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全标题为：《碳时代的世界秩序——“气候外交与新帝国主义”北京会议发凡》

围绕气候问题展开的国际谈判和外交磋商逐渐成为全球事务中的一个重点。哥本哈根会议的召开，旨在谋划后京都时代的碳格局，体现为以碳为中心的外交博弈，但仅形成了并无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文本。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我国国策制定的内在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在新闻媒体的各个角落，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的提法不绝于耳，甚至上海世博会都将低碳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天地轮转，风云突变，仿佛我们的生活一下子进入了一个“全民皆碳”的时代。

放眼全球，2007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以有关抑制气候变暖的15分钟短片拿下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成立了专门机构来探讨联合阻遏气候变暖的方式，提出要评选全球低碳城市，建立低碳的指标体系。从《京都议定书》的磋商谈判到哥本哈根的争执，数万人云集一地，各国政要、代表团、外交官、商人、新闻媒体、国际NGO组织、科研群体等等力量汇聚一堂，在为碳减排的数量和方式较劲。各种政治主体都在紧锣密鼓地忙活着。欧盟最积极，也最主动，不停地发布有关气候变暖的报告方案，要把人类活动造成了气候变暖这个科学结论坐实。美国先是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当认为履行减排承诺有损于美国国家利益时，又单边不予通过。俄罗斯等前苏联转型国家在兜售着热空气，据说最近乌克兰在这个方面的收入已达每年20亿美元。原本作为一个整体的七十七国集团在气候问题上似乎也不那么整齐划一，小岛国很焦虑，石油输出国组织不以为然，美国也试图将中国、印度、巴西等从发展中国家中剥离出来，要求以“发展中大国”的身份承担减排义务。传统的“南北问题”在经受挑战，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恍兮惚兮，斗转星移，全世界仿佛进入了一个“全球皆碳”的时代。

   从全民皆碳到全球皆碳，“碳”作为一个中心环节和根本要素，在全方位地改变着全世界的政治秩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全新地刻画着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和精神实质。碳时代到来了，它是一种力量，更是一个时刻。碳一直处于人们的生活中，作为气的主要组成部分，无声无息，无色无味。为什么在当今当世能够成为价值核心，这是怎么发生的，机理何在，样态如何，究竟给世界秩序带来了什么新内容，中国要如何自处？这些问题纷繁复杂，但不知不觉间已从天而降，将国人带到了一个新的时局中。这是一个与世界各种势力和力量直接照面的现场，这是一个能够因为中国的介入而重新定义世界秩序的机会，这是一场必须经过严肃思考、进行理论穿透的思想事件和政治行动。

从核时代到碳时代

首先让我们回顾世界历史，明确今夕何夕，我们从何处来。

今天的世界秩序脱胎于二战结束后的雅尔塔体系。雅尔塔体系的重点不是以姓资姓社意识形态划分的两大阵营，而是建立了大国联合为基础划定势力范围的全球均衡，重点是核均衡。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表明了核武器对时代的规定性。核武器是具有从根本上对敌人予以摧毁性打击能力的新型武器，在本质上改变了以往冷兵器或热兵器时代人们对战争与和平的理解。核武器的科学原理是原子层面的裂变和聚变所引发的巨大的能量变化，而将这种能量应用于战争，则将战争定义为以完全彻底地全面摧毁为目标的一场灭绝性屠杀。这场屠杀不是针对个人的，也不仅是针对族群的，而是要在本质上对人类生命本身进行摧毁。它所要消灭的，是作为类的人，是人的存在本身。而和平，则变成了核战争爆发前维系停战的短暂休整和妥协间隙。因为只要一旦进入核战争，结局并不在于敌对国之间的相互摧毁，二次核打击也始终是个战术名词，战略后果必然是人类的共同毁灭。近五百年在欧西兴起规定世界以来，虽然西方对东方的压倒性优势愈演愈烈，但纵观人类历史，也从没有一个时代像核武器一样使东西方面临同一个命运：和平如此严重地依赖于战争。

究竟是把战争看成和平的基础，还是和平构成战争的前提，体现了观察人类事务的根本不同的两个视角。从战争出发规定日常生活的举动表现了对人性本身的不信任，所以，风险社会不足以概括这种局促状态，“危机时代”才差强人意。以和平为基石并非表示人们的盲目乐观，而是表明人类在根本上对用理性和道义去节制霸道还持有一定的信心。相比于AK47和航空母舰，核武器使得人类对自身体认危机的理解和感知程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耶和华用闪电惊雷劈死受选民族中偶像崇拜者的做法已相形见绌，末世论在核时代呈现出极其强烈的人为特征，这种人为性在伸张“强力决定生死”的现实感前尤其令人惊骇。所以，当毛泽东说原子弹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时，那种对核武器以及霸道恐吓的蔑视能够赢得世界声誉就不难理解。虽然这不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却提供了一个暴死时刻。暴死构成为一个标准，在那个时刻之前，世界秩序的维系需要均势。

两个超级大国以核武器为后盾，驱动着他们的阵营进入以军备竞赛和外太空征服为特征的对峙。核武器只是抗衡序列中的最后一道关卡，这是一道生死线。古巴导弹危机表明了对核打击本身作为最后时刻的厌倦，两个超级大国开始试图重新理解核时代的根本特征，全世界也紧随其后。人们似乎逐渐明白了，只要核武器“最终”不爆炸——而且相当长时间内谁也不敢启动针对全人类的战争，那么在这个漫长的过渡期内，各种做法都是允许的！包括超级大国在内，世界秩序的不同主体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在加强自己和试探对方、在公平正义和权力政治之间可以建立较为弹性而广阔的中间地带。于是，有核的有有核的玩法，无核的有无核的玩法，试图有核的有试图有核的玩法。于是，人们会关注苏联解体后核按钮的交接，美国会以试制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为名攻击伊拉克，朝鲜会不时发一两枚导弹引起关注，印度和巴基斯坦会在对方是否有核武器上相互攻讦。核威慑已成为背景，以核为由头和技巧正逐渐走红。核武器仿佛要从杀人利器变成国际舞台上的台词或道具。这似乎从形式上降低了核武器在本质上能够杀人的战争规定性，而强化了道德伦理色彩和政治工具意味。但无论如何，核武器以实力政治的极端形态表明了一个道理，雅尔塔体系之后的世界秩序是用极端化的实力来界定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技巧仅是对这种极端实力的装饰和点缀。如果人们继续相信世界秩序的根本是要依靠极端实力来维系，那么任何均势都难以持久，所有和平也都是短暂和局部的。

毋庸置疑，今天的我们仍处于核时代之中，仍在被核武器规定着。但这种规定性愈来愈隐匿，愈来愈躲藏于和平面纱之后：人们不再讨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时间，也不再从心灵深处恐惧核毁灭的恐怖后果。末世时刻不属于日常生活，尤其是用非战争手段就能使一个超级大国崩溃之后，以极端实力为根基的核时代需要被一种新的时代观所超越。时代观就是世界观，就是对于世界秩序的根本看法和观点。邓小平在80年代初断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这是要对核时代重新定义，也是对未来时代的召唤。全球卓越的头脑都在一起思考，从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的世界秩序和心理结构应该如何。有乐观者的欢呼，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有慎思者的忠告，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认为，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亨廷顿则认为，在和平的大背景下，冲突的基本形态将转变为文明。虽然观点有异，但都共享同一个前提，即要超越以极端实力定义时代、以暴死来规划和平的方式，而改以“和平”——即各族群、各文明的和平共处——来理解世界秩序。

这是一个新的基调，要用和平而不是战争来规定时代和世界，要用多重力量共同谋划世界和平及秩序，而不是依靠终极力量或单一势力。一些能够塑造共同性的事物，如能源、粮食、水、环境、艾滋病、贫困、饥荒等等都逐步凸显，气候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发现并粉墨登场的。气候问题与其他问题的共性在于，都具有日常状态下的危机特征，但不会带来暴死意义上的末世恐慌，所以具有温情脉脉的面纱，能够将各种肤色、各个立场、各种利益的人群聚拢起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撰文，将达尔富尔问题归结为气候变暖，这是为数不多的将气候与战争冲突相勾连的论述，应看成个案。就目前人们在气候问题上的普遍论述而言，气候问题是用和平谈判手段解决日常状态下的人类危机的典型形态。

“日常状态下的危机”，是要寓危机于生活政治之中。生活政治的主要领域是生活世界，以及围绕生活世界的生产和消费。生活世界的基本样态是和平，政治要能够维持日常状态，即常人常态。这是一个需要多种前提条件的状态，最重要的是核武器等杀人利器的退场。在屏蔽了极端实力后，各种力量对常人常态的影响和塑造才能展开，也才有所谓对话和博弈的可能。但是在冷战结束后所形成的，与其说是有秩序的政治生活，不如说是不稳定的生活政治，其间不仅蕴涵着风险，更重要的是充满了危机。危机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刻画指标，而是一个不确定的变数，这个变数无法为人类行动所掌控，而且在不断地考验着人们应对复杂变化的能力。危机的本意是危险与机遇并存。危机蕴于生活政治，就意味着生活政治在遭受着冲击，同时在寻求着新的化解之道。危险和机遇的心理纽带是恐惧及对恐惧的驯服。人性本身是否含有正确的恐惧，是现代早期的哲人们殚精竭虑的一个问题。霍布斯为将人们从对上帝的虚幻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不惜制造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洛克干脆要改造这个状态，而代之以和平、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状态。孟德斯鸠和卢梭甚至要用自爱和同情来替换作为人类基础的欲望。这些努力都共同显示了一个倾向：现代政治的目标是和平，但动力却是恐惧或对恐惧的驯化。日常状态下的危机状态就体现了现代政治的根本特征：如果说驯化恐惧构成常人常态，那么，危机就是要发现或制造恐惧，尤其是恰当的恐惧。

气候变暖就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恐惧。这个恐惧可以遍及各种人性，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而不用担心各个文明间的不可通约。这个恐惧可以转化为知识，转化为经济，转化为谈判，转化为以碳为中心的科学-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再生产，同时不妨碍人类在共同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共同应对。马尔代夫海底内阁会议、尼泊尔雪峰内阁会议都表明气候变暖的普遍性恐惧，这个恐惧能够发现，能够制造，能够延伸，能够转化。最根本的，它还能够被掌控，能够通过现代社会的方式恰当地平滑，这是气候问题适应于这个时代并成为这个时代典型问题的实质。

气候问题的基本逻辑是：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暖，气候变暖威胁人类生存，我们要采取共同行动抑制气候变暖，保护共同家园。据研究，影响气候变暖的主要由六种温室气体，它们都能换算成碳当量予以测度。所以气候问题可以统一归结为碳的问题。与气候问题相关的术语也大多与碳有关，如碳汇、碳源、碳捕获、碳封存、碳金融、碳政治等等。若以碳来标记气候问题，以气候问题来标记这个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可称之为碳时代。

碳时代就要明晰碳的特性。碳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化合物中的一种元素。我们所关心的碳及碳的化合物主要是气体，这些气体具有三个特点。首先是无根性。无根是与有根相对的，根植生于大地，无根就是超脱于大地。气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天空，可以笼盖大地，但不生于大地。其次是弥散性。气可以充斥于它能够充满的各个空间，不像土相对固定，也不像水，有一定的流动轨道。第三是中立性。气本身并不具有任何价值立场，但能被赋予一定的价值。总的来说，作为温室气体组成元素的碳具有经济学上百分之百的外部性，在非洲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和在美国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对于人类的影响在效果上是相同的。碳所具有的百分之百的外部性透视出这个时代的本性，就是每个人制造的温室气体都会加剧每一个人生存环境的恶化，同时还给每个人提供了“搭便车”的机会。它可以穿透各种社会结构和国际组织的人为屏障，直接抵达每一个人；相应的，它也需要从人类生活的各种集体或个体的形式出发，去营建一种共同的应对策略。这十分集中地体现了生活政治的特征：生活变成了政治，生命或生活本身成为一个值得深度关切和需要反复算计的对象。毫无疑问，碳在形成一些有关生活政治的新规则，碳正改变着这个时代的世界秩序。

以“碳”为中心的存在之链

当欧洲向全球抛出气候问题的时候，有着很强的内部动因。气候问题与1960年代的青年运动及绿色政治密切相关，其目的是通过环境保护和人权来寻找超越和克服左右之争的突破口，但最终还是在欧洲一体化的建设中被逐渐体制化，成为欧洲建立自身认同、谋划世界主义的手段。但当气候问题向全球输出，成为一个迫使各方力量都要认真对待的共同议题时，碳就像一个动力源，将与碳有关的知识、谈判、交易和生活方式全部串联起来，打造成以碳为中心的存在之链。  在政治领域，有碳外交与碳政策，有中央与地方对节能减排的分割和管制方式的区分；在经济领域，有低碳经济、碳关税、排放权交易、碳金融等；在法律领域，有国际法与环境法的根据，有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有国际法执行效力的问题；在社会领域，有围绕碳的社会运动，有绿党与绿色政治，有生态社会主义，有各种NGO的参与；在道德领域，有公平正义与效率发展之间关系的考量；在知识领域，有各种权威机构发布的报告，有对气候变暖原因的争论。这些既是围绕着碳产生的新的名词、概念、命题，是碳对各领域的重新定义和规定，以不同形式型构着以碳命名的新的力量之源，又以碳为管道形成为相互关联的一体化脉络。这个脉络还在继续延伸，以碳命名的各个环节也在不断强化，构成一个没有区隔也没有尽头的“存在的链条”。

以碳为中心的存在之链有四个比较关键的环节，分别是碳知识、碳政治、碳配额和碳生活。碳知识指的是围绕碳展开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主要体现为各种力量和各种机构发布出台的各种研究报告，通过各种各样的计算方式提供的减排方案，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减排方案下的利弊。欧洲尤其是英国在碳知识的生产上曾一度领先，他们较早将人类活动和气候变暖直接相关，并提出全球减排的倡议。美国和中国的部分科学家们曾一度对这个结论产生怀疑，而诉诸于历史地理的多方数据提出反驳。目前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还存在着大量的争论，但问题的核心已经从“为什么”转向“怎么办”：现在已经由关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暖的关系转向全球减排方略的争执和论证，焦点集中在减排手段是更多地依靠政府还是依靠市场，是依靠国家还是依靠社会。碳知识是一种正在递增的新知识，有更多的专家技术人员正在集中于这个领域，使知识的再生产不断扩大，形成了自我生产的态势。碳知识的目的是激发人们对碳的意识，对于过渡焦虑者而言形成的是对碳的信仰，对于趋利避害者而言形成的则是对碳的理性。无论是信仰还是理性，都在建构一种因碳而起的恐惧。所以，碳知识的中心任务是确立对于碳的有节制的恐惧，而且要以科学形式予以论证。这种经过科学论证的恐惧可以被争论，可以被计算，可以被转化，但同时也在被强化。

碳知识内部的转化还是表面的，更深刻的转化在于政治和经济。当碳逐渐成为国家间谈判的主题，经历了从框架公约到伯林授权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哥本哈根的谈判轨道，逐渐明确了框架公约和议定书的主导地位，并以多边协商机制作为辅助和补充，我们惊奇地发现，碳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国际谈判机制。这个机制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它在形式上已经逐渐明确，就是要通过有一定框架和轨道的谈判机制解决问题。尽管各方立场分歧严重，如目前在非议定书缔约方（美国和澳大利亚）和发展中大国（中国、印度等）如何参与全球减排上存在争论，但是以维护框架公约和议定书的基础地位、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为边界，已经形成了形式上的共识。其次，谈判具有弹性，可以波动或扩展。一方面体现在谈判主体上，除政府外，各种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包括学术机构、企业联盟、媒体都利益攸关方都能够参与讨论，如欧盟就是以集体名义签署《京都议定书》。另一方面体现在议题上，目前不仅限于减排，适应、可持续发展、技术转让、市场和资金机制、检测报告和评审机制、履约机制等，都成为谈判重要议题。再次，磋商平台与合作机制日益多元。当前国际社会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磋商和对话十分活跃，如G8+5峰会，APEC峰会、美国主办的16个排放大国的气候变化峰会等。气候变化的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机制也初见端倪，如“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计划”（APP），中欧、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等。

《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个灵活机制：联合履约机制（JI）、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贸易机制（ET）。JI是发达国家之间以项目合作为基础的减排合作，主要在发达国家与经济转轨国家之间开展。CDM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项目为基础的排放贸易，发达国家从中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量，发展中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ET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一种排放额度市场交易的合作机制。通过谈判和磋商来确定人为规定配额的数量，同时又规定配额之间是可以交易的，而且明确了三种基本的交易形式。三种灵活机制是有层次的，ET是发达国家之间；JI是发达国际与转轨国家，所谓转轨国家主要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因为经济发展较慢而有大量“热空气”可以出售；CDM则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灵活机制体现的不仅是碳政治谈判对世界秩序进行的切割与划分——比如可分作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通过碳谈判过程，这个格局被进一步分解成欧盟、伞形国家、77国集团+中国——更重要的则是体现了碳谈判将碳交易化的企图：人为规定的碳配额能够作为一个产品进行交易，来兑换资金和技术。这是一个体现了现代社会基本特征的发明创造：碳虽然具有各种特殊性，但仍和其他要素一样，是能够被资本化也完全能够进入市场的。

只要留心目前碳金融市场中交易额的成年增长就可以发现，这有可能是金融危机后人们寻找新的金融衍生品的一个生长点。虽然总量还不甚可观，但前景却被人们看好。这是碳政治以分配形式规定了各个主体所具有的碳配额之后，碳经济以市场形式实践的碳配额之间的合理交易。谈判本身的意图是减排，但对于谈判本身的解析则进一步细化为：减缓、适应与可持续发展，这背后是一套复杂的政治经济学的机理。

如果说碳知识是要确立经过科学论证的恐惧的必然性，那么碳政治和碳经济则要试图找到转化恐惧的人间正道，这就是通过碳谈判实现碳分配，再打造市场对碳配额进行交易。在现代社会中，碳和其他能够动摇社会基础的危机性事物一样，经历了被政治经济化的命运。碳问题的要义是对碳的减少和降低，碳政治是将碳危机转化为可以被不同政治主体所分担的责任，这种转化成立的前提是承认近五百年形成的世界秩序及其历史，承认未来和当下、责任与风险之间有一个较为明晰的道德对应关系。碳政治完成的是对于分配正义的探求，虽然在“何种分配、谁的正义”上仍有不少争论，但通过遵循一定轨道和框架的国际谈判逐步确定了碳分配的大致格局。在这个意义上，碳分配不是一个多寡得失问题，而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政治问题，它用界定责任的方式规划各方利益的边界。碳政治是碳经济的前提，正如分配是交换的前提。碳政治的命题是分配正义，碳经济的命题则是交换正义。碳金融只是碳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碳获得了资本化的许可，碳就会作为新的稀缺资源被追逐热捧。一旦进入交换或流通领域，碳就将成为各种主体争夺的对象，这些主体可以是与资本高度融合的现代国家，也可以是市场中的企业，或其他各种形式的资本持有者。有些人还构想出用“碳元”来替换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可谓是深得碳资本的真谛。

被政治经济化的碳使危险变成了机遇，也给人们的日常生活提出了要求，这就是低碳生活方式。诸如“消除碳依赖、减少碳足迹”之类改善生活方式的标语口号已经进入了社区，人们要在低碳原则指导下重新思考“什么是美好生活”。问题并不在于对工业社会或现代生活方式的反思，而在于碳使人们的生活又有了被重新评估和选择的可能性。当一种经由科学论证得出的恐惧经历了政治经济的转化，而降落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它必将被日常化。而日常化的恐惧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生活的一点作料。所以，低碳生活是需要被不断引导、不断证明、不断塑造的，它需要将遥远的危机与当下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也许重要的并不是低碳生活本身，而是从对碳的意识开始最终抵达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这个漫长链条的最后完成，才构成了碳链条的真正存在论意义：碳是人可以意识、可以把握、也可以生活的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不断地考验着人们的创造转化能力，人们必须通过集体或个体的方式找到与之共存的方式。

总的来说，以碳为中心的存在之链因碳的特殊性存在而独具特色，主要体现为四个关键环节，即碳知识、碳政治、碳经济和碳生活。碳的存在之链贯穿了日常生活中的危机特征，碳知识主要是在论证摆脱恐惧的现实和可能，碳政治主要是在协商分割恐惧的格局和比例，碳经济主要是确定交易恐惧的资金、技术和机制，碳生活主要是塑造免于恐惧或有能力直接面对恐惧的日常生活。因此，以碳为中心的存在之链的存在形式即是：可论证的碳知识，可协商的碳政治，可交易的碳配额以及可塑造的碳生活。

碳时代的世界与中国

碳时代的世界秩序是用和平规划的秩序。人们经常会争论这种和平在冷战后究竟是一极主导还是多极共存，此种争论并未涉及问题的根本。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主体数量的多少，而在于维系和平的实质力量何在。假如我们承认现在的世界秩序是在延续雅尔塔体系基础上的部分改变或调适，那么以大国均势建立和平的原则仍是适用的。基辛格在《大外交》中的论述对理解碳时代的世界秩序或许不无裨益：

“问题是，后冷战世界是否能找到某种原则来节制各国对国家实力及利益的主张。当然，几国互动的结果，最后必然会形成近乎均势的局面。问题在于对国际体系的维护是否能出于刻意的规划，还是任其由一连串的实力测试中产生…有基于相同理念而达成的协议为后盾，均势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均势可压制破坏国际秩序的实力，基于共同理念的协议可遏阻破坏国际秩序的欲望。有实力而无合理的安排会引起测试实力的争战，有合理安排而无实力为后盾，则只是徒有其表。”（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基辛格谈到的“均势”是欧洲向世界贡献的重要原则，在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后广泛应用于世界秩序。在基辛格看来，处理均势政治有两个典型方式，一种是英国式的，即在均势遭受威胁时介入，一旦威胁消除随即抽身；一种是德国式的，即主动创造均势而非单纯的保护均势。前者是一种责任政治的思路，具体表现在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态度：不希望欧洲大陆有某一力量单独坐大，因此要在均衡遭遇危险时予以化解，承担“危机时的责任”，使均势得以保持。后者是一种实力政治的思路，具体表现在俾斯麦领导德国实现统一的过程中，即通过基于实力基础上的试探创造均势。二者反应了对待均势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应对性的，一种是创造性的。结合碳的特征，不难发现，碳恰恰提供了建构一种新型均势的可能性。

让我们先回到碳的特征，着重从世界秩序的视角捕捉碳的实际意义。碳最大的特征是百分之百的外部性，这一特征将碳所引发的危机带到了作为集体的人类存在之前。碳可以充斥整个空间，弥散于各个角落，因此碳可以穿透一切人为的边界，无论这个边界是主权国家之间的，还是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实体性的结构只不过是承载和容纳碳的一个单元，而碳可以毫不费力地穿透各种结构界限。碳元素的外部性可以延展到全球，而且是可持续的，所以迫使各种政治经济结构必须共同担负责任。另一方面，碳在横向上可以消解固有的政治经济霸权，使得单独一种力量难以独自消化碳所带来的后果，而必须采取共同合作的方式。这就是在美国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和在非洲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具有相同效果的政治意义：任何主体的碳排放必须等量齐观，任何主体的碳排放都不容忽视。某些主体还不排除有搭便车的嫌疑，这就使得责任分担的认定和检验技术变得异常重要，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与此不无关联。但不同主体消化处理碳的实力却大有不同。前者是责任政治，后者是实力政治，二者结合在碳问题上，推动碳时代的世界秩序要建立责任政治和实力政治之间的平衡。

碳时代的责任政治异常鲜明地体现在《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关注“共同”，发展中国家关心“有区别”，但真正足以标识时代特征的是“责任”。我们经常听到“负责任的大国”之类的说法，最近奥巴马访华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中美两国关系的重新定位：“共同应对挑战的合作伙伴关系”，这都是责任政治的具体表现。为什么会有责任？其前提是设定了一个国家与世界的连带关系，确定了这个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责任来源于认同，即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和同意，同时也表示了世界秩序对责任主体的认可。这是一个定性的评判，之后再有介入深浅及合作方式等议题。责任政治的核心是责任分配。谈及分配问题，则至少有两个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在争论不休的命题：到底是给不平等的人以不平等的待遇，还是给平等的人以平等的待遇。分配关联着正义，碳谈判中争议最大的两个问题：历史原则与即时原则之争、总量原则与人均原则之争都显示出对何谓正义的探究。这些争论背后含有对国家实力及利益的诉求，但争论最终又凸显了责任政治的内在力量：责任才是共同但有区别的目标和归宿，责任才是有所争论而不使争论陷入战争的安全阀门。

碳时代的实力政治表现在不同国家面对碳问题时的不同态度，由此要改变原有的世界秩序。人们往往倾向于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划界，但在二者内部，由于不同的国家利益，在处理碳问题时也有进一步的划分。比如说形成了伞形国家，多为能源消耗大国，反对立即采取减排措施，这与极力要求立即采取较为激进的减排措施的欧盟就区别开来。比如发展中国家内部也有分化，小岛国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与欧盟观点相似，而产油国担心减排措施会影响石油生产与出口。再比如美国希望将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从发展中国家中切分出来，视为“发展中大国”，要承担减排承诺。由此一来，传统意义上的“南北问题”就变得异常复杂，甚至需要重新定义。

碳时代的世界秩序表现为责任政治与实力政治之间的均势。具体说来，在碳时代，世界秩序的关键就是如何落实碳责任和碳实力的均势。可论证的碳知识将责任落实于人，可协商的碳政治将责任落实于政治主体，在现阶段主要表现为主权国家和超国家结构。在“共同”与“有区别”之间的争执既是责任政治内部的争执，也体现出责任与实力之间是否平衡及如何平衡的游移，所以，碳责任的规定和分配体现出较强的“可协商性”，碳政治体现出通过反复沟通商议、讨价还价以谋求普遍同意的特点。可协商的本性是和平，目标是共同利益，重点是阻遏有意摧毁或威胁均势的单极力量，形式是谈判，关键是形成机制，变数在于“可”。使“协商”变成“可”协商的是实力，是在规定责任内容和明确责任主体背后所掩藏的碳实力。

欧洲最早发现了碳实力的内涵，在解决自身的问题后又迅速抛向全世界。因此，碳问题在最初带有较为明显的欧洲风格。欧洲自诩拥有强大的碳实力，试图借此博取世界意义的领导力量。但是，碳一旦超越了欧洲的地方边界而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议题时，碳责任的可协商性将诉诸于全体参与者的共识而超越动议者的原初动机，拥有支配性力量的却是具有综合意义的碳实力。

碳实力是碳排放量和减排能力的总和。用一个简明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碳实力=(责编：Y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