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小夏：镜鉴美国

　一个群体内自杀率的高低，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经济收入或其他与社会地位相关联的因素，而在于人际关系的紧密与否，即社会的“整合程度”

富士康公司几个月内连续发生13起工人自杀事件，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中那些巨无霸式的生产机器的面貌摆到了世界面前。

　　即便在西方工业革命的时代，如富士康的规模也是闻所未闻：30多万人在三平方公里的厂房与宿舍中生活、工作。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中之国。当这台机器转动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必须在身上套上等级的标志——黑色、红色、白色的工作服，或者是白、黄、红各种颜色的帽子，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在刹那间便能够被识别出来。由退伍军人组成的保安大军用铁腕来维持着这个工业王国的秩序，任何违反规矩或者僭越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以军事化的管理来实现的高效率，使得深圳的富士康成为以雇员人数来计算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工厂，在经营规模上则足以与工业时代的卡内基、福特、通用电气这类巨头相提并论。

　　在谈到中国今日的经济发展与劳工问题的时候，人们经常会提起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以及大工业化时代的同类现象。的确，所谓“公司镇”在西方工业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大量存在。尤其是美国，由大批新移民组成的工业劳动力无论是在社会地位、生存环境、人际交往上都与中国的农民工有许多相似之处。美国的“公司镇”中是否也曾经出现如富士康类似的问题呢？这些问题又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解决的？本文试图通过美国“公司镇”兴衰的历史来就此进行探讨。

臧否“公司镇”

　　“有人说人是泥土做的，

　　但穷人却是用肌肉和鲜血来组成的。

　　肌肉、鲜血、皮肤、骨头，

　　还有软弱的头脑和强壮的背。

　　他出生在一个没有阳光的早上，

　　拿起铁锹就上了煤矿。

　　他在九号矿井挖出了十六吨，

　　直到工头说这一天算是完了。

　　挖了十六吨煤他得到了什么？

　　老了一天，债又多了一层。

　　圣彼德呀别召去我的灵魂因为我不能走，

　　我的灵魂属于公司的商店……”

　　这首由一位矿工的儿子创作的20世纪曾经风靡一时的歌曲“十六吨”，写的就是煤矿公司镇里面矿工的生活。美国的工业革命，在19世纪中叶铁路运输兴起之后便开始高速发展，其能源动力就是东部阿巴拉契亚山脉中蕴藏的丰富的煤矿。自从1848年第一个煤矿出现在弗吉尼亚州中部地区之后，数百个煤矿纷纷在贫穷与人烟稀少的山区冒出来。以这些煤矿为中心，形成了美国最早的“公司镇”。

　　多数的煤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全靠外面运来。而绝大部分矿工也是新来乍到的外国移民。他们离开受到饥荒、革命、经济危机、种族迫害、宗教冲突等等困扰的欧洲到新大陆求生存发展。北欧国家的人口来了三分之一至一半，爱尔兰人来了三分之一，波兰人、俄国人、巴尔干半岛人都有不少，另外还有南北战争后从南方过来的自由黑奴。在交通如此不方便的地点工作，语言又不甚通，“公司镇” 就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解决办法。

　　所谓“公司镇”，也就是一家大公司买下整片的土地，不但在那里从事生产，而且负责起商业、治安、学校教育、城市卫生等市政工作。整个镇的经济完全由这家公司来把握，公司有自己的商店，或者是拥有所有出租商铺的产权。该公司任何方面的竞争对手都很难在这里插足。

　　由于煤矿行业的地理特点，“公司镇”在这个行业中最为普遍。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南部的几个产煤州——西弗吉尼亚、肯塔基、田纳西、马里兰、弗吉尼亚、阿拉巴马——中，煤矿工人大约65%至80%居住在公司镇中。

　　19世纪后期，美国东部的煤矿生产业大约雇佣着六七十万工人。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安全系数低。每天工作12至16个小时，每年因为安全事故被吞噬的生命达到二三千人。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工人搬家换工作，煤炭公司发展出一套被称作“truck system”的计划：工人的工资部分以“购物券”来替代现款来发放。这些购物券只能用于公司开的商店，职工在这些商店中可以赊账购物，然后用购物券来归还。许多工人日积月累，欠下了公司商店的大笔债务。这就是歌曲“十六吨”中所指的情况。

　　随着工业规模的上升，“公司镇”也开始传入其他制造业。钢铁、火车、汽车、机械、纺织等大工业都在不少地方建立了公司镇。其中最有名、被推为“公司镇”代表作的，是如今已经并入了芝加哥市的普尔曼镇。这个镇建于19世纪80年代，整个市镇从地皮到房屋到商店，全部为普尔曼火车车厢生产公司所有。公司的老板乔治·普尔曼专门请来了著名的设计师斯宾塞·伯曼来做城市计划。

　　整个市镇外表看上去非常漂亮，1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一栋接一栋的小房子里面居住着大约6000名普尔曼公司的雇员，另外还有数量更多的家属。当时正值全球铁路业大发展，对车厢的需求很高。这里的工人工资相对很不错，他们的住房和消费都直接从工资单上转账。

　　媒体上有人将这里称为“世界上最美妙的梦幻之城”，殊不知在1893年，美国出现经济衰退，普尔曼的订货数量大减，公司裁减了数百雇员，同时将许多岗位转为计件工资制。虽然计件的工资稍有上升，但是因为总工时下降，工人的收入随之下降。工会要求资方降低房租，却遭到资方拒绝。就在工会仍然设法进行谈判期间，三千名工人在1894年5月11日在没有工会批准的情况下举行罢工。罢工工人堵塞了整个芝加哥市西部的交通。

　　有部分罢工工人属于强大的美国铁路工会。该工会的主席德布斯是一位激进的劳工领袖，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德布斯号召铁路工会援助罢工工人，对普尔曼厂进行全面抵制。抵制行动在6月26日开始持续了四天。在这期间，铁路司机拒绝拉普尔曼车厢，铁路工人拒绝将普尔曼车厢挂上火车。卷入这场抵制行动的有125000名铁路工人。这一来便导致了普尔曼生产的瘫痪，结果资方干脆实行锁厂，并且将铁路工会告上了法庭。

　　法庭下令复工，但是被工会和罢工领袖拒绝。克里夫兰总统只好在6月29日出动了一万两千名联邦军队去制止罢工，理由是罢工妨碍了联邦邮政。军队与罢工者之间产生了流血冲突，有13名工人被打死，50多人受伤。德布斯和其他几位罢工领袖被捕，各交保一万美元之后才释放。后来，德布斯因为发动这次抵制活动被判处六个月的徒刑。

　　这次工潮让普尔曼这样的公司镇背上了非常坏的名声。政府成立了委员会来调查该镇的管理事务，最后得出了结论说，让雇员在各方面都如此依赖雇主，不符合美国的精神。最后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在1898年裁决，公司必须放弃对该镇的所有权。在后来的十年中，公司逐渐出售了在这里的房地产和商店，那种纯粹以生产为目的而建立的公司镇也从此在美国步步消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乔治·普尔曼在建设这个镇的时候，曾经得到过有远见、慷慨大方、为工人谋福利的雇主的名声。在罢工之后，他却被描绘成为贪婪并且双手沾满鲜血的资本家。1897年，普尔曼去世之后，家人趁着夜晚将他埋葬，并且用大量的钢铁和水泥将他的坟墓密封起来以免被人捣毁。

　　美国的公司镇中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好时（Hershey）镇，也就是生产著名的好时巧克力的地方。好时的老板米尔顿·赫希就是在本地出生的人。这里是美国东部的牛奶产区，为巧克力厂提供了丰富的原料。

　　20世纪初，好时公司在这里建工厂的同时，也建设了一批服务产业，包括休闲公园、学校、医院等等。这里的街道都以各种巧克力命名，被称作“世界上最甜美的地方”。这个镇成功的诀窍，在于将制造业和服务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居民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情趣的生活社区。至今这里还被认为是美国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

　　事实上，推动公司镇建立的不仅是资方工厂主，19世纪的许多社会改革家也有同样的设想，包括空想共产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他们中许多人既是事业家，也是社会改革家，有许多人还是慈善家。他们推动公司镇的出发点，是希望能够改变工业革命早期工人生活的恶劣状况，让人们在工作之余保持积极的社区参与，并且有一个相对优良的生活环境。

　　不过，形成公司镇的动力在私人汽车和高速公路发展起来之后越来越小。20世纪下半叶，服务业日渐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的核心，公司镇也就成了历史的遗物。

“公司镇”与自杀率

　　历史上美国的“公司镇”规模不小，劳资冲突非常多，流血事件发生得也不少，但是却不见有自杀频发、自杀率超过其他社会群体和社区的现象。个中原因，社会学的鼻祖涂尔干的理论也许能提供一点启示。

　　在《论自杀》一书中，涂尔干专门研究了不同群体内部的自杀率问题。他指出，一个群体内自杀率的高低，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经济收入或其他与社会地位相关联的因素，而在于人际关系的紧密与否。用涂尔干的术语来说，就是社会的“整合程度”。在比较了多个社会的自杀率之后，他指出：宗教团体内的关系越是紧密，自杀率就越低。比如等级森严的天主教与独立性强的新教相比，前者教徒的自杀率就要低于后者。家庭关系越紧密，自杀率就越低。比如有子女者比无子女者、已婚者比未婚者的自杀率都要低。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就是国家与民族处在危机和战争状态的时候，自杀率反而更低，因为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激发了人们生活的意义。

　　与富士康这类的公司镇比较，可以看到美国的公司镇的一些不同特点。

　　首先，美国的公司镇都立足于建立在家庭生活的基础上。每个人有自己单独的房子，娶妻生子，而且往往是子承父业。有固定工作与家庭生活，哪怕再艰苦，也能为人们带来生命的乐趣与希望。建立这些公司镇的目的，固然有给资方长期提供劳动力的作用，但是其手段则是通过促使雇员在当地建立稳定的社区。也就是说，公司镇的目的之一是让每个人在那里都有家。像中国目前这种将大量单身移民工人集中在一起居住却又不允许他们在本地建立家园的情况，恐怕只有当年南非矿业中的种族隔离情况可以比拟。

　　其次，美国公司镇的工人中，几乎全部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在每个公司镇中都会有不同教派的教堂，工人和家属们有自己每个星期前往礼拜、社交、聚会的地点。工头、管理人员、甚至老板都会是某个教堂中的成员。这不仅推进了社会整合与亚社区的形成，也能够缓解平日的矛盾。

　　最后，在劳资矛盾形成爆发性危机的时候，劳工有权利以大规模的集体方式来与资方对峙，最激烈时甚至发生流血战争。比如1920年西弗吉尼亚州的一次煤矿工人大罢工，有五千名工人拿起枪来与县警察和矿警对打。在另一次钢铁厂罢工事件中，工人甚至拖出了四门在美国内战中用过的大炮。劳工在对峙中形成的集体使命感与团结，能够激发那些已经对生活感到绝望的工人的生命愿望。

　　反观富士康及其大环境，无论其厂房与生活区如何整洁，无论其娱乐设施如何完备，无论其商店与食堂价格多么低廉，却没有上述几个降低自杀率的因素。

　　第一，富士康以及中国大规模的代工企业中，绝大部分工人是年轻未婚的农民工。他们没有在城市居住的户口，来到这里不过是为了打工挣钱。在青春血汗耗尽之后，并没有留在城市里生活的希望。在严厉至畸形的管理下，他们上班时必须规规矩矩如机器般操劳，下班后连朋友都不敢乱交，同工作同吃同住者在个人关系上却往往形同陌路，更不用说去结婚生孩子享受天伦之乐了。顺便提一下，中国各个行业中的男女比例失调是另外的一个严重问题。农民工进入城市，女青年大量在制造业中工作，男青年大批进入建筑业。两性工人居住在不同的地点，相互之间缺乏社会交往，也是促成精神危机的原因。

　　第二，这里的人们普遍缺乏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集体信仰。不错，宗教也许是人民的精神鸦片，但是鸦片却是一种镇静剂。最关键的是，正常的宗教组织能够给人们提供人世俗务之外的精神生活，也会使得一个宗教群体内产生凝聚力。在缺乏了这种凝聚力的社会，个人就是个无所皈依的原子，生命也因此而缺了意义。

　　第三，在军事化的管理之下，工人哪怕普遍严重不满却也很难组织集体行动。即便有三三两两的工人起来，也肯定不是富士康那支由前军人组成的著名的保安队伍的对手。工会是与雇主合作的干部，自然不会去组织大规模的劳资对峙。小打小闹地去做点调解和心理咨询之类，就改变整个大环境于事无补。

　　说到底，美国的公司镇与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公司镇是工人的社区和家园，而富士康的宿舍对于工人们来说却仅仅是暂时栖身的地方。这种没有归宿感的暂时性状态拖上十年八年，让最底层的人无法看到光明，必定在他们的心理上留下越来越浓重的阴影，甚至让个别承受能力弱的人走上绝路。

在13起工人自杀事件被媒体大量曝光之后，富士康宣布给员工大幅度加薪。这当然是缓解事态的第一步。然而，要让工人感到生活有意义、生命有归属，最重要的还是让他们成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和积极参与社会的成员，这点不是几个钱就能解决的问题。美国的公司镇的历史，也许能够为此提供一点启示作用。

　　龚小夏为哈佛大学社会系博士

　　2009年美国弗吉尼亚州第46选区共和党议会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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