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蚁族”问题的背后

最近的畅销书《蚁族》描述了当代年轻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刚刚离开校门不久的知识分子的就业和生存状况。这本书采用了切片素描的人类学方式来研究当代大学生毕业后的真实生存状况。起初我是将它作为闲书来读的，不想一拿起来便手不释卷，读罢长叹，一方面为那些年轻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状况震惊，另一方面又被那些年轻人宁愿留在大都市奋斗背后的社会原因引导着往深处思考。

读罢《蚁族》，又读了《茅盾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本想二者无甚关联，却发现它们在子女的教育和前途选择的问题上，都进行了类似的探索，只是所探索问题发生的时代大不相同，正是在这种比较和关联当中，我们能够得出一些耐人寻味的判断。

1934年，茅盾先生在《升学与就业》一文中写道：“翻开报纸一看，满眼是中等以上学校招生的广告，但是满报纸的夹缝里却又是影影绰绰刊满了九个大字：知识分子失业的恐慌。而这些知识分子又多半是曾经‘升学’过来的。”看来80年前中学生就算得上知识分子了。而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甚至所谓博士后。但是，这两个群体面临的问题几乎是同样的，即毕业后的就业问题。

与茅盾先生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蚁族》描述的不是人们面对失业的恐慌，而是失业和再就业道路上的艰辛。像80年前一样，当下的中国教育就像开足马力的机器，拼命地制造产品，社会却又不能消费这么多的产品，于是就有了学生们“失业的恐慌”。因此不要简单地去抱怨劳动力供给过剩和大学扩招带来的恶果。历史是一面镜子。而我们多半不愿意从历史的视角来看问题，于是就产生了数不胜数的似是而非的判断和结论，渗透到学术界和决策层，结果误人害己。

茅盾先生还写道：“有些贤明的父母把很大的希望放在儿女身上，觉得中学毕业生简直是‘郎勿浪，秀勿秀’，于是多方省俭，甚至借贷，使儿女‘升学’。他们自然以为将来方帽子一上头，职业就有把握了。然而这样的希望毕竟比‘航空奖券’的头彩有多少把握，那也只有天晓得罢哩。”（第179页）

不同时代父母的心也是相通的。《蚁族》里描述一个个的年轻人如何想留在北京而不愿意回到老家就业或到其他地方就业的故事，其中一个名叫小童的女孩坦承，“父母的期望令她无法回头。在父母看来，女儿在北京工作、生活是件很有面子的事，而女儿实际的生活情况以及对他们的实际回报，他们并不在乎。”(第264页)书中类似小童的回答很多，青年人困惑于父母意愿的情况在生活中比比皆是。

春节前夕，我在华东一个创业园区参加了一次座谈会。在座有三位青年几乎都是弃商从事公益事业的。陪同我的当地一位干部对此感叹道，“不知你们的父母会是如何想，他们同意吗？”这话实际上反映了父辈一代对年轻人满怀顾虑的意识。但是，在与青年的座谈中，我感到，在这一代新人中，新的就业理念、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形成。

从就业理念上说，在一次公益机构的年会上，我遇到很多毕业于剑桥、伯克利和北大、复旦等国内外名校的毕业生，他们这些人大都是从著名企业转过来从事公益事业的。当问及动机时，他们回答说公益组织比较符合他们的理念。一位“公益服务园区”的社会组织负责人告诉我，他们接到许多国外著名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求职信，往往是一个职位有几百人来竞争。但是，国内大学毕业生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公益理念、吃苦耐劳、工作技能等往往不能令公益组织满意。

在就业方式上，聚集在这个“公益服务园区”的数百位年轻人中，有的人曾经拥有看来十分诱人的职业，诸如国际组织、外企、公务员等，现在他们抛弃原先的选择，来到公益领域创业。特别是，90后一代的价值观念比较清晰，他们把从事公益事业看得很重。年轻人的价值观念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开始由20多年来一切向钱看，一切靠政府，转向搞公益活动，转向靠自己，提倡慈善精神。在某地调研期间，我遇到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的女学生。她从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进入汇丰银行工作，不久便辞职进入上海市一家公益基金会工作。但是创业情结驱使她选择再次离开，投身创业浪潮，发起成立专注于盲人及弱视群体的公益组织。在这个组织里，她与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一起致力于推广盲人按摩师、培训盲人接线员、组建盲人电声乐队、培养残疾人做助盲志愿者……在这个女孩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公益创业的精神，更看到了年轻一代的社会责任。

但是，令我吃惊和悲哀的是，很多年轻人敢于放弃诱人的职业，敢于面对社会，却不敢面对自己的父母。一些从事公益活动的年轻人告诉我：“我们一直没有告诉家里人我们在做什么，担心他们不理解。”究其原因，很多父母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一些深刻变化：在这样一个阶段上，父辈们所期冀子女获得的就业机会其实少之又少，父母一辈当然希望年轻人成为精英，事实上，最终只有3%的人能够进入这个父辈们理解的所谓精英群体，其他人都是有心无力、不了了之。只是大部分父母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是一味地鼓励子女在一条道上拼搏，造成了就业难。当前真正需要的，是一次解放父母思想的运动。要让父母们给子女在就业问题上更多的选择空间。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倡导社会责任，这是一个社会持续发展和走向富强必不可少的软实力。所谓社会责任感，指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全体社会成员应当对社会和他人负责的一些最基本、最起码的公共生活准则。梁启超先生在《新民说》中说，“所谓公德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公德之大目的，即在利群，而千万条理即由是生焉。本论以后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为纲，一以贯之者也。”香港城市大学的校训便是“敬业利群”。很长时期以来，我们过分关注GDP，“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泛滥，社会责任被淡化了。父母对孩子的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也关注甚少。现在是需要父母和全社会转向社会责任感培养的时候了。

如果父母的思想解放一点，给孩子选择的空间大一点，父母自己会怎样？孩子会怎样？社会会怎样？如果是这样，父母们的生活和工作会轻松一百倍，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把工作做好，把生活安排好，会在养生中实现养老，将来会给孩子带来更少的负担；孩子会有一个愉快的成长期，在这个愉快的成长期里，他们的身心会更加健康，他们的未来会更加快乐；社会会更加多元和充满创新的活力与动力，人们不必万马齐奔在那些世人看来的独木桥。一个有着更多选择的社会更加有序，其基础奠基于家庭，绵续于父母。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