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偶尔也会有真相大白的时刻。在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金碗》中，那位美国豪门女继承人在不经意的一瞥间就证实了她心中的怀疑：她的丈夫和她的继母关系暧昧。1对全球经济而言，2008年9月19日就是这样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美国国会拒绝通过(尽管后来又推翻了这一决定)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提出的7000亿美元紧急救援计划。道琼斯股票市场指数大跌778点，全球股市也应声而落。突然之间，似乎再也不可能发生的“大萧条”变成了现实的威胁。

　　大萧条是20世纪的一场灾难。它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失业。然而，大萧条似乎还嫌带来的痛苦不够深重，它又创造了一个权力真空，这个权力真空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5000多万人在战争浩劫中丧身。

　　眼下，大萧条重演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经济学家、政府以及普通大众近年来洋洋自得，已经忘记了30年代的教训。在那个艰难年代，我们知道了经济实际上是怎样运行的。我们还知道，在一个强健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政府应当扮演什么样的恰当角色。本书将重新剖析这些教训，但也会对它们给出现代的解释。为了弄明白世界经济如何陷入当前的困境，就有必要理解这些教训。更为重要的是，只有理解了这些教训，我们才知道该怎么做。

　　在大萧条中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1936年出版的凯恩斯经典著作描述的是，有信誉的政府，如美国和英国的政府，如何通过借贷和支出，让失业者重新就业。这个药方在大萧条期间并没有得到系统贯彻。直到大萧条过后，经济学家才开始向政治家提供清晰的指导。因此，各国的领导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例如，在美国，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并没有推行赤字支出政策。在大多数时间里，领导人的直觉是正确的，虽然他们也非常困惑，但政策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然而，由于他们没有指导方针，在贯彻政策时，显得信心不足。

　　失业一直持续到因战争而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赤字支出政策。到40年代，凯恩斯药方已经成为标准药方，它被世界各国采用，甚至被写入了法律。在美国，1946年的《失业法》将维持充分就业作为联邦政府的责任。

　　在抗击衰退的过程中，关于财政和货币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原理完全融入了学院派经济学家、政治家、甚至一些普通大众的思想。据说，甚至连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被引述说“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但弗里德曼后来否认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大体上是可行的。当然，经济总是有起有落，而且总会发生一些大剧变，如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日本，1998年后的印尼，2001年后的阿根廷。但是，鸟瞰全球经济，整个战后时期的经济发展一直是成功的，而且还将继续取得成功。一个又一个国家维持了所谓的充分就业。有着庞大人口的中国和印度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并开始经历经济繁荣和增长。

　　但是，在运用赤字融资有效地摆脱衰退的背后，是另一个更为根本的事实，那就是《通论》被弃若敝履。在《通论》里，凯恩斯对经济运行和政府角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1936年《通论》出版时，政治经济学谱系的一端是那些认为凯恩斯主义之前的传统经济学非常正确的人。按照这种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自行调节和无政府干预的私人市场，“好像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确保充分就业。根据最简单的古典经济学逻辑，如果一名工人愿意以低于其所生产产品的工资工作，雇主给她提供一份工作就能从中赚取利润。持这些观点的人要求政府平衡预算，主张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在1936年，政治经济学谱系的另一端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只要政府接管企业，经济就可以从3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中复苏。政府可以通过自己雇人来消灭失业。

　　但是，凯恩斯选择了一种更中庸的方法论。在他看来，经济不只受理性参与者的影响，这些人如古典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好像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从事能够相互获利的经济交易。凯恩斯承认，大多数经济行为源自理性的经济动机，但是也有许多经济行为受动物精神的支配。人们总是有非经济方面的动机，而且，他们在追求经济利益时，并不总是理性的。在凯恩斯看来，这些动物精神是经济发生波动的主要原因，也是非自愿失业的主要原因。

　　要想理解经济，就必须要理解它是怎样受动物精神驱动的。正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样，凯恩斯的动物精神则是另一种经济观（解释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性的观点）的基调。

　　凯恩斯关于动物精神如何驱动经济的主张，让我们看到了政府的作用。凯恩斯关于政府在经济中所起作用的观点十分类似于各类育儿指南书给我们的告诫。一方面，它们警告我们不要太独裁。孩子会表面上服从，但当他们到了青少年时，就会反叛。另一方面，这些书告诉我们不要太娇惯孩子。娇惯孩子就无法教会他们自我约束。指南书告诉我们，恰当的育儿方式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父母的恰当角色是，设定限制，这样孩子就不会过度放纵他们的动物精神。但是，这些限制还要给孩子留有独立学习和发挥创造力的空间。父母的任务是营造一个幸福的家庭，它会给孩子自由但也保护孩子免受动物精神的支配。

　　这个幸福的家庭正好对应于凯恩斯(也是我们)关于政府恰当作用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正如传统经济学所证明的那样，可以有极大的创造力。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干预这种创造力。另一方面，若完全放任，资本主义经济也会走过头，正如当前所经历的那样。经济会出现狂热，随之而来的便是恐慌。

　　说道极端行为，小布什曾精辟地将这次经济危机解释为“华尔街喝醉了”。但是，华尔街为什么会喝醉，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创造了让它喝醉的前提条件，然后当它过度放纵时却置之不理，当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必定来自一个关于经济及其如何运行的理论。而这个理论来源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逐步阉割，这个过程在《通论》出版后不久便开始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进一步强化。很多人会失去工作；人们消费得太多，储蓄得太少；少数族裔受歧视，并遭受痛苦。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甚至石油价格暴涨，然后暴跌。政府的恰当作用，正如育儿指南书中提到的父母的恰当角色一样，是搭建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充分驾驭资本主义的创造力。但是，它也能够抵消由我们的动物精神引起的极端行为。

　　在《通论》出版之后，凯恩斯的追随者发现了几乎所有的动物精神——非经济动机和非理性行为。在凯恩斯对大萧条的解释中，动物精神是核心。但追随者们只保留了恰能得出最小公分母理论的动物精神元素，使得《通论》和当时标准的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学术差异最小。古典理论中并没有动物精神，它认为人们完全按照经济动机行事，而且总是完全理性地行动。

　　说到极端行为，小布什曾精辟地将这次经济危机解释为“华尔街喝醉了”。但是，华尔街为什么会喝醉，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创造了让它喝醉的前提条件，然后当它过度放纵时却置之不理，当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必定来自一个关于经济及其如何运行的理论。而这个理论来源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逐步阉割，这个过程在《通论》出版后不久便开始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进一步强化。

　　在《通论》出版之后，凯恩斯的追随者发现了几乎所有的动物精神——非经济动机和非理性行为。在凯恩斯对大萧条的解释中，动物精神是核心。但追随者们只保留了恰能得出最小公分母理论的动物精神元素，使得《通论》和当时标准的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学术差异最小。古典理论中并没有动物精神，它认为人们完全按照经济动机行事，而且总是完全理性地行动。

　　凯恩斯的追随者采取这种“改头换面的作法”(如海曼·明斯基所述)，有两个充分的理由。首先，萧条仍在肆虐，凯恩斯的追随者希望能让人们尽快改变观念，专而支持凯恩斯关于财政政策作用的观点。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者，他们将凯恩斯的理论改造成尽可能地接近当时的理论。保留最小程度的差别有还有另一个原因，它能够让当时的经济学家们用旧理论来理解新理论。

　　然而，这种短期的解决方式带来了长期后果。被注了水的《通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被普遍接受。但是，这种被裁减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容易受到攻击。70年代，新一代经济学家兴起，他们对被裁减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了评批，形成了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该学派认为，在凯恩斯主义思想中仍残存的少数动物精神可有可无，以至于对经济无重要性可言。他们认为，凯恩斯的原创理论改造得还不够。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还是经济学家们都不需要考虑动物精神。因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的、凯恩斯主义之前的旧古典经济学又复活了。动物精神被扔进了知识史的垃圾箱。

　　这种对经济如何运行的新古典观点从经济学家传播到了智囊人物、政治精英以及大众知识分子，最后传给了大众媒体。它变成了一个政治魔咒：“我是自由市场的信奉者”。政府不应该干预人们追求其自身利益的信念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政策。在英国，它的表现形式是撒切尔主义；在美国，则是里根主义；然后又从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传遍全世界。

　　关于政府作用的这种父母放任不管论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的幸福家庭轮。在撒切尔和里根当选首相和总统的30年后，我们亲眼目睹了这种论点带来的种种麻烦。对华尔街的极端行为不加限制，导致它烂醉如泥。现在，全世界都不得接受这一恶果。

　　自我们发现政府可以采取某些方式来消除资本主义经济中得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冲击后，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是，作为凯恩斯的遗产，政府的作用一直遭到质疑，从大萧条的经历中建立起来的保护机制被破坏了。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其中的人们不仅有理性的经济动机，而且还有各种动物精神）的真实运行。

　　本书吸收了行为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观点，它描述的是真实的经济运行。它解释了当人们作为真实的人，因而有着真正合乎人性的动物精神时，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且，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忽视真实的经济运行已经使世界经济陷入当前的危机：信贷市场已经崩溃，实体经济也岌岌可危。

　　借助社会科学领域过去70多年来的研究，我们能够阐释动物精神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作用，从而完成早期凯恩斯主义者未能完成的任务。由于深知动物精神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把它作为我们的理论核心，而不是将它略而不论。因此，这样的理论是不容易受到攻击的。

　　在当前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这样的理论尤其必要。首先，政策制定者必须知道该做什么。对于那些已经有正确直觉的人而言，例如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这样的理论也是需要的。只有清楚地理解该理论，他们才会有信心和合适的理论武器，积极行动起来，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