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尧：丛林社会阴影下的儿童世界

“六一国际儿童节”落地中国大陆已经整整60年了。按说自己关于这个节日的印象早已封存在了20多年前的儿时记忆中。不过，近来的思绪却萦绕于此、不能宁息：一方面自己做了父亲，孩子的成长为我重新开启了一个似曾相识的世界；另一方面，身边的世象却在这重欢悦之上投下了一连串的隐忧阴影，让人难得轻松。

婴儿潮遭遇人性之殇

恋爱时期，爱人曾颇向往“丁克族”的时髦生活理念，似乎轻松潇洒、了无牵挂。然而中国人传统的生活范式终究力量强大，随着结婚、成家，小生命自然呱呱坠地，经历了初为人父的欣喜、惶恐与忙乱之后，我蓦地发现身边的战友们在明显增多。以我居住的小区为例，在最早入住的业主家庭中，与小儿年龄相仿的宝宝们大概有二三十个。此后，更小的宝宝和大肚子的准妈妈几乎是在以几何级速度递增，社区中的婴儿车触目皆是。转眼间，小儿这批“奥运宝宝”就变成了小哥哥小姐姐。新中国第四次婴儿潮。而且这次浪潮来势汹涌，据估计从2005年至2015年将会有1.5亿左右的孩子降生。仅2008年的“奥运宝宝”就有1600多万，谁知道爱赶彩头的我们又将迎来多少“世博宝宝”呢？

孩子的降临为我们带来了天真的欢乐，让人们不禁随着他们纯朴的眼睛一起打量这个复杂的世界，想象这个世界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毫无疑问，他们的很多生活条件远远超越了我们这些70后、80后——进口奶粉、纸尿裤、童车童床、早教体验、不断更新的新鲜玩具和图画书……自然，还有父母、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无尽的关爱。我的爱人在这种感情的滋润下，也逐渐明白了传统所谓的天伦之乐，甚至跃跃欲试有再要一个的幻想。

与此同时，周遭世界一些并非偶然的事件却不断冲击我们的眼球和神经，使得身为父母的心情也不禁沉重起来。小儿降生后，还未及体验奥运的辉煌，就经历了三鹿奶粉事件的恐慌。而此前因奶粉问题造成的大头婴儿事件早已沸沸扬扬。当孩子开始接种疫苗时，南京一例由于医院失误造成儿童致残的事件警醒我们，要在人声鼎沸、人头攒动的防疫站加倍小心。此后，山西疫苗事件造成的近百例儿童伤亡事故更让人体验到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除了奶粉和疫苗，施加在孩子身上的还有血铅问题、工业氧气问题，以及近期令人发指的福建、广西、广东、江苏等地的小学校园暴力惨案……

这些无妄之灾威胁到了弱小生命的基本安全和健康，也揭示了我们这个社会中最为阴暗和残忍的一面。这种密集频率说明，灾难并非是由于一时疏忽或智虑不及，恐怕具有更为深层的人心和社会根源。我们已经听到了激越的呐喊，如“音乐公民”周云蓬在《中国孩子》里面唱的：“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康晓光先生曾经在为成都3岁女童饿死事件而作的《起诉》中痛切直陈：“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面对近来接连发生的儿童安全悲剧，媒体重新呼吁“救救孩子”，并且疾呼“一个不能保护孩子的社会，是丛林社会；一个不能保护孩子的民族，是野蛮民族；一个不能保护孩子的时代，是黑暗时代”！

遭遇人性之殇的，不仅仅是那些不幸的孩子及其亲人，还有我们这些身为同胞、共处一体的社会成员。从中折射出来的根本病症恐怕关乎我们当下生活的精神与社会状况。若是对此毫无反省与抵抗，那么面对潜在的灾难，我们其实都无可逃避。缺乏悲剧意识的民族往往最容易重蹈悲剧的覆辙。

除了这些刺激神经的极端事件，那些更具普遍性、影响更深远的儿童问题，又是否得到了我们认真的对待和解决：儿童赖以成长的社会体制如户籍、教育、医疗和福利的分配是否公正？儿童成长的自由权利是否能够得到保障？超过5000万的农村留守儿童是否能够身心健康地成长？2000万左右的流动儿童以及100万左右的流浪儿童是否能有一个幸福的童年？这一次婴儿潮中的宝宝将经受怎样的命运？这些问题的应对，更多地依靠我们这些成年人的担当和奋斗，依靠我们为儿童成长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

“长大成人”的失落

儿童的成长牵连到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一个是如何对待儿童世界自身的度量和价值，另一个是成人世界为此提供一个怎样的社会化生态。在当下中国，这两方面都面临着剧烈社会转型带来的严峻挑战，而后者尤甚。其间涉及的价值和现实，又都与中国社会的文化政治结构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来自成人世界关于“成熟”的有意期待或无意暗示中，孩子会获得行为发展的未来取向。小时候，“成熟”或者“长大”曾经是我们内心暗暗企及的目标，甚至成为一个隐秘情结，总想着长大成人，拥有自己的世界和自由，拥有与大人一样的平等和尊严。当被人说还小或者还不懂事时，感觉就好像遭到了歧视或轻视。以至于少年不识愁滋味，强作少年老成，得到赞许还沾沾自喜。我们的文化似乎也乐于培育这样的“小大人”，尊重家长、师长与社会的权威、并自觉认同这套规训体制的小朋友更容易被视为好学生、好苗子。彼时我们拥有的自由，是服从既定权威和规则的自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自由。儿童群体世界本身及其精神世界的自由，对于我们反倒是缺乏明确自觉意识的领地。

一本出版于1984年的儿童社会学专著曾有如下的憧憬：“儿童处在父母的钟爱和教育之下实现社会化，在社会主义新家庭这个‘温暖和不沉的海洋’里实现社会化，既没有封建社会的家庭对儿童的那种束缚，又不像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对儿童那样的放纵，而是有自由，有纪律，按照社会主义社会行为规范的要求，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温暖和不沉的海洋”依托的是大人们选定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式美德教育，这让人回想起小时候每个学期末操行评语中老师笔下“热爱祖国”、“热爱集体”、“团结同学”等范式，王朔的《看上去很美》中的小红花当年也曾成为自家墙头的荣誉象征。最能体现这种温暖的时刻，自然是六一儿童节；其中最神圣的仪式，莫过于少先队入队仪式——飘扬的红领巾标志着一个孩子的身份、地位和荣誉。小学期间的六一保留节目，往往是请校外辅导员老红军爷爷进行革命教育，或者是请解放军叔叔表演军体操，学习他们不畏艰险、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

然而，随着改革逐渐推进，“温暖和不沉的海洋”愈来愈像一个儿时童话或者神话。80年代的春风在儿时的宁静校园似乎轻拂而过，成为“此情可待成追忆”的往事。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开始与经济、市场、利益、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真正让我们这一代感觉到成长的时刻，可能是自己第一次小声哼唱流行歌曲、第一次从港台影视剧中发现另类偶像、第一次喝到可口可乐时的美妙难言、第一次进入超级市场时被唤醒的蓬勃物欲……伴随着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颠簸，我辈长大成人与30年来市场社会的形成可谓互为表里。正统教育在国人心中搭建的革命圣殿不知不觉地暗淡了光彩，价值天平逐渐向个体的世俗利益倾斜。塑造成熟的巨大力量，更多地出于现实中的利己主义逻辑，围绕职业、婚姻、票子、房子和车子的单向度个人主义，成为宰制人心的价值观念。价值理性在很多人的眼中可能只是无用的道德呓语。“良心值多少钱一斤”的嘲谑心态风靡一时，我们早已迷失在道德伦理的荒漠之中。在革命伦理和市场逻辑的快速替换下，我们曾经向往的“成熟”竟以一副始料未及的复杂面容呈现出来。现代国人对待世界的态度，或是征服自然、战天斗地，或是与人斗不亦乐乎，或是沉湎于追逐物欲。唯有如何善待同胞，真正地实现人间善待相处之道，未能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中心关怀。

在这种背景下成熟的我们，逐渐构成了当下社会的重要部分，开始对下一代儿童世界的尺度和价值发挥支配性影响。什么是真正的人性价值？什么是真正的童心自由？这些在革命话语和市场话语下从未有充足空间认真品味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国人的认真回应。《一百个人的十年》中有一个年轻姑娘在文革后的回忆：年方8岁的她曾经在一次派性斗争中被绑赴刑场假装处决，以恐吓其指认父亲的反动言行。长大后她对访谈者坦承，“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政治从来不对人的心灵负责”。这种批评针对我们的时代同样有效。正是在真挚童心和人情常道未得到充分尊重的现实生活中，迷茫的社会才会出现人性之殇施加在孩子身上的种种创痛，汲汲于利益权势的伦理风气才会酿出自毁且毁人的苦酒。

最近一则报道说，在发生过惨案的一所小学外墙上，人们曾在清明节自发挂起哀悼寄思的横幅，可惜很快被主事者代之以“奋斗拼搏迎接省运会”之类的八股口号。夭折的生命显然并未得到真正的重视，一些主政者的思维仍未能真正落实人本精神。而我们身边的一些家长朋友，有的在言传身教中不断增强孩子的“竞争意识”，谆谆告诫孩子身处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最好用狼的崇拜来强化人性中的勇强斗狠（正如鲁迅所描绘的“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有的工具理性至上，为孩子铺设一条用分衡量、成功至上的人生路径，片面注重智力开发而忽视孩子的情感与灵魂。最近流传一个小女孩以做贪官为理想，因为贪官能获取一切的故事，恐怕正反映了当前文化道德生态的某种真相吧！

然而，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成熟吗？我们又如何把这种成熟传递给自己的孩子？

王朔在《看上去很美》的自序中，曾这样描述自己的一次精神危机：“那天，是初夏，阳光很好，眼前有氤氲的光雾，我走在这之中一下腿就软了……我认为我崩溃了。当然我没有倒下，躺在当街，还在走，但脑子里轰然而至的都是些飞快的短问句：我这儿干吗呢？我这就算——活出来了？我想要的就是这——眼前的一切？”最后几句怀疑，应该献给这个自以为是的繁荣时代，献给我们的成人社会。

类似的怀疑和不安，近几年也不时浮现在自己的心里。在长大成人之后，自己却并没收获儿时梦想中的成熟愉悦。摆脱权威的、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尊严，现在依然是可望不可及的境界。不唯如此，连一些纯真质朴的情怀都逐渐消逝无踪了。当读到“春天来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时，自己还能体会到那份单纯静谧的童真吗？还能身处日益严峻的社会分化中，保持与朋友互相尊重的友谊吗？难道我们的成熟，真的要以埋葬这些东西为代价吗？失去了基本道德纯真感的社会，还是一个值得向往的共同体吗？

从“救救孩子”到追寻“故乡”

“救救孩子”的呼声其来有自，主要渊源之一是现代西方对儿童的发现。前此文明中的孩子并非生活在荒野之中，只是在启蒙主义者看来，他们仍然没有被视作具有独立价值的个体，人们没有从儿童的本位上来理解其存在意义。卢梭的《爱弥尔》可谓开启了儿童自然美德论的先声。瑞典著名社会活动家爱伦·凯伊提出“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大力弘扬儿童世界的重要性。美国哲学大师杜威积极将儿童中心论贯彻到其教育理念中，并且透过讲学传播到民国初期的中国。作为白话新文学的开山巨作，鲁迅1918年的《狂人日记》沉痛控诉吃人的旧社会旧礼教，并于文末呐喊“救救孩子”，这一呐喊被视作“五四”启蒙思想的石破天惊之声，其回响近百年犹波荡不息。而鲁迅随后撰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等文章更是全面论述了中国传统伦理关系中的消极因素，从进化论的角度为解放孩子、落实儿童本位观念大声鼓与呼。据王泉根先生的研究，这一时期中国新思想文化的发展也见证了儿童文学的破土成长，拥有了现代中国意义上的儿童的发现。如叶圣陶具有代表性的童话诗《拜菩萨》描写了“儿学拜菩萨，拉爹上坐作菩萨……菩萨拜过了，他站起来，拔去了香，吹灭了烛，更举起了小手掌说，‘推倒你这个菩萨！’”其间破除偶像崇拜的五四隐喻，在一个活泼天真的儿童身上得以蕴含。

“五四”的自由启蒙的思绪今天看起来弥足珍贵，一个原因恰恰在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化生态都更趋沉浸在一元主义结构的道德－政治范式之中，即用成人世界中主导性的政治文化模式作为塑造儿童世界的唯一标准，仿佛山西民间的背棍表演——把一个孩子绑在数米长的铁棍一端，高高竖起，下端却缚在大人的身上。随着大人的步伐游移，孩子在上面相应做出各种有趣的动作以博喝彩。在一本图画本《弟子规》中，编者把孩子日常生活伦理的要求，紧密地与某种政治文化美德结合起来解释，比如“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配的是宋太祖赵匡胤谨遵母训、治国安邦的故事；“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增一辜”，配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善于纳谏实现贞观之治。明君良臣体现的德性伦理，透过这种蒙学形式得以再现并延续，以把儿童塑造成政治社会的合格顺民为终极目标。这种现实主义儿童观的影响在现代也是屡见不鲜的，大体不出梁任公所言的“新少年，别怀抱，新世界，赖尔造”。若以民族之未来论，眼下的婴儿潮一代正是中国走向崛起复兴的生力军，其成长环境正值进入改革深水区，一路坎坷难测。

为了救救孩子，我们也应该自我拯救。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把握好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良性关系，从我们自身出发，为儿童成长提供一个健康的社会化生态。

毋庸讳言，近年之所以接连出现极端的儿童受害事件，根源之一就在于成人的伦理世界出现了危机。产生危机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比如后革命时代的信仰混乱、市场化进程的迅猛无序、权力意志的肆意妄为、改革综合症引发的精神病态。它最直观地表现在我们中的一些同类为了获取更多利益，不惜突破人类文明的基本伦理底线（比如拐卖儿童做黑砖窑苦力、疫苗事件中的不良官商勾结）。而社会却还没有发展出成熟有效的规则和机制对此惩戒、训导和化解。另外一些更普遍的问题，有很多是出于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各种配套改革的不到位，或者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病等客观因素，如农村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不平等待遇、工业污染地区的儿童健康等。这些问题既关系到人们的伦理动机的自觉问题，也造成了人们伦理生活上的各种乱象，如家庭价值的流失、被剥夺感、社会分裂、社会怨恨与报复等等。

从成人自身改善儿童的社会化生态，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方面是唤醒我们根本的伦理自觉，从道德虚无、混乱、偏激的境地走出来，重新树立对于人类伦理底线的共识和尊重。不论我们从何种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的理念去定位儿童，最根本的应从人性本原的角度来呵护儿童。传统儒学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应该说代表了普遍人情的常态。孟子以孺子落井为例指出的恻隐是非之心，正是人情人性的恒常之道，蕴含了普遍的人道主义精神。只有在善待孩子的基础上，社会才能学会善待自己的每一个成员，特别是那些在社会转型期遭受挫折、压抑的弱势者，避免再发生弱者吞噬更弱者的悲剧，避免成人世界的弱者将社会怨恨的泄洪口最终转嫁到无辜的孩子身上。应当充分认识到儿童安全悲剧的社会根源，而不是一味强调施害者个体的特异性（如作案凶手的精神病迷思）。简言之，寻找我们迷失的人之本性，重建仁爱精神，是建构各层次社群秩序（从家庭到社区以至国家和世界）的基本纽带之一。

另一方面，基于此伦理自觉，还需更新我们的儿童观，将他们视作具有特殊性质的平等人格与权利主体，加强全社会相应的法律和权利意识。比如在关乎孩子成长的具体问题上（如学校超负荷补课），我们是否意识到相关儿童也有参与决策过程、表达意见的权利？权利、自由和法治的社会实践也应当从娃娃抓起。至于如何对待儿童世界自身的度量和价值，最稳健的态度也许是怀着一颗与儿童相通的童心，尽量保证儿童世界的自由、开放与多元。比如在文化养成上，既欣赏传统的典雅静穆，也培养现代的昂扬活泼，避免独断规训。我们应不断审视成人自身的洞穴偏见，不断从儿童的真实表露中汲取我们可能失落的东西。一种能够尊重精神纯真与赤子情怀的社会化生态，才可能造就真正成熟的人格。

鲁迅在《故乡》中描绘的那“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不正仿佛我们都曾经有过的精神原点？鲁迅对于儿时闰土的回忆，在在彰显出他试图从儿童的独特视角对那一精神原点的追寻：“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体验了成长的悲伤后，鲁迅希望孩子们不再“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返回童年记忆，寻找那一失落的精神世界，或许正是引导我们在大地上走出新路的希望。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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