他在农村的10倍以上。经济增长的动力,就是农民转变为市民。 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减少农民,减少农民也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 三,不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农民和工人的命运不同 工业化,有国家工业化和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分。工业化道路决定城市化道路,不同道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民、工人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 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开始于英国工业革命,后转移到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沿海等地,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是梯度转移的。先发国家把一般性制造业向后发地方转移,靠知识产权、靠标准、靠金融衍生品、靠生产货币、靠吸纳人才和财富生存。 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为什么会梯度转移呢?因为先发国家资本要扩张,扩张是资本的本性,对外扩张是转嫁资本主义危机的最好办法。同时,发达国家资本要获得垄断利润和“殖民绿色红利”,必然要和异国的廉价劳动力、土地结合才行。梯度转移实际是先发国家国内问题国际化的需要。 中国沿海外向型工业带(出口导向工业化)是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的必然结果,是先发国家过剩的资本和中西部过剩劳动力、东部廉价土地相结合的结果,是必然的。亚洲四小龙30年出口导向工业化,实行了城市化和现代化,中国沿海出口导向工业化30年,也会使沿海部分地区基本上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但不能帮助整个中国实现现代化(后面我会重点展开讲)。 国家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同,强调主权国家自主发展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强调主权国家内部均衡发展、平衡发展,强调国家之间平等和平衡贸易。强调几大部门协调发展,强调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也带动城市化,是大体上均衡有序的城镇化。 全球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体系在苏动解体之后解体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多数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加入了全球资本主义贸易体系,承接了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自我殖民化”国家。没有“被殖民化”和“自我殖民化”的国家,被边缘或孤立起来了。如:朝鲜,从90年代开始,朝鲜被迫停止了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也倒退了许多年。 四,全球梯度转移工业化的“中国拐点”与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再认识 亚洲“四小龙”依靠出口导向工业化,实行了城市化和现代化,将农民减少到10%以下。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数十年,搞“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数十年,却并没有出现欧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样的现代化。相反,30年改革开放,中国农民还增加了2亿(7亿增加到了9.4亿)。中国的人均GDP3500多美圆了,农民人数应该在30%以下了,为什么还有近70%的农民呢?因为中国步入“出口导向工业化”轨道后,全球一般性制造业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全球出口导向工业化的现代化道路出现了“中国拐点”,随着越南、印度等也加入低端制造业,全球是数十亿人为数亿人搞制造,这和“中国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饭吃”没有前途是一个道理——制造业“供过于求”。 先发国家搞一般性制造业的时候,100元GDP,可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当中国之后的后发国家参与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的时候,100元GDP只有30元转化为国民收入。农民工一个月1000元的工资,还没有社会保障,怎么可以市民化呢?国民怎么可能有消费能力呢?中国制造业只会制造出“出口依附型”经济——“自我殖民化”经济(蜡烛经济)——发展经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发达国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 “中国拐点”不仅仅仅限于中国劳动力加入全球制造业后形成的拐点,在商品进出口贸易、资本输出输入、资源和货币储备等等方面,都存在中国拐点,只要中国进口的,都贵;只要中国出口的,都便宜。 全球出口导向工业化的“中国拐点”出现之后,宣告了后发国家通过出口导向工业化实行现代化的道路走不通了。 当全球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中国数千万农民工不得不返乡,实际上是为“发达国家”打了数十年“长工”。中国沿海地区本质上是“自我殖民化”地区,所实行的现代化是以牺牲中西部农民工利益、牺牲国家资源、环境和社会保障等为代价取得的。和日本占领东北时(殖民地)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本质上是相似的,农民、工人阶级为此承担的代价是非常高的! 在“中国拐点”出现后,后发国家再继续走以“出口导向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是“自我殖民化”的道路,是农民和工人阶级奴役化的道路。不仅不能实现现代化,只会将国家和民族引向二战前的危险。在“中国拐点”出现之后,全球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需要重新探索。如果说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后发国家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就是和平发展的核心议题,找不到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世界绝大多数农民和工人就没有前途,世界就不可能有和平。 五,即使没有金融危机,沿海地区也会进入低增长阶段,挤出工人是必然的 很多人将2008年沿海的出口企业倒闭潮、农民工失业潮说成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不是这样的。即使没有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沿海的出口导向工业也会出现工厂倒闭潮,工人失业潮。这是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必然结果。中国沿海的低端制造业必然会向更低地价和更低劳动力价格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这是资本的本性。很多人以为,中国的经济危机是阶段性的,沿海在2009年就会恢复到2007年的高速增长水平。这是一厢情愿,中国无论怎么出口退税,都挽救不了沿海出口企业大规模倒闭的命运。沿海制造业将来不仅难以更多吸收中西部劳动力就业,相反会挤出更多的失业工人。 张五常等权威的经济学家主张废除或停止执行《劳动合同法》,以期待进一步压低农民工工资,维持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张五常应该明白,在中国、印度、越南等后发国家都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的“出口导向”工业化轨道之后,世界一般性制造业发生了逆转——数十亿人为数亿人搞“制造”了, “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没有了前途——只能“制造”出更多的“农民工”,而不是市民。说白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是“只要(农民工)劳动力,不要人(农民工)”的“牲口型”劳动力竞争优势经济。即使将珠三角、长三角的农民工变成“牲口”,也维持不了其“出口导向”竞争优势。 东南沿海出口型企业的倒闭潮和农民工失业潮在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的。这是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规律决定的,是必然的。 六,中国未来的道路——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出路 1,中国的国际选择:是当“黑砖窑窑主”,还是当第三世界带头大哥? 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的“中国拐点”出现之后,依靠 “出口导向工业化”实现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必须终结。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呢?这是中国未来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国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中国不可能在短时期摆脱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依附,虽然明明知道得不偿失,没有前途,但中国已经深深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陷阱,成为了美欧的“黑砖窑窑主”,一时难以“重新做人”。必须继续“蜡烛经济”模式和美中国的小弟弟角色。当然,中国也不排除学发达国家,对亚非拉等不发达国家实施“梯度转移”,把后发国家变成自己的“黑砖窑窑主”。 全球社会主义阵营虽然今非昔比了,但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社会主义思潮不可阻挡。特别是“中国拐点”之后,后发国家依靠“出口导向工业化”的现代化道路终结了,第三世界的现代化道路怎么走必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发展议题。中国应该勇敢承担起主导全球社会主义阵营的使命,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带头大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第三世界理论,建立第三世界联合阵线,探索第三世界合作起来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大有可为的。但习惯了“韬光养晦”的中国,是否会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呢?只能拭目以待。 “中国拐点”之后,世界不可能让庞大的中国“韬光养晦”,实事证明中国这样的恐龙是没法学小猫“韬光养晦”。如果中国不在带领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化上有所作为,中国注定是一个朋友越来越少的国家,甚至随着资源、能源消耗越来越大,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孤立的国家。 2,中国的国内选择:为工人和农民而现代化 中国必须放弃为GDP而现代化、为资本家赚钱而现代化、为少数人发财而现代化、为少数地方振兴而现代化、为抓到老鼠而现代化、为满足美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而现代化的错误发展模式。中国应该为农民和工人当家作主、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现代化。这才是发展的目的,这才是发展的硬道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能用来掩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事,中国必须实实在在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回到人民当家作主的道路上来。 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当家作主是大前途。在坚持这个大前提下,未来的中国,在发展战略上,应该选择“双向梯度转移”和“双升级”战略。站在全球看中国,中国的沿海和大城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产能、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等都相对于后发国家有一定的优势。加上人民币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际地位,中国有了参与全球化、并分享全球化好处的能力。中国走出去的时候到了。 站在中国看中国,中国人口巨大,腹地辽阔,发展极不平衡。如果将中国当成全球,香港、台湾、上海、广东、北京、沈阳、武汉、西安、重庆等发达地区和省会城市,就相当于欧美和日本;西部地区相当于非洲;中部地区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在中国内部实施梯度转移战略已经水到渠成。 从中国在全球所处的地位和国内区域发展状况来看,在经济发展上,发达地区和重要城市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实施“双向梯度转移战略”。即走出去,参与“全球梯度转移”;同时在国内实施“由东向西梯度转移工业化”战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对外梯度转移”还是“对内梯度转移”,都必须有别于把资本输入地政府变成“黑砖窑窑主”、把工人变成“黑窑工”的“梯度转移”。要保证劳动者权益,要保护环环境,要公平贸易。 在社会发展上,实施“双升级战略”,即:社会升级和生态升级战略。社会升级就是要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建立更加开放的社会,由不和谐的社会升级为和谐的社会;生态升级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发财,要把环境优美作为发展的重要治标,要把乡村、城镇都建设成山清水秀和公园一样的地方。社会升级和生态升级是一个国家的最后竞争力。社会不升级,生态不升级,钱和有钱的人、有技术的人都会跑掉,这样的国家,GDP增长越多越快,未来越没有希望。 如何实事“双向梯度转移”和“双升级”战略呢? 第一,以“农民工工人化”,“新工人市民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城市化。 未来的中国,将有10亿人生活在城市。 中国等后发国家最大的经济问题是内需不足,是农民工(新工人)没有工人待遇和市民待遇所致,工人阶级没有消费能力所致。 中国等后发国家最大的政治问题是依附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因为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外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所致,生产和再生产依附于美欧等发达国家人民的消费,所以政治上也没有自主性。 解决中国等后发国家的经济问题,就是要让发展经济的目的回归到“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上来,就是要增加工人的收入,就是要让新工人市民化,并享受平等国民待遇。解决中国等后发国家的政治问题,就是要发展内需为主的经济——服务于国民的经济,这样才能增强经济自主性,从而增强国家政治自主性。 没有工人阶级的国民待遇和服务于工人阶级的经济,就没有国家经济的自主性,也没有国家政治的自主性。 因此,未来无论制造业是“对外梯度转移”还是“对内梯度转移”,都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国家的利益就是全体国民的利益,就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保障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无论是国企工人还是私企工人,无论是中国工人还是外籍工人,都一视同仁,工人劳动者权益平等。 社会保障制度升级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无论新工人还是老工人,都是工人,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都是城市居民,都是公民,市民待遇要平等,公民待遇必须平等。所谓社会升级,就是要将所有人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人人享受无差别的基本国民待遇。 “农民工工人化”,“新工人市民化”。既是未来经济自主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未来政治自主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以“村民集体资本主义经济”促进5亿农民现代化 未来30年内,中国人口高峰不会低于15。5亿,中国如果像先发国家一样现代化,农民占人口的比例低于10%,城市要生活14亿多人,农民只有1.5亿人。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速度惊人的快,很多资源已经不得不依赖国际市场了,但农民数还增加了2亿多,总量高达9亿多。即使今后每年城市化1500万人,再过30年,中国的农民数量可能也不会低于5亿,如果低于这个数,除了资源供应会严重短缺外,社会稳定也难保证。30年后,城市市民10亿多人,农村(含乡镇)居民还有5亿多人。 乡镇以下的农村要留住5亿人,并过上和市民差别不大的“幸福生活”,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所在。农民不能一股脑的进城,不能被迫进城,应该有序进城,进城的生活水平和没有进城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这就需要安排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 很多人认为,必须废除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必须推行土地私有化。坚持土地私有化的人认为,只有土地自由买卖,私人资本就可以下乡整合农村、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农村劳动力也可以自由流动了。很多人坚定相信这是“效率最高”的土地制度和农业制度。 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这是规律。中国农村是资源和人口矛盾极度紧张的国家,维持小农家庭经营,中国农民一万年都不可能小康,只会越来越困难;依靠资本主导的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化,只会使少数人更富,多数农民快速破产。5亿多农民,如果继续维持小农家庭经营体制,毫无效率可言;如果推行土地私有化,让“公司+农户”大行其道,资本会很有效率,但农民一定会大量破产,会产生大量“流民”或贫民,社会就会乱成一锅粥。 既要有很高的效率,又不出乱子,只有学习大寨村,走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道路。在保留集体经营体制的同时,鼓励发展村民集体资本主义经济,可能是未来中国农村必然的选择。集体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是土地成为集体经济的资本,村民共享土地“农转非”增值收益和资本化收益,农民分享农业产业化的全部收益。集体资本主义的最大好处在于发展的成果留在农村、发展和建设农村、治理农村。也只有这样的制度选择,小农才不会被逼破产,农民工才有退路,转型时期才是安全的。新农村建设——重点建设8-10万个中心村(镇)才可操作,乡镇和乡镇以下才能够留住5亿多人、并过上和城市市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生活。 很多人不喜欢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对现在重提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十分反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的生命力比家庭经营更有生命力(家庭经营和集体经济并不矛盾,相互促进关系)。很多人都主张农民“自我集体”,不主张“被集体”。亚洲国家的小农,和欧洲的农场主不一样,很难实现自我集体,都是政府扶持和保护下形成集体的,并且集体组织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排他性组织,如一乡只有一个农会。可以自由加入,可以自由退出,但不可以自由另立一个农会。农民集体在政府扶持形成集体之后,在法律的保护下(排他)成长,最终实现民主决策,自主经营、民主管理,自主发展。所谓现存的农民组织和集体所有制、集体经济是“被集体”的,就应该消灭、解散、再“自我集体”的说法,是破坏性的思维,是极左的!更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想当然! 总而言之,为了中国和中国农民的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必须的,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是基石,农地使用权家庭经营是基础,合作经济和新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的方向,城乡居民国民待遇均等化是保障。这几条是基本原则,都必须坚持。 七,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决定中国未来的道路 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是出口导向工业化的30年,是自我殖民化的30年,是中国工人阶级由主人走向“准黑工”的30年。30年,无数的工人兄弟出卖了自己的劳动力,竟然不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连恋爱、结婚、生儿育女和居住等基本人权都失去了。过去的30年,中国工人阶级为资本主义全球化付出了惨痛代价、甚至无数生命。30年,快两代人了,足以让中国工人阶级觉悟——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中国工人阶级的前途。 中国应该率先重返社会主义道路,这对第三世界人民当家作主人、不再受资本奴役意义重大。中国能否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成为中国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中国的领导阶级,需要一些条件:一是大学生要认同自己属于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今天中国的媒体、大学、政府、专家学者都有意无意将大学生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很多大学生也没有清醒认识到自己和农民工是一样的,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二是工人阶级要做彻底的市民,要为获得市民待遇而努力奋斗;三是工人阶级要重新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要有领导阶级的自觉性,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要重新回到党的核心领导岗位;四是建设劳动人民的文艺,文艺要为劳动人民服务;五是中国工人阶级要认同全球工人阶级是一家。 世界工人阶级在等待中国工人阶级重返世界舞台,世界在等待中国工人阶级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工人阶级的带头大哥,已经等待很久了。中国工人阶级必须有为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而斗争的历史使命。中国工人阶级不仅要承担起建设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使命,而且要主动承担领导全球工人阶级、特别是第三世界工人阶级反剥削、反压迫的使命,为广大第三世界工人阶级免遭资本主义全球化奴役而斗争。中国工人阶级也要坚定站在第三世界工人立场上,反对中国少数黑心资本家在后发国家的剥削和破坏行为,这虽然不符合中国少数黑心资本家的利益,但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不可能自然而然的走上社会主义轨道,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带领和推动中国走上社会主义轨道。 中国一旦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轨道,必然成为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带头大哥。中国也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能赢得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才能摆脱蜡烛经济和自我殖民化的命运。 中国的未来,是第三世界的未来。 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是第三世界工人阶级的未来。 中国工人阶级不仅要拯救自己,还要承担拯救中国和第三世界的使命。 这个世界总体上还是资本主义的天堂,工人阶级的地域! 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只有靠我们工人阶级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