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金融阴谋论到国家阴谋论成功地引进了流行文化机制。流行文化机制也有三重元素：激发阴暗心理，浅白表述方式和出版炒作结合。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封面上就印着网上一月点击超过百万的语言。在这个网络时代，网民达到4亿多，网络在成年人中的普及率达到98.1%。能有这么高的点击率，大家自然会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书。表现出一副书里有秘密的样子，就激发了大家的阴暗心理。《货币战争》和《金权天下》也好，中信出版社的美国类似著作也好，书中的表述从来不引用金融的专业术语。这种表述人们都能看得懂，哪怕是没有任何经济金融专业知识的人。这些著作通过出版炒作，迅速流行开来。

　　最后我想说一下在国家危机状态下如何应对阴谋论。第一，在16世纪正式落定，19世纪完全成型的竞争性国际关系中，阴谋和阳谋替代出场的基本态势是，阳谋不立，阴谋出场。我们以金融阴谋论和国家阴谋论的美国经验为例，美国之所以到今天还能控制经济秩序成为世界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因为它长期以来阳谋胜过阴谋。因为没有时间分析了，我引一个结论性的说法，就是著名的出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专家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里强调的，西方国家虽然有法西斯这么深重的灾难，但仍能绵延十几年，是因为有多中心治理的传统。而多中心治理的传统演变为魏特夫特别期待但左派人士可能不太理解或者阴谋论者刻意描写成非常污秽肮脏的状态：大市场、大社会和大政府的积极互动。在我看来，《美联储法案》的通过应该被解读为货币发行权的大市场和大政府相互较量、制衡的制度结果。而在美国和中国作者的解释里，经过百年的金融货币战争，《美联储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国家经济命脉受极少数的金融银行家控制，美国要完蛋了。实际上，这个法案通过后的百年里，美国经济没有完蛋，虽然有起伏有波折，但总体成为世界上的大经济体，到现在还维持着世界第一经济体的实力。

　　政府发行货币有利于公众财富的增长和国家主权的维护，这种断定假定单一中心的治理逻辑。政府主导使得市场和社会都听命于一个道德化政府的说辞，道德化政府公共性的天然权利。在魏特夫看来，其实没有天然的偏向公众利益的道德化政府。金融阴谋论和国家阴谋论的一个重要预测就是，政府是道德化的，而市场是卑劣的。《经济学300年》的作者指出，经济生活从古希腊的隐私状态走出来，变成现代公共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时，人们的普遍反应是焦虑的。经济生活成为主导之前，人们参与公共生活并不以牟利为前提。现在，只有牟利性生活提供了休闲资产后，我们才可能进行公共生活，治理、限制公共权力，发挥公共能力，要求公共政策推进公共建构。人们对大政府、大社会和大市场的巧妙互动这种崭新的现代结构不适应，对经济生活也不是特别理解。如果一个国家在竞争性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或者长期失败记忆或者企图建构新的成功记忆的状态，人们总愿意把清算阴谋作为阳谋出现的前提条件。于是，阴谋论的流行有开阔的空间。

　　第二，在竞争性国际关系中，中国因为长期不能克服自身的国家危机，带来了三重有利于阴谋论流行的因素。首先，我们以弱者认知产生两种国家理念，对强国时代的怀旧和对成为未来强国的期待。我们唯独对国家危机没有正视过。从满清到民国再到今天，国家始终处在盛世说辞中。哪怕在晚清的宪政改革期间，国家已经非常危急的时候，慈禧太后仍然认为正当盛世，改革要雍容大度，要在四个满足的前提下进行。我们现在也是在四个坚持的前提下进行改革。这样，很多改革就无从进行。过去的强者和未来的强者的期待隐含着我们对现世强者的期待。而对现世强者的认知，我们怀的从来不是理性的心态，总认为他们是玩阴谋玩出来的，是不值得期待的强者。其次，我们的社会心理普遍脆弱。我们从来没有独立的社会文化，面对权力我们历来都是脆弱的。权力诱导我们的看法，即使我们以反抗权力的心态去看待权力，掌握者在引导我们的看法时，我们依然在权力诱导的看法圈子内形成我们的社会心理。我们现在的社会心理之所以对西方满怀仇恨，民粹主义流行，对金融阴谋和国家阴谋深深铭刻于心，就是这种脆弱心理导致的。最后，我们的国家危机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能力相对低下。105岁的周有光老先生在最近一次谈话中讲到，在强调强国崛起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在多个方面都是落后的，但这种落后不能被理解成民族无能。中国人在脆弱的社会心理下，常常认为国家在多方面低下就等于民族无能。所以，我们宁肯以探知别人的阴谋来理解别人的强大，也不愿意建构自己的阳谋，在竞争性的国际关系中提升自己的政治经济国家能力。

这种情况下，我的期待是，我们要塑造国家的阳光心态。民族精神要健康，不要在过去和未来的强者期待中隐瞒真实的国家状态。民族要致力于发展，所有的制度化建构，所有制度创新，包括金融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是民族的希望。政经制度的法制化是健康心态的保证，我们不要到政经制度背后去进行探究。这样才能使社会心态趋近于正常化，民族本身的发展和国家的竞争态势，国家面对的艰难的改革深度难题得到解决，而不至于通过激发人们的阴暗心理使人们对民族未来发展产生晦暗的心态。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张曙光：

　　感谢任剑涛教授内容丰富、观点鲜明的报告。这个问题可能大家都接触到了，但认真思考的不多，所以，任剑涛教授的报告启发我们对这方面进行思考。他讲了四个问题：第一是为什么2008年以后阴谋论流行，第二和第三是阴谋论的流行和建构机制，第四是我们在现状下如何破解阴谋论。下面我们有请秋风首先进行评论。

　　秋风：

　　对任剑涛教授的看法，我基本都是同意的。但我也有点失望，因为，这篇报告过于集中地针对宋鸿兵的著作。讨论中国的阴谋论，也许可以放宽视野，纳入更多的现象。比如汪晖事件，按说大家都接受了现代学术训练，但一出事，很多人立刻按照“阴谋论”进行思考。这实在是很奇怪。我想，这里面确实有很多心智方面的问题。下面，我谈一下对我启发比较大的两点。

　　第一，阴谋论有个很重要的人类本能上的依据，即对陌生人的恐惧，或者对陌生人不了解引起的怀疑和猜忌，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部落心智”。你生活在你的群体，我生活在我的群体，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就先把你想成坏人，你对我做什么肯定都没安好心。这种心理是人的本能，而现代社会的种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把这种心理放大了。现代社会是个开放的大社会，我们生活在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网络中。尤其是市场，其抽象程度，一般人是很难理解的。比如，我们吃的大米是从东北来的，豇豆是从海南运输了3000公里到北京的，这中间，谁知道商人是不是添加了什么东西，这确实很容易让人产生怀疑。事实上，自从资本主义繁荣起来后，对资本主义的猜疑就越来越强烈。19世纪初期开始，市场越发达，人们对市场的怀疑越深刻。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知识现象。我们看到，反资本主义和反市场似乎是人文学术的主流，这表达了人们的“部落情绪”，对遥远陌生人的行为和他们提供的东西的猜疑。这种心智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金融市场就更典型了，因为，金融市场大大超出了人类可以直接观察的范围，它是高度抽象的，又是跨越时空的。市场上交易的产品我们看不见，资金、符号来来回回地流动，人们很难理解金融家在干什么，其复杂性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范围。人们当然就会用阴谋论来解释金融家的行为。

　　第二，现代社会是大众社会，决定什么是舆论主流的人是大众。精英可以提出意见，提交给大众，由大众来选择。结果，大众选择了宋鸿兵的著作，而没有选择陈志武的著作。中国的舆论生态，在有互联网的时代大约要比没有互联网时更为糟糕，因为，有很多大众加入进来，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我可能有点精英主义的倾向。但大众的理解力确实有限，常常根据“部落心理”做出选择。只要有一个人说大米不行了，马上就有普通网民相信。但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精英们可能是不会相信的。所以，大众社会也是阴谋论盛行的重要原因。经济领域如此，政治领域同样如此。如此一来，就让社会面临强烈的情绪冲击。如何平衡大众意见与专业意见，更宽泛地说，如何平衡情绪与理性，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景跃进：

　　我想从政治学角度谈一谈这个问题。杜勒斯提出了和平演变，我们国家对此非常敏感。颜色革命以后，普京在上海合作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讲要注意NGO，尤其是国外的NGO。这个讲话之后，我们一直在修订相关的条例，但因为有不同意见，所以条例始终没有出来。国家对NGO的管理其实是非常严格的，出了事后就有两种心理，一种是任何阶级性的活动肯定有组织，另一种是在开放的时代，事件背后都有黑手。如果说因果论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太大了。我不知道，竞争性国际关系中的是不是弱者更容易产生阴谋论？我们落后的情况很简单，装备不如别人，炮不如别人，GDP不如别人。但自从约瑟夫·奈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后，我们对此也开始重视。随着GDP的增长，我们好像开始乐观了。我们的城市化，我们的内需可以挖掘，我们还能持续增长15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不是很清楚，但我感觉我们在慢慢地自信起来。我们也越来越重视软权力，拨了很多钱给新华社。因为我们认为西方误解了我们，或者我们很多事情没有说出去，需要增加沟通。我最近参加了一个项目，是中方12位政治学者和美方12位政治学者如何看待中国政治问题。这个活动就很有意义。我们开始重视话语霸权和中国模式的问题。另外，中国说的话别人信不信，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假定我不是左派，不是自由主义者，撇开价值立场来看中国的改革历程，我现在有点悲观，或者说很现实。我不是从否定意义上去讲党国体制的，而是把它看成中性的，是特殊类型的政体，在特定的时代出现，有其必然性。党国体制有它的逻辑，假定我们的党现在要改革，不是革命，我发现，党国体制的逻辑制约了改革的逻辑。如果不是革命，体制的逻辑会限制你的选择，从党政分开到党政分不开。我们期望这个国家朝自由方向改，部分可以，但理想是不可能的。我们希望政府把媒体完全放开，希望存在自由多元的格局，这和党国体制的逻辑相悖。总之，改革的逻辑和党国体制的逻辑不符，而且体制的逻辑制约改革的逻辑。刚才任剑涛教授讲我们要通过制度创新树立阳光心态，但问题是这种制度创新在现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我只从经济角度讲，不涉及价值判断。30年的改革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李晓宁：

　　阴谋论主要体现在媒体上，学者中专门研究阴谋论的很少，我们评论媒体的内容时不能像评论学者那样要求那么严格。开玩笑地说，大众媒体现在八卦得非常厉害。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基本就是电视解说词的翻版，材料90%来自于国外的媒体。国外的媒体说是阴谋，他也这样说，只是翻译了拿到国内来。我到了这个年龄，已经不太苛求了。看到别人说的有10%是好的就赶紧吸收了，现在这个时代有90%的营养的东西很难找。宋鸿兵其实很聪明，他是搞房产评估的，给我们补了一课，即全球金融高度组织化后，谁在关键点按动按钮会造成巨大的反应。西方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印证。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匮乏。20年前，我在北大讲罗斯柴尔德，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报告中提到了中央2台的《对话》节目，陈伟鸿问大卫·罗斯柴尔德他们家族有多少钱，这第一个问题就很蠢。其实，重要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拿钱干什么，也就是投资的价值体系。后来又有人问内森·罗斯柴尔德是不是因为先人一步得到拿破仑滑铁卢战败的消息大赚了一笔，大卫·罗斯柴尔德回答说，第一，他不知道家族里有没有内森·罗斯柴尔德这个人；第二，即便有这个人，也不是他们家族所推崇的，他们家族不推崇投机，他们推崇价值投资。这几天，我发明了一个句式，经常和我孩子讲，即什么什么是常态，什么什么是例外。比如，小孩子喜欢打闹是常态，不打闹了就是生病了，是例外。商人投机是常态，政治家搞阴谋也是常态。从古到今，政治就是这样运作的。但是，今天我们不要做文学性的描述，媒体瞎说，我们也跟着瞎说。

　　以前战争是占领性的战争，A国把B国占领了，把资源控制了，把人民奴役了。但是现在，占领性的战争很不容易了，是控制性的战争。经济学研究资源最优配置，政治学研究权力的最合理配置。我在北大讲政治学概论的时候问学生，古代什么人离政治学、政治家最近。学生想不出来，其实就是军人。当时没有家伙，没有权力，那还不是一边凉快着。长期以来都是国家军政治，政治的核心就是强权。弱国无外交，没有强权就不用讲国际关系。而今天，军事强权在弱化，不是不管用，还管用，但不是绝对管用。比如，美国打阿富汗和伊拉克就怎么都拿不下来。美国不能把当地人全干掉，这在21世纪是行不通的。军事手段还能用，但政治家们已经开始启用金融的手段了。这个手段对长期以来研究权力，使权力配置到达目的的政治操纵者是很重要的。攻击伊拉克的时候，美军有一整套的方法控制媒体。我把它称为多领域政治学，就是政治的多领域控制。“软权力”是中国式的描述，一种文学式的描述。其实不同的领域，比如媒体、金融，尤其是金融，是很重要的。索罗斯就证明，他按了一下按钮，大家就栽了个跟头，他再施个计，大家就更麻烦了。我们现在依赖的金融体系其实是很容易被某些人利用，搅得一塌糊涂的。并不是一出危机，大家就能把原因搞清楚。那种简单的，大笑两声就把原因说清楚的学者是不足取的。影响巨大的事件都有深层次的原因。金融危机远远没有过去，而且对金融危机怎么产生，如何防治，怎么界定和制衡，不管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了解都不够。

　　现在很多大学开金融工程，我问过他们，有几个做过IPO或者在PE里面干过，谁在对冲基金里操过盘。没有。什么都没干过，那还教什么呢？现在世界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不超过42%。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了，以前政府对经济的影响比较大，现在就是尽力影响也达不到原来的程度了。金融组织创造的IPO等方式本来是要更新技术，结果菜刀买来不是切菜的，反而变成了杀人的工具。现在，连奥巴马都对华尔街无能为力。我向来反对阴暗心理和胆怯心理，但这种心理的形成是事出有因的。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中国确实在现代被多次阴谋陷害。这次哥本哈根会议，欧洲人有自己的打算，奥巴马看到最后推门而入，和四国签了一个协议。大国之间能随便推门而入吗，能事先不知道吗？现在，政治家、国家和金融组织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谋，有的害处不大，有的对全人类都影响深远。我们讲经济全球化，甚至资本全球化，意识形态全球资本主义化。现在，大家都向钱看，钱确实太厉害了。我去美国时就问了那8个智库他们研究什么问题，谁来研究，成果如何。他们研究的很多问题不是学者确定的，而是由提供钱的机构决定的。我看了一下，那些智库十有八九是石油公司支持的。所以，研究的问题都是支持机构关心的，有些问题就被忽略甚至禁止研究。这些智库，包括兰德公司，都有大量的谋。西方说我们中国人有阴谋，哥本哈根会议上把我们从77国集团分离出来，把我们从道德高峰踢了下来，说我们就是搞污染的，使我们一下失去了道德高地。其中都有各种各样的谋。所以，高喊几声没有问题。但是要想成为大国，想从容不迫地处理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交往和更平和的心态，而不是简单地说谁就是笨蛋。即便真是笨蛋，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国民和学界的水平都不可能一下提得太高，我们要包容过激甚至很傻的言论。现在，金融太重要，对我们的生活太息息相关了，我们需要去掉阴谋论中不对的地方，对其中重要的地方产生警醒并多加注意。

　　最后，我对任教授的演讲提一点小意见。好的演讲首先应该有尽可能多的确定的依据和清晰的论证。论点可以向左向右，这都没有关系。但如果说别人是随便抄的，可自己又没有让人信服的依据，那么自己的说服力就差。其次，逻辑性要非常强。我想在全中国初中开设形式逻辑课，高考的时候也增加形式逻辑的考试。中国人文学式的、汪洋恣肆的描述太多了，论理的部分太少。

　　盛洪：

　　感谢任剑涛教授的报告，他主要从宋鸿兵的著作出发，但这个问题是个更根本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哲学问题。所以，下面我试着对其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任教授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阴谋。我想，一个更基本的概念是，人作为自利的经济人，有两种方法可以获得利益：一种是和人合作，实现双赢或者多赢；另一种是通过损人来获利。而后者又分两种，一种是阳谋，一种是阴谋。所谓阴谋就是把自己的行为的有关信息掩盖起来，让别人上当或者不知道损害从何而来。损害有很多复杂的变形，可以不直接，比如通过货币。货币是非常复杂的系统，一般人很难研究透它。货币可以不直接损害别人，而是间接损害。布罗代尔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葡萄牙人在非洲发现一个部落使用的货币是贝壳，而附近的海域盛产这种贝壳，葡萄牙人就把这片海围了起来，专门派船捞贝壳，捞出来就拿到部落去换。这并不直接伤害那个部落，但那个部落的货币一下贬值了90%。货币很容易导致这样的间接伤害。

　　第二，阴谋是否能主导人的历史？我认为不可能。因为阴谋一定损人利己，所以不可能存在好几百年仍然在主导。阴谋可能事先不被人知道，但事后总会被知道。而一旦阴谋实施了，人们第一次可能会上当，下次就会变得警惕。所以，实施阴谋的结果只有两种，或者被人识破，这样阴谋就不称之为阴谋了；或者永远不被人识破。但阴谋不能在全世界实施，只能在部落实施。比如一个部落都是傻子，都被骗了，占有的资源少了，却还认为这是合理的。那么这个部落一定会衰落下去，因为阴谋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其实际利益是受损的。这个部落和别的部落竞争就会失败。所以，阴谋不可能主导历史，只会在某些时候起作用。真正的历史靠的还是阳谋，或者说正义的秩序，即儒家讲的天道。很难看到哪个繁荣昌盛的社会是靠阴谋发展起来的。

　　第三，既然如此，大家会不会认为我们不搞阴谋，只搞阳谋算了？虽然阳谋占主导地位，决定历史，但很多人认为短时期搞阴谋是值得的，所以我们经常还能看到阴谋。成功的阴谋多不多？不多。因为搞阴谋的人只是一小拨，而且其理性也是有限的。货币制度很复杂，搞阴谋的人也不能完全把握。在无法掌握全部信息的情况下，搞阴谋的人并不能保证事态向着他们设计的方向发展。所以，阴谋的成功率比较低。其实，搞阳谋都很难。计划经济就是个最大的阳谋，计划经济委员会集中了全国的精英，最后还弄得一塌糊涂，更不用说只有那么一撮人去搞阴谋了。人的理性有限，阴谋家的理性也有限。之所以人们认为有些家族搞阴谋搞了那么多年，可能是因为有些家族很理性，一开始就是损人利己，但他们渐渐发现这种做法不能持久，就开始跟人分利。渐渐别人也不觉得受损了。另外，技术因素也是一个方面。近代西方和东方的技术差距使得西方能以损人利己的方式占取东方的便宜，因为东方得先学西方的技术才能富国强兵。至于对信息的把握，在涉及货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凯恩斯是参透货币的人，他曾说过，“要颠覆现存的社会基础，再没有比破坏货币体系更精妙而且保险的方式了，这一过程引发的经济规律的破坏性隐藏了全部力量，是无人能明白的法则。”凯恩斯看到了这点，把货币搞懂了，就能颠覆社会。因为货币体系的信息的隐蔽性非常强，所以货币方面确实容易引发人的猜想。尽管有这些因素，但我认为，最终还是阳谋或者说天道占主导。至于我们的态度，套用中国的那句俗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我们也不能太敏感、太在意。现在还有一种倾向是，看到别人在搞阴谋，我们为了国家利益也要搞。本来别人搞阴谋不一定能搞成，现在中国却有人认为搞阴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非常可悲的。

　　最后，我谈一下中国的心态。近代以来，东西方的冲突以西方对东方的侵害为表现形式，西方可能没有阴谋，但是有损人利己的举动。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肯定要防范别人所做的短期侵害，但对此不要过度强调。我们要端正自己的心态。

　　赵农：

　　我想区分一下阴谋和阴谋论。阴谋大家都知道，那么阴谋论是什么呢？我认为阴谋论是一种思维方式：但凡遇到问题，有相当高的概率把它归结为阴谋，并把它变成程式化、习惯化的思维方式。阴谋论是不可取的，无论对事情已知还是未知。交易对双方都有好处，所以大多数场合不是有人有意侵犯，损人利己，而是双方都占了便宜，只不过一个多点，一个少点。在市场经济和交易中尤其是这样。而一旦形成阴谋论的思维模式，反市场倾向就会非常明显。

　　第二，阴谋论流行除了心智方面的因素，还有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原因。阴谋论的流行可能和政府、民间和知识分子有关。以不正当的手段使自己处于不正当地位的机构，最容易把别人的行为当成阴谋，因为自己就是阴谋的结果。所以，它们常常认为别人是不是也在用运动或者阴谋的方式颠覆自己。这是其本身缺乏正当性所致。至于一般老百姓，可能无知的因素多一些。而对知识分子，可能其负担太重无法承受，因为问题本身就很难，即便考虑清楚可能他们也担负不起，所以宁可退一步，把它归咎于阴谋。

　　我把正题讲完了，下面就开玩笑的讲。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就可以看成资本主义最大的阴谋。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但他们自己不用。马克思在图书馆里研究了那么多年，都说恩格斯给他提供资金，我说是政府在给他提供资金。还有，列宁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他不希望资本主义被瓦解。最后，他承认所以割让阿拉斯加，是为了支持新生的美国的发展。谁会相信？所以，我认为阴谋论的思维方式，即但凡遇到障碍就诉诸阴谋，是不可取的。

　　张曙光：

　　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也是我们面对的现实问题。阴谋也好，阴谋论也好，是跟着人类的。人要前进，前面的路却不知道怎样，出错肯定就不可避免了。而怎么观察危机，怎么应对危机，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阴谋论的存在是合理的。阴谋论的存在和人性的缺陷有问题。人们对风险和收益，成功和错误，能和不能的看法都是不对称的。想让人们对这些问题有恰当的估计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对自己的估计。既然如此，阴谋论就不可避免。

为什么阴谋论在中国特别流行？国外不是没有，但能不能像国内这样成为很多人思考问题的模式呢？恐怕不见得。阴谋论的产生可能和这几种心态有关。一个是弱国心理。失败了不承认失败，也不承认自己无能，总要找个借口，于是就说别人搞阴谋，以求心理平衡。这种心态可能是阴谋论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奴隶心态。我们一直没有能够独立自主。第三，我们看鼓吹阴谋论的往往是激进人士，中国落后是要赶，但要遵照规律一步步踏踏实实地赶，两步并作一步则往往会失败。第四就是无知加上信息匮乏。

　　今天的题目值得我们好好讨论，只要这样才能找到破解阴谋论的办法，建立阳光心态。这对国家、民族和个人都是有利的。

　　任剑涛：

　　非常感谢各位的评论，我很受启发。我解释一下我的想法。中国的社会阴谋论、经济阴谋论和政治阴谋论泛滥，以至于让我们觉得这个社会不正常了，大家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心态都不正常了。于是，我想通过一个例子来追踪一下。从这个意义上讲，宋鸿兵可供分析的地方多。而汪晖、朱学勤的案例不好拿进来分析是因为他们属于更为流行的社会阴谋论，而我现有的分析已经非常多了。我主观上想通过把金融阴谋论扩展开，来分析为什么中国今天的政体改革走不下去。大家的心理太阴暗。制度不行，所以开始讲阴谋；政治分析无人理睬，所以开始讲故事。我想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遏制一下这种从宋鸿兵的戏说金融，到戏说历史，戏说社会经济生活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