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秩序是相互交织的市场和网络构成的复杂的、多层面的、以及不断变化的组合，这些市场和网络由在广泛的、混乱的领域进行竞争与合作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主体组成。精确地洞察到变革时机——从一条道路转换到另一条道路——似乎可遇不可求。我们至多能够剖析这个庞然大物的某些部分，指出构成其内部运行机制和外部关系的多层面联系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并使其向特定方向发展的。尽管金融是全球政治经济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遭遇了过去一年中所见证的一个突然的、灾难性的动荡期，但是我们需要置身事外，评估它现在所处的阶段，以及我们应该期待怎样的救助。

如果以大萧条的结果来衡量当前的状况，那么显然我们离那个糟糕年代的灾难性后果还有一定的距离。本文第一部分的统计证据为我们对两个阶段进行类比考量提供了一些基础，尽管它并不平衡。比如，当代的货币安排被维持在可承受的范围内，而资本流动——尽管显著减少——并没有完全崩溃。世界的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也没有被取而代之，尽管存在着相反的意见。[1]或许我们只不过进入了一个预期降低的时期——借用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20世纪90年代的概括。[2]

事实上，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内容——让所有组成部分凝结在一起、确立向某个方向推动的运行机制的润滑剂——并没有丧失其润滑作用。这种润滑剂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理想支撑，它是由这样一种基本信念构成的，即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市场根据价格信号来组织，共有、私有或混合型企业在以积累资源能力为基础的竞争中发展、停滞或最终倒闭）具有长期的活力。许多其他价值可以单独或一起附着于这组核心价值之上——个人自由、公共福利、社会正义、性别平等，但是这里的关键点在于一种基本共识，即无论国民经济如何组织，全球经济必须反映这些基本原则。从共产主义的中国到民族主义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制的丹麦、集体主义的日本、自由经营的美国以及民粹主义的阿根廷，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全球经济是一种公共产品。这是一种让全球政治经济得以统一和维系的润滑剂。

在这种背景下来理解，全球金融秩序尽管深受当前危机的困扰，但是并没有分崩离析，这恰恰是因为当代全球政治经济如果没有一个正常运转的全球金融体系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在应对信贷危机时，各国政府会进行必要的干预，以维持其庞大的金融制度——这些制度也是全球经济的关键环节。各国政府将积极保护其自身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同时它们也会提供国际支持以保证它们自身的金融制度能够参与全球经济。正如路易斯·鲍利（Louis Pauly）针对早前的几次危机所指出的那样，各国政府可能无法总是完全正确地保持这种平衡，这主要是因为达到这种平衡本身就极为不易。[3]但是，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过去150年间，各国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尽管有一个重大例外——保持很好地维持了这种平衡，或者至少足以防范对世界金融秩序基本结构的破坏。即便在当前的危机背景下，延续性而非断裂性仍最有可能是历史变革的基本模式。

本文节选自《金融秩序与世界政治：危机、变革与延续》

[1] 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近来呼吁建立由IMF支持的全球性储备货币单位，与美元一道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构想的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没有一种普遍接受、实际流通、而且可完全兑换的替代性货币，而且公共权威充分认识到其国际责任以获得对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单位的普遍支持。

[2] Paul Krugman,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0).

[3] Pauly, Who elected the bankers?; Louis W. Paul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financial crises’, in John Ravenhill,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