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是整个人民成为现代政治的中心。在古代政治中，公民分为贵族和群众（人民、暴民、低俗的人）两个部分，在其中人民是有一个非常贬义的色彩的。而在古代政治转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一个大的趋势是整个社会状况的民主化——是社会状况的民主化而不是政治方式或民主成为一种文化（这些是非常靠后的现象）。马基亚维里的《君主论》中的内容在现代总是或多或少为人所知，所以现代人很难理解马基亚维里。这是因为《君主论》是有背景的，像《佛罗伦萨史》中所描述的那样，现代政治是如何从贵族和人民的斗争以及人民如何彻底战胜贵族的背景之中产生出来的。这是很悖谬的，贵族和平民的对抗是城邦政治一直存在的问题，也是古代政治最关心的问题。但是马基亚维里认为其实大家有一些没有看到的问题：这不是城邦的疾病，而是城邦真正的力量所在：正是依靠贵族的德性，人民的自由才有可能，如果人民彻底打败了贵族，那么整个人民的自由也就丧失了基础，而后就会出现一些新的东西——人民贵族。人民贵族是很悖谬的，他们不再以对抗人民的鄙俗和各种问题为己任，相反他们会迎合人民。人民的自由之所以能够成立，在马基亚维里看来，实际上是依靠贵族的德性来对抗人民的欲望。罗马帝国能这么强大是依靠人民的欲望使它能够不断扩张，而这种扩张是在贵族的德性的领导下，否则这种自由会完全走向反面。而新新的人民贵族一边是投合人民；一边是使人民完全没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人民贵族是最可怕的僭主，他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这是马基亚维里整本书非常的主题。而后回头再看《君主论》，你会发现这本书所面临的处境恰恰是贵族完全被打垮的处境。再来看马基亚维里书中君主的形象：“一般来说人都是擅长……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掉头而去。”这是很大的问题——你怎么能依靠这样的人民呢？人民又怎么会忠于君主呢？那么君主需要什么样的德性呢？他跟人民的德性又有什么关系呢？马基亚维里说君主只有像人民一样才会成为一个好的君主。实际上他揭示了一个道理：在现代社会，所有的人——所有的统治者、被统治者——最终都是人民，不再有高于人民的德性的贵族和君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后来斯宾诺莎所描述的人民丝毫不比马基亚维里的高尚：他们是多么的无知、多么的软弱！但是且慢，现代政治只能奠基于这样的人民之上，而利维坦所描绘的国家也一样。这是现代国家所面临的一个根本的状况，而这个状况是与个体的形成有密切关系的。

与此两点相关的是它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整个现代政治与伦理之间有了非常独立的关系。也就是说现代政治的目标——针对这样的人民——不再是造就一个共同的生活方式，而是要给这样的人民提供安全与和平，这是现代政治的主流。但是现代政治采取这样一个形式，并不意味着现代政治和伦理毫无关系。他们只是相对独立的活动，即我们并不能简单的依靠国家来起到伦理、道德教育的作用，我们道德上、伦理上的教化不再是国家所担负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政治思想家不关心这个问题，就算最极端的人像霍布斯。尤其是霍布斯之后，现代政治思想家都面对着这样的人民——他们拥有自然、自由、自然平等，他们是怎么能成为现代社会的公民，并且如何能够构成政治，在他们身上应如何建立一个政治秩序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洛克，洛克说自然状态下人是有自由、平等的。但是为什么父亲会拥有对孩子的某种权力呢？洛克认为这种权力不是天赋的，那么孩子为什么还需要在一段时期需要有父亲来“掌管”呢？因为孩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他认为人的自由并不是一生出来就有的，天赋权利并不是天生权利，除了亚当，所有人都必须拥有理性的能力，才能成为“自然自由人”。这是洛克非常强调的——理性的状态才是自由的状态，这是教育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的天生就有的，因此洛克说：“纪律是自由的前提。”因此并不是降生而是教育上人是平等的，因此现代政治仍然有一个预设那就是教育的前提，只不过这个教育不再是以国家直接管理的形式，而公共的教育是不可能的。而更典型的代表则是卢梭，他认为：面对整个人民的时代，我们恰恰是需要一个针对民主时代的人的教育。他说：“从某种意义上人不是造就平等，而是发明平等。”并且卢梭也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发明平等，正如《社会契约论》所说的那样——如何通过公意来塑造人民。在卢梭的笔下，现代人民政治第一次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形态，在“公意”之前只有群众，形成了“公意”才形成了人民。就如霍布斯所说，没有国家就没有人民，只有意志集合在一起才形成人民，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民第一次获得了超出古代政治家所说的“群众”的意涵。而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民的时代，我们才有这样一个威胁――我们有可能成为大众意见的奴隶。卢梭认为现代社会最大的僭主是公共意见，所以现代教育就要培养一个能够独立思考、有同情心、自由的人，这才是现代社会的人民政治能够作用的前提，而这样一种教育比所有的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更重要，教育所要培养的是能够在现代城邦中生活的“自然的人”——即生活在社会中的“脱离社会的人”。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卢梭认为：人一方面特别的软弱，像奴隶一样；一方面又特别想成为僭主，去支配所有人。而孩子则是这种人的代表，这就如古代政治很不一样，古代政治认为人总是试图成为僭主，而卢梭认为人总是在僭主与奴隶之间摇摆，而无论我们是僭主还是奴隶，我们都是听从意见的支配。而现代社会的自由的教育所要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正是如何去对抗公共意见的现代暴政。卢梭认为正是公共的意见使得一切变得很困难，使得我们远离幸福。他说其实我们过的幸福比我们想的幸福要容易一百倍。说的很简单：其实我们要过得在别人眼里的幸福是最难的，而我们要自己过的幸福是很简单的，正是意见使得我们陷入了这样一个永远难以幸福的境地。而真正的教育是使得人回到自然本性的东西，来对抗社会公共意见强加给人的东西。

换句话说，现代政治思想家面对政治不再能够充当规定人们生活方式这样一个处境，他就希望在另外一个地方能够造就一个现代政治需要的公民和人，这是卢梭、洛克、甚至康德都非常关心的主题，就是现代人在政治之外怎么才能够找到造就自己生活的一个办法，这也是现代教育非常重要的政治角色。

我们在问国家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之前，先应该问问自己配得上怎么样一个国家。柏拉图说对于一个好的政体总需要一个好的人，如果没有好的人、好的公民，那么只能给他一个差的政体，否则给他好的政体他一定只会弄得更糟。而如何使人成为一个好的公民，这正是现代政治和教育所要面对的问题。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