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华尔街的“遗毒”

每一次危机都会有它的结束。眼下的情况虽有些惨淡萧瑟，但此次危机终将会过去。没有哪一次危机，尤其像影响如此剧烈的当下危机，在其消退之时不给我们留下一笔遗产。就此次危机而言，留给我们的将是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思想交恶战——哪一种经济制度可以给最大多数的民众提供最大的福祉。这场思想观念之战的激烈，没有什么地方比得过它在第三世界国家达到的程度；占世界人口80%的亚非拉居民，他们当中有14亿人每天仅靠1.25美元维持生存，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争论热度超过以往。在美国，称某人为社会主义者也许只不过是非常廉价的用语（a cheap shot）。然而，在大多数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斗争，至少与被许多美国人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那些东西之间的斗争，仍然很激烈。在当下的经济危机当中，不可能有赢者，只有失败者；而最大的失败莫过于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支持了。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恶果将伴随着我们。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共产主义思想已不再可行。共产主义面临的问题早在数年前就显现出来了。但在1989年以后，人们很难在为其辩护。有一度曾出现这样的情况，仿佛共产主义的失败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必然胜利，而且将以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取得胜利。弗兰西斯•福山将民主的市场资本主义定义为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以此宣告“历史的终结”。事实上，历史学家可能会将1989年后的20世纪看作美国人的短暂胜利。随着许多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倒闭，接连不断的经济动荡和危险投机，这一短暂胜利要结束了。同样，关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争论也不再持续，人们不会再围绕“无约束的市场自身是否将确保经济的繁荣和增长”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今天，只有那些上当受骗者仍在坚持市场具有自我调节性，在相信我们依靠市场参与者的利已行为就可确保任何事情的规范运作和有序运行。

这场经济论争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得尤为起劲。尽管我们这些身处西方的人渐已忘记，在190年前，全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出自中国。但在突然间，殖民剥削和不平等的商业贸易以及发生在欧美的技术革命，将发展中国家远远地撇在了后边；到1950年时，中国经济只占世界GDP的5%。在19世纪中期，英法两国向中国发动战争，促使它开放世界贸易。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之所以如此命名，原因在于西方国家除了毒品以外，再无其他有价值的东西能向中国出售；它们利用人们吸嗜成瘾后对毒品产生的依赖，向中国市场顷向鸦片。这是西方为了平衡贸易支付差额而做出的最早尝试。

殖民主义为发展中国家留下了一笔复杂的遗产，但有一点却很清楚，殖民地的人们认为，他们曾被残酷地剥削。对于新崛起的领导人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他们的经历提供了解释；它揭示道，从本质上讲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二战以后，众多的殖民地迎来独立；这种政治独立终结了经济殖民主义。在诸如非洲这样的地区，以提供很小回报来榨取其自然资源，蹂躏其环境。这种行为的掠夺性显而易见。在其他地方，这种情况却不是很严重。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全球性机构，开始被看作后殖民时代的统治工具。这些机构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又称“新古典自由主义”）；后者被美国人理想化为“自由、无约束的市场”。它们督促金融机构实行“三化”：非管制化、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

世界银行和I.M.F说，它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它们为一批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所支持，其中大多数来自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最终，“芝加哥人”的计划没有带来他们曾经许诺的硕果。收入停滞不前；哪里有增长，哪里的财富就流向社会顶层。经济危机在特定国家发生得愈来愈频繁——单在过去30年里，就出现过上百次的剧烈危机。

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越来越不相信，西方人提供帮助的动机是出于利他主义。这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他们感觉，自由市场这套花言巧语，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华盛顿共识”，只不过是对原有商业利益的包装。西方人的伪善更加重了他们的这种猜疑。欧洲和美国并没有向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产品开放它们的市场，而第三世界国家可提供的又只有农产品。欧美国家在强迫第三世界国家撤销后者为发展其民族工业而设立的相关优惠，而在此同时，欧美国家却向本国的家场主提供大量的补贴。

自由市场思想原来只是新的剥削形式的一种托辞。“私有化”意味着，外国人可廉价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矿产和石油。它意味着，他们可以从类似这样的垄断或类垄断当中谋取更多的利润。“自由化”意味着，他们可以从他们的放贷中获取更高的回报；当放贷失败时，I.M.F. 强迫损失社会化，即让所有人为其银行埋单。它也意味着，外国分司可以消灭新兴的行业，即打压创业者的发展。资本在流动，但劳动力却不能流动——除非一个人特有天赋，他可以在全求市场上谋得一分好工作。

当然，这种景象有点以偏概全。在亚洲，一直有人在抑制华盛顿共识。他们对资本的流动采取了多种限制。中国和印度这两位亚洲巨人，都采用各自的方式管理和经营它们的经济，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在其他地方，尤其那些受世界银行操纵的国家，情况却并没有好展。

今天，关于思想观念间的论争在到处蔓延。即使在发展境况已经很好的国家，一些受教育人士和权威人士也认为，当下的游戏规则并不公平；对身处发展中国家，发展境况并不好的弱势朋友，他们深表同情。

对于第三世界批评美国式资本主义的人士来说，美国对当下危机所做的反应只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在十年前东亚发生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和I. M. F.要求那些遭受危机影响的国家通过消减支出来减少赤字。这种作法导致爱兹病在泰国等地重新复苏，而对象印尼这样的国家来说，这种作法意味着缩减对饥饿群体的食物补贴。美国和I.M.F.强迫这些国家提高它们的利率，有的甚至超过了50%。他们责备印尼对其银行的严管，要求印尼政府停止“救市”。它们“哀叹”：这开了一个多么糟糕的先例！这是对自由市场这座瑞士闹钟机制多么粗暴干涉！！

美国就对危机与当年对东亚危机的策略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照，也并不是没有被人注意到。为了让美国摆脱危机，我们正亲历和目睹支出与旁大赤字的增长，利率甚至被降为零。银行正得到各种资助。而在华盛顿为应对美国危机出谋划策的一些人，正是当年处理过东亚危机的人。第三世界国家不禁要问，为美国何以要为自己开出不同的药方？

第三世界的许多人为多年来受到的伤害而感到寒心：他们应该接受美国的制度，效仿我们的政策，向美国银行开放他们的市场，以便他们能从中学到“好”的银行规则，在危机降临之时，以“跳楼”价（并非偶然地）将他们的公司和银行出售给美国。不错，华盛顿说，它是一种伤痛，但最终会更好。美国两头出击，把它的财长派往向世界各地。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眼里，能让美国金融巨头天衣无缝地从华尔街迈向华盛顿，又从华盛顿转回华尔街的那扇十字转门，曾带给他们很高的信誉；这些人似乎把财富的权力与政治的权力结合在一起。美国的金融巨头相信，对美国或对世界有利的事情就有利于金融市场；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正确的。但当他们认为对华尔街有利的事情也有利于美国或有利于世界时，他们却是错误的。

发展中国家认真仔细地审视美国经济的失败，其动机并不是出于幸灾乐祸，它们更多地是想要真正了解，究竟哪一种经济制度将对他们来说奏效。事实上，这些国家都倾向于看到美国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复苏。他们清楚，他们付不起美国为复苏其经济所做的尝试和努力；他们明白，支出量增加也不会很快见效；他们知道，在未来几年里，美国衰退的余波将额外增加2亿贫困人口。他们越来越相信，美国所倡导的一切经济理念只能远离，不可亲近。

世界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感到失望，我们为什么应该对此在乎和关注呢? 我们提倡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昔日的光环，但这也许是一件好事，它诱蚀得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修补了。如果每一个人都按着美国的路子走，即使这种作法能够行得通，那么我们还能够再存活下去吗？

毫无疑问，我们的影响将变小，我们不可能再被树为榜样，这种情况正在当下发生。美国曾是全球资本的中枢，因为其他国家相信，我们有应对风险、分配金融资源的专门人才。但现在没有人会这样认为了。汇聚当今世界大部积累的亚洲，已在建立它自己的金融中心。我们不再是资本资源的老大。世界头三大银行现在都是中国人的。美国的最大银行退居第5位。

长久以来，美元是储备货币，各国为增加对其货币和政府的信心而储备美元。但各国的中央银行现在渐渐看清，美元不再是好的价值储备。美元的价值已经在蒸发和下滑。此次危机发生后，美国债务猛长，加上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的巨额借贷，将人们对美元前途的担忧推向高点。中国人已经公开叫板，提议另设一种新的储备货币，以取代美元。

与此同时，用于应对危机的支出，挤占了其他必须开支。对贫穷国家，我们很少慷慨解囊。但事情正变得更糟，中国对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远远超过世界银行与非洲发展银行投资的总合，从而让美国相形见绌。此次危机发生后，非洲国家跑向北京求助，而不是跑到华盛顿。

这我里更为关注的是观念领域的问题。我担心，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士在更为清楚地看到美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缺点后，他们将得出错误的结论。少数国家，包括美国自身，将很好地从中吸取教训。它们将意识到，成功需要一个能将市场与政府摆正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进行有效监管。它们意识到，特殊利益的权力必须被扼制。

但对许多其他国家来说，后果却很糟糕和极为可悲。前共产主义国家在其战后体制失败后，曾普遍转向市场资本主义，弥尔顿•弗里德曼取代马克思成为它们的上帝。新宗教也没有能帮它们把问题解决好。许多国家可能就此得出结论，这不但是那种没有约束的资本主义，即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失败，而且是市场经济这一观念的失败，认为市场经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行。旧式的共产主义虽然将不会再被人们捡起，但各种形式的过分干预市场将会再度胎头。穷人饱受市场原教旨主义之苦，因为我们曾奉行的是财富由低层穷人流向顶端富人的经济学，而不是由顶端流向低层的经济学。但在这些新的政权体制下，穷人仍将饱受煎熬，因为新的政权体制将不会带来增长。如果没有发展，那里就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减贫。不依重市场，就不会有成功的经济。贫穷滋生不满。衰退最终难以避免，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也无法解决，尤其是那些因为民众对美国式资本主义愤恨而上台的政府，将会导致更大的贫困。全球稳定和美国安全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美国与受过美式教育的全球精英们曾共享一些共同的价值观。经济危机让这些精英们威信扫地。我们已经给那些反对美国的腐化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们提供了充足弹药，从而去广泛宣传反对市场理论。我们还在继续给他们提供这样的弹药。在最近的G-20峰会上，我们承诺不奉行保护主义，但我们即在我们的刺激方案中加进了一项“只购买美国货”（ “buy American”）的条款。后来，为了缓解来自欧盟的反对，我们修改了这项条款，但在事实上却歧视了贫穷国家。全球化使我们更具依赖性；发生一个地区的事情，影响着世界上的另外一个地区，这一点已经被我们所遇到的经济困难以及由其引起的广泛影响所说明。要解决全球问题，就必须有一定的合作和信任，包括分享一些共同的价值观。但这种信任却从来没有牢固过，而且当下还正在被削弱。

另外一个恶果就是对民主的信心。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在注视着华盛顿，在思考它的政府管理体制。人们看到的是，华盛顿及其体制允许华尔街根据巨头们根据自身的利益书写规则，从而将风险加给整个全球经济；而危机一旦降临时，华盛顿又转向华尔街求助，索取经济复苏的药方。他们看到接二连三的重新分配，财富从普通民众那里源源不断地流向金字塔的顶端。总之，他们看到了在美国的民主制中存在的、有关政治责任（political accountability）的根本问题。在他们看清这一切后，距离得出“民主制本身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而且必将如此”这一结论仅一步之遥。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