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国家试图通过推动出口来实现经济复苏。但一个基于只出不进的贸易体系难成气候。一方面，为使本国经济走出衰退泥沼，各国除了采取其它相应措施外，还试图通过削减不可持续、挥霍浪费的财政支出和对外举债——全球经济衰退的两大诱因——来寻求国内经济的再平衡。另一方面，作为世界大部分出口商品目标市场的发达国家仍然面临重重挑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失业这一顽疾，经济学家大卫•达皮斯（David Dapice）解释道。上述种种困难诱使各国政治领导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会招致报复，而这种报复在当今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要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风险更大。各国必须以财政可持续性为标准对其财政政策进行审查——利用贸易盈余进行明智的投资，明白进口可以改善同他国的关系、增加出口的潜在可能性，以及优先为那些能够给子孙后代创造价值的长期项目进行举债。在动荡不安的经济环境下，较之“以邻为壑”的政策，合作则更能推动贸易的发展。——耶鲁全球

各国只“出”不“进”，将无助于降低全球债务

梅德福（MEDFORD）：不久前，似乎还有迹象显示，美国正在逐步抑制无法持续的贸易逆差，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也出现了向“再平衡”迈进的可能——“再平衡”意味着世界经济的增长不再以其任何主要经济成员的不可持续的债务增长为驱动。然而，各国刚朝着再平衡方向迈出充满希翼的一步，世界经济却因欧洲债务危机而再度面临失衡的危险。

美国对外商品和服务的贸易逆差从2006年7600亿美元的峰值逐渐下滑至2007年和2008年的7000亿美元，而后在2009年经济危机后骤跌至3800亿美元的低点。然而，2010年上半年，形势有所恶化，美国按年率计算的贸易逆差又扩大至5000亿美元，贸易逆差的扩大部分是拜中国进口商品数量的激增所赐。今年5-6月份，中国出口贸易总额与去年同期相比骤增46%，每月的贸易盈余达200亿美元。鉴于中国作出了逐步让人民币汇率在小范围内浮动的承诺，美国政府才将其为抵消汇率操纵（currency manipulation）带来的不公平竞争而对中国出口商品强征关税的威胁暂时搁在一边。对于经济再平衡，各国是否做好了准备？抑或打算重回经济失衡的状态？

发达世界遇到麻烦了，而这些麻烦对美国的经济和贸易平衡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2010年初，美国以比欧洲和日本更为强劲的经济增势逐步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这自然使得美国的商品进口与其财政收入同步增长，但与此同时，其商品出口则更多地受制于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此前相对弱势的美元促进了美国的出口，但如今这一益处却为走软的欧元和财政紧缩措施所抵消，两者可能导致大部分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出现负增长或增长疲软。即便在主权债务问题上，对于增长乏力的欧元区国家的信用可靠度的疑虑，以及法德银行在这些问题国家高达1万亿美元的风险敞口（译者注：“risk exposure”，是指因债务人违约行为导致的可能承受风险的信贷余额）表明，尽管此前欧洲银行业“压力测试”的结果趋于乐观（批评者称测试结果受人操纵），但欧元区业已存在的这些问题要得到解决仍需时日。英国的国民经济严重依赖于正经历内爆的金融部门，该国面临着货币紧缩和再陷衰退的可能。同样，日本新首相较之其前任，很可能以更大的力度加强财政纪律。

换而言之，发达世界遇到麻烦了，而这些麻烦对美国的经济和贸易平衡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直接影响显而易见。相对于美元弱势的贸易伙伴国货币和国外正在上演的经济衰退，对于美国意味着进口的增加和出口的减少。由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其他成员的经济增速放缓，美国经济复苏的一个主要潜在支柱正遭到破坏。私营部门就业岗位的增长幅度如不能超过目前每月新增10万个岗位的水准，1500万美国失业大军迅速再就业的希望便十分渺茫。而单纯的劳动力增长通常只是增加更多的产业工人。

尽管最近在中国出现的工资上涨具有最终强劲拉动内需增长的潜势，但要弥补出口下滑的损失则尚待时日。

上述经济震荡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冲击。此前中国政府很可能考虑过要继续保持自2005年始的人民币温和上扬态势，但到2008年年中，随着出口缩水，中国停止了人民币升值步伐，而欧元危机则使得中国更不愿重启人民币升值进程。假如中国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强，而其他国家却使本国货币贬值，那么中国便会再度面临出口下滑。尽管最近在中国出现的工资上涨具有最终强劲拉动内需增长的潜势，但要弥补出口下滑的损失则尚待时日。如此迅速的工资上涨还会使得人民币实际价值攀升，就好像人民币名义汇率持续走强一样。一种货币的实际价值就是它经通货膨胀修正后的名义价值，而中国的通胀率正在上升，这部分是由于它坚持要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的缘故。

假如美国采取行动，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15%到25%的关税，以抵消人民币贬值——美国国会是这么认为的——对其贸易的负面影响，那么随着众多国家对美国此举的竞相效仿，就很可能引发一场贸易战。世界经济就可能重蹈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覆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贸易保护主义在各主要国家的抬头致使世界贸易体系土崩瓦解。倘若美国采取此举，中国无疑会提出抗议。同时，多数经济学家也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双边贸易平衡并无多大意义，美国经济要实现再平衡，需要的可能是降低财政赤字。

美国将无力再继续充当全球经济最终的消费引擎。银行业虚弱依旧，不愿放贷。

然而，美国自身也陷入了困境。美国将无力再继续充当全球经济最终的消费引擎。尽管得到“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简称TARP）和各项美联储救助计划的大规模援助，美国银行业虚弱依旧，不愿放贷。房地产行业持续疲软，并可能使银行资产负债表和消费者蒙受更大的损失。利率早已徘徊在零点水平附近，相比通货膨胀，眼下通货紧缩对美国经济的威胁更大。美国官方统计的失业率约为10%——但如果算上就业意愿丧失者（discouraged workers）和非自愿兼职者（involuntary part-time workers），这个数字将会超过15%。许多失业者失业时间已超过半年，有限的政府援助和惨淡的就业前景令他们前途堪忧。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致使美国第二季度的GDP增速折损了2.8个百分点，就业岗位增速也因此被削减。

与此同时，再度崛起的共和党反对派，以及一部分民主党中立派，对联邦财政赤字的规模感到忧心忡忡。这限制了联邦政府弥补联邦及地方预算亏空的能力，并可能导致双底衰退（double dip recession）。如果消费者和政府抑制支出，那么扩大需求的任务就只能依靠出口和企业投资了。然而，由于银行不愿放贷，债券市场对即便是主权债务的信用状况也倍感焦虑，许多企业的融资能力因此受限。尽管美国企业拥有强健的资产负债表和大量现金，但这只有当企业找到投资和雇佣的合理条件时，才能转化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优势。就目前来看，这一优势仍旧受到限制。由于可能出现出口疲软，面对外部经济压力，美国必须采取行动。

多数发达国家仍旧在巨额财政赤字的道路上徘徊。这些国家必须想办法减少开支或增加税收。

如果贸易盈余国家能够采取相对温和的财政政策，美国出口下滑的状况便会得到改善，但德国计划明年削减财政支出的举措表明，该国奉行的保守主义在影响上很可能会盖过法国政府在财政支出上的积极态度。

当然，必须对财政可持续性予以考虑。多数发达国家仍旧在巨额财政赤字的道路上徘徊。这些国家必须想办法减少开支或增加税收，以使自己不致债务缠身，最终只能以拖欠债务或通货膨胀的局面收场。

如果中国能加快内部结构转型，这将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有益的作用，因为中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大约2万5千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外贸易的连年顺差。中国政府能否利用这些贸易顺差明智地进行海外投资，还有待观察——这部分取决于政府对于原材料的各项投资在若干年后的收益表现，同时还取决于对发达国家债券和股票市场投资回报率的高低。无论如何，中国若要朝着贸易收支平衡的方向迈进，就必须允许其它国家增加出口或减少进口。例如，相对强势的人民币可以帮助促进墨西哥的经济增长，而比起中国，墨西哥会进口更多的美国商品。

简而言之，世界经济必须继续朝着“再平衡”的方向迈进，并克服欧元危机引起的倒退。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各国之间的通力合作——这虽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新常态”（译者注：“new normal”，是指后危机时代以“经济增速减缓、总需求长期不足、不确定性严重、自利主义盛行”为特征的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尚待发现，而它的诞生未必皆大欢喜。

大卫·达皮斯（David Dapice）是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经济学副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越南项目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