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涛等：新加坡东亚研究所：中国的超级富豪

【第一作者简介】：赵力涛本科与硕士均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师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Andrew Walder，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常任研究员。

　　【智库简介】：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EAI)是全球顶尖的中国问题研究智库。该所成立于1997年，前身可追溯到1983年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所建立的东亚哲学研究所。该所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在全球引进东亚研究领域（尤其是中国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与学者，她出具的政策背景分析、政策报告以及政策咨询意见不仅对于新加坡政府的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并为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政府与研究人员所重视。著名学者王赓武教授任该所董事会主席，郑永年教授为现任所长。

　　新富阶层

　　财富的创造是经济发展的结果。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造就了一个新富阶层。这个群体结构复杂，包括私营企业家、大公司经理人、专业人士以及拥有自由权力的国家官员。

　　特别是从2000年代初开始，中国经济更是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首次公开募股和繁荣的房地产市场成为创造财富的新方式，中国问题的观察家们开始谈论中国新富阶层（特别是那些拥有金融和房地产资产过亿的人）的时代即将来临。

　　当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不断增长的中国新富来说只是一个短暂的挫折。即使考虑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一份麦肯锡报告预测， 2008~2015年间，中国的富人家庭数量仍将以16%左右的年增长率强劲增长，即望从160万户增至400万户。

　　在新富阶层不断庞大的同时，中国人的金钱观相对其他价值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80年代，年轻人忙于从传统和西方文化中追寻生命的意义，而1990年代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与上一代大不相同，年轻人转而通过金钱和物质定义幸福生活。对于大多数新生代来说，当下人生的意义就是金钱。

　　在中国的调查一再表明，中国的当代青年越来越看重成功。金钱和有钱人的生活方式已经越来越成为城市人的重要生活理想。1980年代，邓小平必须竭力说服人们相信"致富光荣"；到了1990年代，这种思想基本普遍认同。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富阶层合法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88年，它正式承认了私营企业家，2002年对党章做出了重大修订，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通过拉拢和吸纳，中国共产党增强了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

　　媒体在确立的财富的正面名分方面发挥了作用。1990年代因为害怕引起社会不稳，中国禁止讨论社会分层。但是到了2000年代，大众杂志开始广泛报道中国超级富豪的收入和生活方式。

　　国际传媒和商界也大力助推中国的消费主义和奢华生活方式。2006年4月百万富翁展在上海举行。这种展览2001年源于欧洲，每年举行一次，主要展示奢侈品和奢华生活方式。来自中国各地的10000名尊贵的客人享受着盛大的晚宴、鸡尾酒会和国际巡演。

　　到目前为止，财富已经完全正当化了。但问题是，财富和富人有明确的界限。吊诡的是，中国社会，富人广受仇视而不是尊重。私下里对财富的羡慕和向往和公开的仇富并存。这种现象在其他社会是很少见的。

　　公众仇富的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中国的新富并不是通过勤劳、创业和创新致富的，而是通过走私、贿赂、投机、偷税漏税和窃取国家财产敛财。这些超级富豪们的成功没什么仁义可言。所以，人们像仇官一样仇富。

　　公众仇富情结和年轻一代极度渴望即刻发财致富有关。以前的调查显示，各行业各领域的年轻人都渴望成为成功人士，但他们无法忍受现状，也对现状不满。这导致对富人产生了一种既羡慕又仇恨的复杂心态，而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中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心态。

　　纵观中国历史，财富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社会声誉。但这主要是因为儒家精英们鄙视物质追求和轻视商人。相反，在今天，挣干净的钱是完全正当的。财富不能转化为社会认可和声望表明，穷人和富人，而不是文化精英和商业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有社会学家担心中国正在走向一个断裂的社会

　　社会凝聚力目前正处于危机之中。新富们越来越将消费主义看作是身份和地位的来源，因为国际投资者和国际公司欢迎他们进入国际消费市场。然而，他们这种奢华、通常是专享的生活方式，减少了他们与社会低层的接触。那些不太富有的人们对富人不信任，认为他们腐化，缺乏社会责任感。这两个群体之间的鸿沟对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到目前为止，中共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方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尚不清楚。

　　中国（超级）富豪的形象

　　2000年代初以来，中国富人的数量急剧增长。由于定义标准和分析目标迥异，估算数字也有差别。根据凯捷和美林2007年对大陆413000名净值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高净值个人"（不包括收藏品、消费品、耐用品和主要居所）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在亚太排名第二，仅次于日本；在全球超过法国排名第5，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

　　2008年，中国的"高净值个人"数量降至364,000，与2007年相比下降了12%。尽管有巨额的市值损失，但中国金融市场的封闭性和强劲的经济增长，起到了缓冲作用，使中国不至于遭受像其他国家那么惨痛的损失。 2008年，中国的高净值人口超过英国，名列世界第四。

　　2009年麦肯锡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2008年中国富人家庭（年收入在25万人民币以上）的数量达到160万，占城市家庭的近1％，而美国、德国和日本约是10％。报告预测，未来5~7年内这个数字可能以年均16％的速度增加。到2015年，中国的富人家庭将超过400万，名列全球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和英国。

　　超级富豪的出现在中国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这从胡润中国富豪榜，这个最早和最具影响力的中国超级富豪年度排行榜中可以看出。当1999年第一个富豪榜出炉的时候，中国大陆只有一个以美元计的亿万富翁（荣毅仁）。随着楼价飙升，股市反弹，以及2000年代的大规模首次公开募股，超级富豪名单迅速扩大。 2007年，亿万富翁数量骤增至106名。

　　中国倾斜式的增长模式有利于超级富豪的产生。据胡润中国富豪榜，超级富豪以及他们敛财的增速远远超过中国GDP的增速。尽管上榜的标准已经提高。这份名单还在迅速扩大。表1清楚地表明，超级富豪的平均财富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中国的超级富豪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从而有利于形塑他们的身份和群体意识。和新兴经济体一样，中国的超级富豪都比较年轻。胡润中国富豪榜显示，2008年中国前1000名超级富豪的平均年龄只有48岁。麦肯锡的报告根据不同的界定标准，结果显示，大约80%的中国富人年龄在45岁以下，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是30％，日本则为19％。

　　在教育方面，到1990年代末，中国的超级富豪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他们迫切需要获得教育证书增强他们的社会地位。自1999年以来高等教育的扩招，特别是收费昂贵的经理人课程的蓬勃发展，为中国的新富们接受高等教育，扩大关系网络提供了机会。因此，根据胡润中国富豪榜，1999年只有15％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而到2003这一数字突增至77％。

　　从地域上来看，中国的超级富豪都集中在少数发达省份和城市。2008年胡润中国富豪榜显示，从出生地上讲，浙江、广东、江苏、福建和山东是超级富豪最多的地方。而大部分超级富豪把总部设在广东，其次是浙江、上海、江苏和北京。

　　房地产部门产生的超级富豪最多，达到四分之一左右；其次是制造业，这反映出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其他部门则远远落后。不过，近几年制药业和能源业的超级财富数量不断上升。（见表2）

　　中国共产党对新富的吸纳

　　198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寻求通过限制政治活动，向非国有资本开放经济部门和吸纳各类精英进入到体制内来保持政权稳定。这种建立广泛的"精英联盟"的新策略，不仅覆盖知识和文化精英，而且囊括了私营部门的经济精英。

　　与吸纳文革后享有较高社会声望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不同，吸纳私营企业家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中国共产党曾花几十年的工夫剥夺资本家的合法性。对于很多高层党员和官员来说，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反对资本家剥削的政党。现在反过来要接纳资本家是难以置信的。

　　吸纳私营企业家的另一种方法是为这个新兴群体开辟政治参与渠道。成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是提高私营企业家政治地位的重要方式。

　　根据胡润中国富豪榜，2008年是中国企业家政治地位提高年。在2008年1000位上榜富豪中，有 80人是全国人大代表，68人是政协委员。这就意味着，约15％的超级富豪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而2007年这一比例只有10％。

　　许多人都认为，地产商已成为中国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利益集团，他们有有翻转中央政府政策的潜能。 2003年，央行发布了121号文件，宣布各项措施，严控向房地产部门贷款，以防房地产进一步过热。作为回应，房地产商迅速行动，一边组织会议，制造公众舆论，一边通过全国工商联来反对121号文件。

　　国务院随即发布了18号文件，强调了房地产行业的重要性，承认房地产业需要健康发展。新文件实际上推翻了中央银行的决定。这一事件普遍被认为是利益集团通过动员体制内外支持，翻转政府一个重大决策的第一个案例。

　　当然，中国富豪的政治地位的提高和不断增强的自信并不意味着他们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和政治活跃的阶层。他们作为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并不热衷于改变这个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他们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现有结构。（注：译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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