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教于北大的外籍学者提出了一种少数观点：中国以补贴刺激内需，无法持续提高消费至理想目标。这样下去，只能继续靠投资与出口维持GDP增长，也就是有些人所谓的“日本模式”，最后会陷入与日本同样的困境。解决的方法是将国家的财富转移至民间，但是无论如何实现，都不容易；而且越拖问题越严重。

中国已经正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面对最近许多兴奋的言论，北京若是想喝白酒庆贺，恐怕判断过于乐观。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成长一直是遵循所谓的“日本模式”。在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这种模式证明了，在短期内可以非常成功地创造出令人瞠目的快速经济增长——不过最终总是会遇到同一种致命的限制：大量的过度投资与资本的分配不当。然后会经历一段痛苦的经济调整期。总之一句话：北京要小心。

日本1990年代“失去的十年”（至今仍未走出）就是出现在一段高增长时期之后，而增长的核心动力是对于制造业与投资大量补贴。日本模式将财富从家户部门（household sector）转移至补贴经济增长，使用的手段为：限制工资、贬低货币，以及影响力最大的——压低资金成本。根据以前所有的例子，一旦这种模式的火车开动了，就很难改正方向。这是因为经济之中有太多部分必须依赖隐性的补贴才能生存。

日本也并非唯一迅速增长，然后受困于这种方式的国家。巴西在经历了1960年代和70年代的“奇迹”增长之后，在80年代也因为类似的原因，有过自己失去的十年。北京若能将这些经验引以为鉴，可望安然度过。

如果粗略观察，中国的繁荣似乎势不可挡。这值得进一步推敲。6月初，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2010年销售量将超过15万辆，今年会超越美国成为新的世界最大新车市场。不过这看似好的数字之中，隐藏着坏消息。在去年销售量增长45%、今年上半年又增长48%之后，这个预测代表着2010年下半年汽车销售量会缩减20%。

这些数字对于中国消费增长这个已经激烈的辩论而言，可能是火上加油。中国经济仍然高度依赖出口，为了重新取得平衡，北京必须提高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极低的消费区块。消费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46%，降至2003年前所未有的41%，然后降至2006年惊人的38%，最后于2009年降至36%以下。（8月，瑞士信贷发表了中国改革基金会王小鲁所做的研究，表明如果加入中国无记录的经济，亦即官方数据没有反映出来的市场活动，消费所占比例甚至更低。）

中国的决策者对于扭转这种下降趋势的紧迫性，绝不会视而不见。消费的比例低，是对应于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盈余与投资。除非国内消费巨幅增加，中国要保持快速增长，只有两个办法：增加投资，直到远远超乎其经济效益；或是在其他国家不情愿的情况下，硬性扩大贸易盈余。为了促进消费，北京5年来，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已实施了一些相应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有效吗？

从正面来说，去年汽车销量的确大幅上升。大多数分析家认为，这是大好消息，显示中国家庭消费行为的重大转变。但是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声称，汽车需求激增，主要是由于政府补贴与退税，是不能持续的。去年耐用消费品需求激增，但也是靠补贴支撑的。

怀疑者认为，更重要的是，虽然目前汽车与耐用消费品销售量增加，在未来，家户吸收这些补贴成本的时候，销售量会随之反转。补贴必须有支付来源，最终还是由住户部门支付——既然补贴是由未来的收入支付，消费目前会上扬，但未来下降，将不可避免。

看起来怀疑者或许是对的。如果如数据显示，汽车与其他消费的增长，在未来数月真的大幅疲软，这将显示：中国的低消费不是一个可以用行政措施解决的个别问题；消费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根本问题，因此不大幅改革现状，不足以解决。

尽管如此，多数经济学家仍认为，零售销售数据上扬与工资上涨，显示中国提高消费者支出的进度正常；并且在十年内，消费很可能占GDP的47%到50%——但是，依照一般标准，这种数字仍然过低。即使其他国家都愿意对中国维持巨额贸易赤字，使得中国在这段期间还可以维持较低的相对消费；要达到估计的最终消费数字，说困难绝不为过。

原因如下。

要在10年内使消费产生47%至50%的GDP，每年消费增长需要比GDP增长高3到4个百分点，是以前从未能达到的。如果未来10年，中国能如许多分析师所预测，维持7%到9%的成长率，消费就必须增长10%到14%，将远远高于改革开放以来的记录。然而，所有的预测均显示，中国未来10年（消费）增长速度，将会比以往慢。

数字目标当然能够算得出来，但是如何达成，则有两派理论。第一种认为，中国无须改变基本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可以扭转低消费增长。中国低消费的原因，有多种解释——人口分布因素、儒家文化、偏颇的税收优惠、非专业的营销、性别失衡、破裂的社会安全网等。根据该理论，如果北京采取行政措施对症下药，消费会自动上升。

如果第一种理论是对的，北京大概就可以一面激励消费，同时保持高度GDP增长。但如果需要做的仅限于此，为什么到现在事情还未解决。自2005年以来，政府一直希望加大消费在GDP的比例，但是这个数字却快速下降了。

另外一种属于较少数（但人数快速增多）的理论，认为现行模式本身阻碍了高消费：因为消费低才维持了高成长。中国无法一面靠着低工资、廉价资本、贬低的货币而享有两位数的GDP增长，同时却仍然具有强劲的国内消费需求。五年来，这种理论一直主张，北京已采取的刺激消费增长措施必将失败，因为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

我们也只能让时间证明，哪一种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以数据推算，目前的GDP增长率，似乎无法让消费激增到所需的水平，无法使中国转移对出口与投资的过度依赖而达到新的平衡。除非中国的GDP平均年增长率急速跌至5%以下，甚或是达到了这个目标，消费都不太可能在10年内占GDP的47%至50%。

那么，为什么尽管北京矢志提高消费，中国人的消费相对于其生产，还是如此之低呢？一般的想法不正确，中国人并非不喜欢消费。任何人只要到购物中心略看一下，也会发现中国人喜欢购物。问题是，中国家庭收入只占全国总收入的一小部分，其消费所占比例也必然很小。过去10年，家庭收入占国总收入的比例急速下降，家庭消费所占比例也随着快速下降。

这并不是说家庭变穷了。相反地，家庭变得比较富裕，而且速度相当快；但是其收入增加的速度，低于全国总体的速度，这代表家庭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例正在下降。

如果北京要增加消费占GDP的比例，就不应该浪费精力、金钱去提供更多消费奖励、修改税收与补贴、改进社会安全网、试图改变文化习惯。该做的是，家庭的实际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例必须增加。给他们更多的钱，他们就会用掉。

如何才能提高家庭收入的比例？这是个棘手的问题。

一种选择可能是由北京策划，将国有财产大量转移到家户部门，比如说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这可能增加家庭财富，从而大幅提高消费；但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之下，大规模的私有化，极不可能。

另一种选择，也是最终唯一可持续的前进路线，涉及到反转这种造成疯狂增长的补贴政策。工资增长至少必须与生产率增长同步，利率必须大幅提升，货币必须升值。但如果任何一项发生得太快，可以预期破产会激增——老旧企业失去了惯有的补贴，会难以生存。

不幸的是，中国改变增长模式等得越久，改变的难度越高。迫使银行以不正常的低利率提供项目的资金，必然会增加不良贷款的数量，不良贷款最终将成为政府的债务。中国拖延的时间越长，债务将积累更多，增长将更依赖补贴。

日本提供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个案研究，日本强制银行体系高度投资，造成经济快速增长。很长一段时间，投资分配错误的问题，只是在东京被悄悄提及，没有严肃对待，似乎问题并不重要。每个人当时都“明白”，日本的领导人能轻易应付转型。毕竟，他们都极端聪明、对于日本的特殊情况有深入理解、握有控制经济的实权、对于历史理解深刻、倾向于长期思考，最重要的是，对于解决日本的问题，有明确的理解。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

最终，日本被自己的成功所诱惑。看看他们的成就有多么非凡：日本投资导向的增长，数量之高，1990年代初期到达顶峰，从1970年占全球GDP的7%，到1980年占10%，然后在1990年代初期，飙高到将近18%。在大约20年内，日本的GDP占全球的比例，增长为原来的2.5倍。然而日本持续激历投资以便造成高度增长，一直到1990年代初期为止。投资的经济价值在此之前早已转为负面。

又过了不到20年，日本经历了长期惨痛的挣扎，以适应其高债务与大规模的过度投资，GDP只占全球的8%，正被中国超越。换句话说，日本在不到20年间，就将之前令人惊叹的20年所增加的高额全球GDP比例，全部退了回去（同一期间，美国维持其占全球GDP比例）。

中国越早开始这种困难的转变，所需付出的成本越低，但无论如何，都不容易。关键是消费相对于GDP要快速增长，而且中国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去扭转过去工资、货币、利率的补贴政策，这些补贴都是由家户部门支付。中国还需要世界其他各国继续吸收其飙升的贸易顺差，这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到头来，唯一“容易”的解决方案（经济的、不是政治的）可能是将财富从公共部门大量转移至家庭，途径或许是通过私有化。中国可能会不情愿打这张牌——但只有在经历缓慢增长的痛苦期之后，北京才会被迫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