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坚持认为，当今世界经济正处于1931年以来最严峻的金融危机之中。虽然这场危机的起源尚存争议，但它所带来的变化的程度和范围正日渐明朗。这些变化包括：公共权威与私人权威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国家对金融体系的监管责任和能力的重新组织，国家间的权力关系的重新平衡。尽管金融危机在所有变化的维度上都产生了压力点，但对于金融危机能够带来一种全新的全球金融秩序观点，我们应该保持小心谨慎。金融秩序与世界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系表明，金融危机将会导致世界金融秩序的渐进性变化，而非革命性变化。

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界政治中可能的深层断裂同时发生。它将经济转型叠加于政治重组之上，并预示着社会力量的新格局以及关于世界金融的传统思维方式的重新评估。对一些人来说，这样一些事态发展结合在一起是大半个世纪都不曾见到的。[1]笔者在此的目的是考察，当前的危机在哪些方面预示着世界金融秩序的根本变革。为了完成这样一种考察，笔者首先审视了这场危机与其主要历史类比——1931年的金融危机——相比较的程度与范围。在进行这种比较之后，笔者进而考察了可以认为是变革的三个关键维度：公共权威与私人权威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国家的监管责任和能力的重新组织，国家间权力关系的重新平衡。尽管笔者对变革论的观点表示理解，但笔者认为总的说来我们还没有达到临界点，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全球金融秩序将出现更多渐进性转变，而不是完全决裂。

任何有关转型和变革的评估都需要采取所谓的“长视野（long view）”，以进行历史的比较。“长视野”让我们得以建立衡量变革的指标。对于目前通常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风暴，我们当然也要采取这种长视野。在历史上的那些动荡年代里，1931年是最重要的年份，因为在那一年秋天国际货币体系以一种“正常”方式停止了运转。英国于当年9月放弃金本位制，中断了1925年以来构成全球经济生命线的财源流动。虽然制成品、商品和农产品的贸易都在1929年后出现下滑，但正是1931年资金流动的突然中断引发了世界各地的经济衰退，这是因为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突然失去了信贷的支持。[2]这样的不祥之兆与今天有惊人相似之处。

有关大萧条的程度和范围的著述颇丰。[3]就当前的目的而言，有四项相互关联的基准显得至关重要：汇率安排、贸易流动、信贷流动、社会和政治重组。1931年危机导致的这些事态发展中的每一项都是直接的、重大的以及持久的。

金汇兑本位制自1925年英国回归金本位以后成为主导性汇率安排，其崩溃是两战之间金融秩序断裂最显而易见的表征。1931至1933年（美国当年也放弃金本位）期间，20多个国家实行了浮动汇率，开始对汇率进行调解，试图达到正的贸易平衡。[4]结果之一是汇率成为大国政治盛行的战场。德国在中东欧地区强制实施了一系列双边安排；英国以英镑将帝国组织起来；以法国为中心的金本位集团形成；而美元在中美和拉美地区占据主导。尽管1936年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三方协议使得休战部分达成，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货币关系才得以稳定下来。[5]

国际贸易量自1929年开始小幅下降，1931年之后随着国家试图通过货币贬值增加进口成本（并由此减少其他国家的出口成本）来获得定价优势，国际贸易量巨幅缩水。这些“以邻为壑”的政策伴随着关税壁垒的提高，其中以美国和英国为首——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Smoot–Hawley）关税和1932年的帝国互惠体制。两战之间的国际贸易量在1928年达到了最高点，但是在随后的4年之中下降了近65%。[6]实际上，根据一些测量，1950年的世界出口量仅高于1929年约10个百分点。[7]

不过，真正的金融危机不能仅简单地根据汇率变动和贸易统计来界定，[8]而且还包括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显著缩水、国际金融交易量以及更为一般性的经济活动水平的下降。在大萧条期间，所有这些指标都明显恶化。主要工业经济体的工业生产陡然下滑。如果我们把1927年当作基准年，1932年北美的工业生产比当年水平下滑了60%。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短暂复兴之后，1938年仍仅相当于1927年水平的工业生产。在苏联之外的欧洲，1932年的工业生产比1927年下滑了65%。直到1937年，重整军备才使得工业生产恢复到了1927年的水平。[9]生产的显著下降也反映了国际金融流动的萎缩，实际上在1931年以前基本陷入停滞状态。[10]当然，富裕国家内的股市价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没有完全恢复到1929年时的水平。[11]大萧条实际上是真正的危机期，既是金融危机也是经济危机。

这种经济灾难的认识使得几乎所有研究这个时期的人都承认这是政治和社会关系的根本转变。在政治上，国家的主要制度形式——最少干预的自由主义国家——让位于更多干预的福利国家，这类国家为了避免社会和制度的崩溃，在其公民之间缔结了新的契约。这项契约至少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其一，它为欧洲和北美的工人阶级提供了新的社会保障标准，通过提供更多的健康保障、更好的教育机会和更坚实的福利供应，使20世纪初的收益得到扩展。这项契约在不同国家的应用是异质性的，从新政中的美国到人民阵线的法国、苏维埃俄国以及纳粹德国。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强化了公民的社会保障，或者是卡尔·波兰尼所谓的“反向运动（counter-movement）”。[12]

其二，国家的活动得到巨大扩展。国家干预扩展到了所有经济部门，从农业到公共事业、公共基础设施、制造业以及金融业。此外，政府开始将整个工业组织起来以缓和竞争，保障企业的生存。这种扶持也扩展到了工会组织，所有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开始保护工人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在1945年战争结束以后尤为如此。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国家形式是一种新型的、恢复活力的制度，通过大大拓展其活动扩展了其社会支持的基础。[13]

这种政治上的重构在社会关系中也得到了体现，在其中掌握国家及其资源的（通常是通过有劳工基础的政党的活动）机会的增强使得工业经济体的工人阶级可以保护其新获得的福利权，巩固他们与企业雇主进行谈判的能力。

作为大萧条的结果，国家的延展和扩张将劳资关系置于一种新型的、更加平衡的立足点上，这部分上是因为国家介入了这些关系之中，试图在国家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调节。在这个方面，国家介入起到了调解、缓和资方与劳方之间利益冲突的作用，这恰恰是因为国家本身成为他们之间交锋的主要场所，最终解开了劳方利益与资方利益的纠结点。资方在谈判桌上而不是在街道上面对劳方，而且在国家的注目之下。尽管这些趋势在不同国家经济中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其结果大体上是相似的。最终的结果是一宗建立在坚实的、相对平衡的阶级间动力基础上的有组织资本主义，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竞争性的、失衡的自由资本主义截然相反。[14]

在这些真正的金融危机的基准指标中，有一些在当前的危机中似乎正在运行。由于2008年期间发达国家和新型市场经济体的股市损失在30%至70%之间，财富累积量成为主要的受害者。财富损失反应了产生价值的活动。2008年9月与2009年8月之间，对冲基金的资产价值下跌了25%；许多企业的资本金几乎消耗殆尽；破产（企业及个人）数量急剧上升；当然，许多遭到危机袭击的国家的房地产价格大幅下挫。[15]财富总量的显著下滑与财富流动的显著恶化交织在一起，后者体现在工业生产、贸易以及金融交易的水平。

根据2009年第一季度末的统计，逐年工业生产增长率在美国下降了近13%，在日本下降了38%，德国下降了20%，英国下降了13%。在中东欧（包括俄罗斯）以及南亚、东亚、拉美的许多地方也出现了衰退。在世界上最大的或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和印度没有下滑。[16]工业生产和增长的下降是两种显著的、突然的事态发展的产物：信贷的突然缩紧和国际贸易的急剧下降。

在上述两种发展中，信贷金融是至关重要的。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之后，美林得到美国银行的救助，保险业巨头AIG被美国政府实际上国有化，在许多国家的经济中，几乎信贷供给和增长的每个方面都变得岌岌可危。按揭贷款更加难以安排。商业信贷代价更高，即使中央银行调低了利率。银行同业贷款放缓。公司债券市场萎缩。并购活动陷入停滞。贸易融资变得稀缺。从各行各业来看，从所有工业化国家到新兴经济体，信贷市场都出现相当程度的失灵。[17]

当然，信贷市场的崩溃有多方面的原因，囿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一一强调。但是，如果我们试图将财富损失与信贷萎缩联系在一起，那么就有必要考察资产价值——股市财富——的下降是否会直接影响与企业和个人获得或提供信贷（进而影响一个经济体的财富流量）。在金融和实际资产价值下降的情况下，企业和个人维持或获得信贷的能力随之降低，因为他们能够用作支持贷款抵押品的财富减少。[18]随着他们获得信贷的机会收紧，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能力也会降低。而且，由于这种参与经济的能力萎缩，经济活动的总体水平必然下降。因此，以资产体现的财富损失与借贷能力之间有直接联系，正如金融机构贷款能力与其保持资本金之间有直接联系。金融机构本身需要资本金提供借贷，在资本金按照金融资产记名的情况下，这些资产价值的降低必然导致信贷收缩。因此，财富损失既影响债权人，也影响债务人。

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财富损失和信贷萎缩结合起来，造成几乎所有主要贸易国家经济活动尤其是国际贸易的急剧下降。从北美到欧洲到亚洲，进出口水平下滑了15%至50%。总体来看，2009年的世界贸易预计萎缩了九个百分点，这是1982年以来首次出现，1945年以来也仅是第二次。[19]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9年是1945年以来全球经济总体上首次陷入衰退。[20]

上文所引用的数字以工业化国家为主，不过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新兴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情况也不会更好。中东欧经济体压力极大。这些经济体的工厂不仅受到衰退的打击，而且汇率面临无情的压力，因为资本倾向于选择更加安全、流动性更强的投资（通常是美国国债）而逃离出私营产业。这通常是一种自我矫正的行动，因为汇率降低至少会促进出口。不过，这些国家的许多企业和个人的外汇债务规模庞大，由此不仅威胁到这些经济体的公共部门（由于汇率下降），也威胁到了私营部门（由于外汇债务膨胀）。[21]在亚洲，情况并不是特别凄凉，因为即使出口市场萎缩，大多数亚洲国家并没有出现汇率波动，而且这些国家私营部门的外债规模不大。当然，在美国出现的次贷危机席卷整个全球经济，也影响到了新兴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中心和边缘在危机中融为一体。[22]

因此，这次危机与1931年的危机有相似之处，至少乍看起来支持了认为世界经济秩序已经开始根本转变的观点。这种转变有哪些主要断层线？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点：（1）政治断层线——公共和私人机构之间权力平衡；（2）技术监管断层线——国家如何监管金融业；（3）国际关系断层线——世界政治权力的变化与金融秩序的关联。这些断层线中的每一个由于大萧条都出现了根本性的重新组合——有些是突然出现的，比如国家对金融体系的干预，有些则是在随后几年里缓慢出现的，比如大国关系。不论变化的速度如何，其结果是1931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这些重新组合的断层线都出现了根本性的变革。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么？

本文节选自《金融秩序与世界政治：危机、变革与延续》

[1] 比如可参见，Roger C. Altman, ‘The Great Crash, 2008: a geopolitical setback for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88: 1, 2009, pp. 2–14; Ian Bremmer, ‘State capitalism comes of age’, Foreign Affairs 88: 3, 2009, pp. 40–55.

[2] 两项有关大萧条最权威的著述认为，1931年标志着大萧条最重要的转折点，尽管它们的理由有细微差别：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London: Allen Lane, 1973), p. 169; Barry Eichengreen, Golden fett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85–6. 苏珊·斯特兰奇也将1931年和国际信贷流动的中断确定为那些重要年份中的关键转折：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London: Pinter, 1988), p. 101.

[3] 除了金德尔伯格和艾肯格林的著述，也可参见Patricia Claven, The failure of economic diplomacy: Britain, Germany,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31–1936 (London: Macmillan, 1996); Fred Block,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4] Eichengreen, Golden fetters, p. 289.

[5] See e.g. Ian M. Drummond, The floating pound and the sterling ar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6]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p. 172.

[7]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 2001), p. 361 (table F-2).

[8] 与“萧条”概念相似，通行的金融危机的定义也并不清晰明确。许多定义关注的是个别国家的金融市场指数和股价波动。我倾向于扩展这种界定，将国家经济之间的互动包含在内，并且考察一系列更加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指标。尽管这个概念有时使用过于宽泛，但我并不认为其用法在当前的事态发展中是有争议的。对于这个概念通常用法的例子可参见，Michael Bordo, Barry Eichengreen, Daniela Klingabiel and Maria Soledad Martinez-Peria, ‘Is the crisis problem growing more severe?’, Economic Policy 16: 32, 2001, pp. 51–82.

[9] Eichengreen, Golden fetters, p. 388.

[10] 有关信贷流动崩溃的讨论可见，Randall D. Germain,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credi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58–74. 值得注意的是，1950年时以不变价格美元衡量的外资总量并不比1914年大：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p. 99.

[11]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pp. 122–3. 按照汇率计算的股票价值损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的灾难性损失到英国的小幅下滑，再到日本的实际获利。美国下跌超过50%。

[12]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44/1957).

[13] 卡尔（E. H. Carr）是首先注意到这种新发展的人之一，他认为这种发展是从个人主义到大众社会这一更加普遍的运动的一部分：E. H. Carr, The new society (Boston: Beacon, 1951).对这一发展的经典深入分析可见： Robert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14] 对这一发展在美国的精彩分析见，Mark Rupert, Producing hegemony: the politics of mass production and American global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一个相似但更加国际化的版本可见， Kees van der Pijl, Transnational class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8).

[15] 比如，花旗集团在过去一年中的股票价值损失了90%，而通用汽车股票价值下跌甚至更加严重。美国和英国的破产申请数量史无前例，包括许多历史悠久、备受尊重的企业，比如美国的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和英国的沃尔沃斯（Woolworths）。根据最近的数据，差不多有20个国家披露2009年的年均房价下降，其中美国和英国下降20%，爱尔兰下降近10%。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下文中的所有数据都来自2009年的《经济学人》杂志。股市的数据来自于：IMF,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responding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measuring systemic risks’, 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urvey, April 2009, http://www.imf.org, accessed 4 May 2009.

[16] 工业生产下降也导致了负的GDP增长率。2009年的预测如下：俄罗斯，-3%；韩国，-6%；南非，-1%；阿根廷，-3%；巴西，-1.5%；中国，+6%；印度，+5%。

[17] 这是IMF的主题：IMF, ‘Crisis and recovery’,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09, http://www.imf.org, accessed 4 May 2009.

[18] 金融资产实际上是证券发行商在特定时间内给购买者提供的收入预期，而所谓的实际资产给所有者提供的收入是由出售商品和服务而产生的。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的收入会随着活动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而前者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任何这样的变化。

[19] WTO, ‘WTO sees 9 per cent global trade decline in 2009 as recession strikes’, press release/554, 24 March 2009, http://www.wto.org, accessed 4 May 2009.

[20] 据估计全球会下降1.3%：IMF, ‘Crisis and recovery’.

[21] 除英国以外，匈牙利、波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汇率也大幅下降。波罗的海国家并没有遭遇汇率暴跌，因为这些国家的汇率目前是钉住欧元的。不过，由此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带来的后果不仅是出口市场的损失，还包括它们的政府如果没有外部援助（来自IMF或欧盟）就无法进行财政刺激。这些国家的经济在2009年可能会萎缩10%以上。

[22] 最近的迹象表明，只有中国、印度、巴西、波兰和埃及在2009年可能出现某种形式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