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国公司的吸引力逐步下降,而中国所有的成本都在快速上升。 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正慢慢消失,一些美国制造商开始转往越南。不但如此,中国对外国公司的吸引力也逐步下降,事实上,中国所有的成本都在快速上升。伴随着其他一些无形但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不再是设厂的理想之地。我经常去中国,以下是我观察到的一些现象: 白领(办公室职员)的生产力非常低,尤其是在国企和政府机构。中国关注蓝领生产力是正确的,但却忽略了白领生产力这一问题,特别是中资企业和国企。如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整体成本与其他国家相比就会上升。因此,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部门甚至拖了增长的后腿。 住房成本的高昂(甚至比美国还要高)令人难以置信。当然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但住房价格和租金太高,外国就不愿意派驻员工到中国来。 产品质量和安全的成本远高于西方国家。如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安全食品(婴儿奶粉和维他命)的购买成本要比美国高得多。 污染问题也阻碍了外国人来中国,即输入外来人才的成本也提高了。 中美时差是一个看不见但却是一个重要的成本因素,因在两地间频繁往来,无疑让人心力交瘁,无形中提高了在中国做生意的成本。当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较低时,西方会接受这一点,但劳动力成本上升时,就很难再接受了。 中西方之间的距离提高了货运的成本,物流更为困难。对美国来说,在墨西哥生产更为简便,因工厂离得近,劳动力成本也不高。 语言差异也提高了工作成本,同样在劳动力成本较低时,这一因素是可接纳的,但如成本攀升,那么中国相较于印度这样的国家,吸引力就下降了。 有人说目前越南将会取代中国,成为西方制造业新的落脚点。或许从短期看的确如此,然而越南与中国有很多相似的不利之处,如语言、距离、时差和日益严重的污染等。我认为,中国在设厂方面遇到的真正竞争来自于美国和东欧国家,特别是美国。如在美国生产,那导致中国不再有吸引力的劣势就不成为问题。东欧国家也会有诸如语言和不同文化体制的问题。 在美国,劳动力成本会更高,但制造业和白领职员的生产力也更高,因此成本的差异就消失了。而且住房和租金的成本更低,也不存在时差或距离问题。 美国公司也可在墨西哥设厂,尽管那里充斥着犯罪问题,但美国公司知道怎么应付。因此美国公司虽把目光投向越南,但大部分公司还是会将工厂重新放回美国或墨西哥。美国是新的低成本制造地,而中国已不再是了。时代已经改变,中国现在必须面对新的现实,即从制造业的角度看,中国将是一个高成本国家。 关于中国需要更多创新的讨论由来已久,事实上,中国正变得更具创新性,但在短期内步伐还不够快。中国需要一些行动来解决高成本制造这一问题。中国人是非常务实和具有适应能力的。中国在一些地方早就着手改变,但在某些领域仍需要有果断的行动。我认为,中国需要做的是: 语言:让年轻人在学校开始学英语,随着他们的日渐成长并走向领导岗位,好处将逐步显现。 兼并和收购海外公司:中国对此表现得很积极,但应建立起我所说的“并购机器”,这在本刊上一期的专栏中曾提过。 质量:中国公司在质量方面越来越严格,但更需要关注安全性,应采取更为系统化的监管。 在某些领域中国严重滞后,除非得到解决,否则中国不可能在竞争力上有所突破。我认为,在以下四方面需大力改变: 1、在美国建立中国的工厂:这看上去困难,且会导致中国的失业率上升。但减少了生产成本之后,将增强竞争力。从长期看,中国别无选择,正如日本和欧洲公司那样,只能在美国设立工厂。 2、让公司领导体制更开放:中国公司层级化严重。大部分公司缺少企业文化,职位低的人因害怕与上司发生冲突而不会提出自己的建议。航空业里人所周知的是,在亚洲航班的驾驶室里,职位较低的副驾驶通常不敢告诉机长自己有什么误操作。中国的很多公司也有类似问题,特别是那些较为传统的公司。应在内部设立更多的领导培训课程或将领导职位的接班人送到学校培养。这将加快必要的改变,让竞争力得到长期改善。 3、提高白领员工的生产力:利用电脑来执行办公室任务,如成组复印、团队管理、部门间协作等。这需要引入能完成任务和协作的一套系统。 4、关注公共部门而不仅是私营部门:中国已朝这个方向发展了,如引入经济附加值(EVA)来核算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的效率依然低下,增加了很多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既然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故解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泰德·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