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前来看，最有趣的方面或许是国际政治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世界上无可争议的军事超级大国深陷“反恐战争”，将其军事实力扩张到了转折点上。信贷危机对其经济提出了挑战，暴露了公共部门财政枯竭的压力。目前，已经有许多关于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空间的财政赤字还能维持多久的公开讨论。为了应对自选择货币联盟以来首次最严峻的危机，欧盟已经转向内部发展。日本现在要在人口膨胀的基础上应对经济萧条。加拿大已经近乎消失在世界舞台上。无一例外，七国集团内的国家似乎已经丧失了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

在这个关头，许多人相信，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尤其是所谓的“金砖四国”将会取而代之。[1]这些国家在21世纪初至少出现了活跃的经济增长和公共部门改革，使得它们获得了实际权力的物质基础：经济蓬勃发展；贸易稳步上升；公司遍布全球；储备不断提高；军队装备精良。简言之，许多新兴市场和其他非七国集团经济体相对于传统强国的实力增强，使得它们可以争取一种新的国际力量平衡而谈判。这种新的平衡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出现中得到了体现，目前峰会已经举办两次，有助于协调应对信贷危机的全球性努力。上文已经提到了这些国家在2009年4月举行的第二次领导人峰会上提出的雄心勃勃的倡议。从国际政治权力平衡的角度看，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的金融强国（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完全接受了巴西、印度和中国（俄罗斯在前些年已经成为八国集团成员国）。这是一种迟来的承认，无论如何应对危机，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将是解决方案的关键部门。这些经济体物质实力的增强最终成为改造国际决策机构的新生力量，并且至少可以在全球金融议程中施加它们的影响。

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提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在20世纪80年代对关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细致区分。[2]与那时一样，美国现在似乎正在丧失其领先地位——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衡量国家实力的其他许多领域——并由此丧失其在危机时刻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能力。斯特兰奇的反直觉分析中至关重要的是，某些国家拥有制定其他国家参与游戏必须遵守的规则的能力。据她当时的估计，这样的领导作用只能由美国来提供。美国依然明显的军事优势，美国公司对跨国生产的控制，美国的研究提供的卓越创新能力，以及美国（通过其政府、市场及私人机构）对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组织与运作的控制，凡此种种都支持了这种领导地位。对斯特兰奇而言，美国实际施展其结构性权力所需要的是，在政治上采取与其潜在实力相符的行动的意愿。对斯特兰奇而言，美国最终未能如此将是一场悲剧。[3]

在许多方面，我们今天也有可能犯斯特兰奇20多年前批评其同时代人可能犯的分析性错误。美国在军事上的确有所扩张，但这是一种自我强加的选择，将会通过激烈的国内辩论得到解决——在新当选的奥巴马总统治下已经开始出现。而且尽管全球经济如今已经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接纳了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公司的全球性活动，其对美国企业的全球经营活动的接纳也并没有减少，这些企业将继续在防务制造等其他传统产业以及新兴高科技产业、高端服务产业以及文化产业保持强有力的地位。此外，由于奥巴马总统表示政府将加强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也不排除美国企业的地位将会进一步巩固。美国可能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温床，但它肯定不会轻易放弃其传统的领导地位。

但是在权力对比变化的所有指标中，或许“金砖四国”国际储备的积累最经常被人们视为美国主导地位遭到侵蚀的决定性标准，尤其是与美国为应对信贷危机而产生的债务迅速激增比较来看。不过在此应该指出的是，“金砖四国”以及其他国家国际储备的积累事实上典型地反映了全球政治经济中的结构性权力的归属。外汇储备以美元计价反映了结构性权力的三个重要特征：（1）美国在危机时刻仍然货币和金融安全的寄托；（2）美国作为全球流动性的首要提供者得到了世界的信任；（3）尽管“金砖四国”和其他国家赚得了它们的流动性（表现为它们手中的储备），但美国能够创造自己的流动性。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够说明结构性权力——斯特兰奇在她所处的时代称之为“无上特权”。[4]

在这个问题上，将斯特兰奇有关结构性权力的推理与另外两位理论家联系起来是非常贴切的。第一位理论家是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中最富盛名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他提出了一套关于“世界经济”的复杂而多向度的结构性理解，在分析上强调在特定时刻支撑世界经济运转的精神面貌。[5]如果我们遵从布罗代尔的观点，承认世界经济秩序在依赖于狭义上理解的经济基础之外还取决于政治、社会和文化基础，那么我们很容易理解打破既有权力结构的巨大要求。对于布罗代尔而言，产生这种变化的关键莫过于需要破除既有的精神面貌（mentalité），继而以其他的精神面貌取而代之。正如第二节所指出的，我们很难相信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形式会因为信贷危机而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渐进性而非革命性变化是更有可能的结果。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有关霸权是国际关系背景下社会秩序必要条件的观点，上述结论也会得到支持。在此有两点非常重要：其一是葛兰西承认国际关系在逻辑上遵循社会关系中的有机变化，其二是这种有机变化首先是由有关如何组织这种关系的新思想的重大突破及其胜利所导致的。[6]

葛兰西的观点与布罗代尔对精神架构的关注以及斯特兰奇有关政治意志力的核心作用相吻合。如果信贷危机会对支撑世界政治和金融秩序的社会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构成挑战，那么我们可以承认破裂和根本变革将开始出现。不过反之，我们最多看到的是在公私权力重新划分的同时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岿然不动，监管权力的重新调整使得国家更加全面地对金融体系施加影响，但不会过度改变这些体系本质上的私有特征，以及最后大国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领导地位面临的所谓挑战，但既有大国（美国）领导地位的结构性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完好无损。从这种推理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变化中的权力平衡对既有金融秩序的触动不会超出其阈值。

本文节选自《金融秩序与世界政治：危机、变革与延续》

[1] 最明显的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这份名单上我们还可以增加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比如墨西哥、南非、阿根廷，以及其他一些近年来国际地位上升的非七国集团工业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和韩国，以及主要转型经济体，比如波兰。

[2] 这种区分最清晰的表述可参见，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3] 尽管斯特兰奇在其学术生涯中坚持认为，美国错误而且短视的政策加剧了经济动荡，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她才认为只要美国采取合理的矫正行动，美国也可以使形势得到恢复。然而，在她写作自己的最后一本书时，她放弃了这一渺茫的希望：Susan Strange, Casino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and Susan Strange, Mad mone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4] Susan Strange, ‘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4, 1987, p. 569.

[5] 布罗代尔对“世界经济”的构想和探索主要集中在其三卷本巨著《文明与资本主义（15–18世纪）》中，出版于1967年至1979年之间。有少数文献将布罗代尔的分析应用于国际政治。比如可参见，Eric Helleiner, ‘Fernand Braude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tes 15: 3, 1990, pp. 73–8;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Randall D. Germain, ‘The worlds of finance: a Braudelian perspective on IP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2, 1996, pp. 201–30.

[6]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trans.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 264. 关于葛兰西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和滥用的评论可见， Robert W. Cox,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Millennium 12: 2, 1983, pp. 162–75; Randall Germain and Michael Kenny, ‘Engaging Gramsc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new Gramscia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4: 1, 1998, pp. 3–21; Adam David Morton, ‘Historicizing Gramsci: situating ideas in and beyond their contex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0: 1, 2003, pp. 11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