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劳资冲突及工人维权事件的报道逐渐增多，以富士康事件、本田事件为代表的抗争行动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认识、把握中国工人的现状及当前发生的各类事件，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当前劳工问题的新特点

　　早在2001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一份报告中就指出，“近两年来，在部分地区和行业，职工队伍中不稳定的因素在增加，各地职工群体性事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总体呈现出以下特点：参与人数增多，规模扩大；行为过激，对抗性加强，处理难度加大；事件的重发率高，择机性强；职工群体性事件的内容具有趋同性；地区和行业性特点突出，困难职工群体是事件的主体；组织倾向明显，一些地方出现非法组织”。事实上，进入2010年，工人维权总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征——

　　第一，是经济抗争而非政治抗争。目前我国发生的工人维权事件主要不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主张，针对的也非国家公权机关，而是为了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和增加工资等经济目的。

　　第二，导致工人维权抗争的原因更为复杂。早几年，主要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问题，如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等法定程序、违背工人意愿强行改制；安置不合理，工人不同意买断工龄方案或工厂没有代工人缴纳社会保险；原来拖欠工人的集资款、工资或其他福利待遇没有退发给工人；改制过程中对企业资产的评估不合理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而最近出现的问题，则更多的是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冲突，主要是为了改变不合理的劳动制度等。

　　第三，抗争行为相对克制，没有发生较大的社会冲突。工人抗争的方式主要有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要道、占领工厂等。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国有企业改制引发的冲突，大多由于有些工人因下岗而无工可罢，或者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不了问题。一些已停工的企业采取上街游行示威等影响公共秩序的行为，以引起社会特别是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所以经常会引发一些冲突事件。而当前的私营企业工人的抗争相对理性，主要是采取停工等方式在厂区内示威，对社会公共秩序影响较小。

　　第四，抗争依据多元化，从“政治伦理”到“生存伦理”。国有企业的工人维权最直接的精神资源来自我们长期宣传的意识形态。由这种意识形态决定的主流话语中，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工人是国家的主人。这种政治化的话语，一方面制约着工人意识的发育，另一方面又成为工人维权抗争的武器。而私营企业工人维权依据的则是道义经济学中的“生存伦理”，他们提出的诉求是工资太低、工作环境太差并因此影响到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等。

　　“工人阶级”含义的变更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不惜以损害工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去争取所谓的“经济效益”与投资。在国企改制过程中，一方面有人以寻租手段侵占国家或集体资产，另一方面部分工人成为缺乏社会保障的失业下岗工人。而在一些改制后的企业及新生民营企业中，工人成了生产线上没有思想、没有尊严、没有前途的机器人。在权力和资本面前，工人成为最弱势的一环，自然希望组织起来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的状况因两大基本因素的改变而发生了若干变化。

　　第一，“工人阶级”的含义在变更，身份、阶层和利益出现分化。长期以来，“工人阶级”是一个政治化的概念，内涵的政治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是它的基本特征。其结果就是没有一个确定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群体”，这个阶级在所有人都为其贴上标签时反而“失踪”了。就是说，当许多不同职业、不同经济地位、不同思想意识的人都被封为“工人阶级”时，这个“阶级”也因为没有明确的界线而不能获得基本的认同。当然，整体意义上“阶级”的“失踪”，并不意味着具有明确职业特征的工人群体的消失，事实上，其主体部分——产业工人，仍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群体。只是这个职业群体并不以阶级的形式存在，它被学界称为具有客观经济利益关系的“阶层”。

　　进一步考察会发现，随着国家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经理权威主义的兴起并制度化、私营企业的发展和部分企业的倒闭破产，作为“职业群体”的产业工人也在进一步分化，出现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完全的雇用工人、下岗失业工人。在具体企业中就有干部、以工代干人员、固定工、合同工、农民轮换工、协议工、临时工、下岗职工、待岗职工、离退休职工等多种身份的群体。这些身份的背后，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他们有不同的生活处境，有不同的利益，也就有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抗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企改制的深入推进，工人阶级的人员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下岗失业工人开始出现，他们原有的主人翁地位和“老大哥”身份被逐步消解。此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雇佣工人，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只要资方按照规定履行义务，他们就会很满足，不会提出额外的要求。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工人阶级不再局限于维护已有的权利，他们有新的追求，主张新的权利，质疑资方现有规定的合理性。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在改变。改革开放30多年，农民工已悄然更新换代。1980年代农村政策放活以后，一部分农民“洗脚上田”进厂务工，他们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成了最早的一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来城市打工是为了贴补在农村的生活，很多人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比如赚了钱回去盖房子、娶媳妇、抚养子女等。他们想回农村老家，因为他们的根还在那里。这一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是非常淡薄的，仅仅局限于维护已有的权利不被侵害，提出的要求也仅限于劳资双方事先商定的一些事项。

　　1990年代后，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直接从学校进城务工者越来越多。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也就有较高的精神生活需求，渴望继续学习、重视技能培训，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理想特别强烈。他们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大量“80后”和“90后”的加入，这部分农民工的人数越来越多，到目前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他们已登上了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舞台，并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相关资料显示，在近期一系列事件中，策动、领导及参与的都是新生代农民工。

　　寻找权力、资本和劳动者三方的均衡

　　在一个群体高度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如何实现权力、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均衡，是极富挑战性的问题。无论人们如何选择，在我看来，保护处于弱势的劳动者的利益，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这种保护是多方面的，不仅需要掌握社会公共权力的当政者制定出明确的社会行动规则，还需要掌握经济资源的资本集团恪守这些社会规则并赋予它符合人性的内容，更需要劳动者实现利益组织化以形成制约权力和资本的社会力量。

　　当前中国发生的工人维权事件基本上都是劳动者用政府的法律规则挑战资方，这时候政府应该采取中立姿态，既不站在资方的一边，也不站在工方的一边，这样得出的结果才会是合理的。不过，政府部门也应该有所作为，让劳动者建立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与资方博弈，不能把这视为不稳定因素，否则劳动者就可能把对资方的不满转移到政府一边，甚至挑战政府的规则。与此同时，政府还应尽快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

　　一种传统的思维是，工人寻求组织化保护一定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长期以来，许多企业要么没有建立工会，要么工会在企业中成了一种发发福利品的机构，成为党政机关的附属而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

　　其实，利益组织化既可能成为反体制的准备力量，也可以成为稳定社会的基石。当工会组织没有正常的生存土壤时，工人的群体行动反而会趋向于成为暗下行动，这会带来很多不可预见的因素，例如黑恶势力的介入。而如果让工人组织起来，以平等的姿态参与到与资本的博弈中，则可能达成对劳资双方、对整个社会长期稳定发展都有益的结果。在新的形势、新的变化面前，我们应当拿出积极应对的方略并敢于接受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