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可能会证明，2009年的5、6两月对美中关系来说将具有重大意义。5月16日，白宫宣布提名犹他州州长洪博培(Jon Huntsman)担任下一任美国驻华大使。6月1日至2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将展开他上任以来的首次中国之行。

      这两件事是奥巴马政府考量其对华政策的一个机会，而对美中关系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言，这两件事也为美中双方对其进行一些急需的澄清提供了机会。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flip-flop)这个词曾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被布什(George W Bush)用来送走运气不济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它可能也同样适用于布什继任人奥巴马的对华政策。

     竞选期间，奥巴马在中国的汇率操纵问题上言辞激烈，承诺要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内采取有力行动惩罚北京。奥巴马就任总统后，他承诺的这些强有力行动却全然没了踪影。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盖特纳在国会确认其财长提名的听证会上呼应了奥巴马在竞选时对中国的货币操纵指控，但上任后却被迫做出尴尬的让步。财政部4月中旬公布年度外汇报告时，它的结论是中国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相反，盖特纳还赞扬中国“采取措施提高了汇率灵活性”。

      奥巴马政府有很好的借口来解释自己模棱两可的态度：在贸易顺差和汇率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当前的危机改变了论战的条件。在贸易顺差问题上，如今美国关心的已不是纠正贸易不平衡，而是抵制保护主义的诱惑、让全球经济重新回到增长的轨道上来。

     在这个当务之急的问题上，美中双方都已经偏离了自由贸易笔直而狭窄的道路。美国在经济救助计划中加入了保护主义性质的“买美国货”条款。而中国财政部也已走上歧途，有报导说，它指示各省政府确保刺激资金被用在本地供应商身上。

      更让人担心的是，由于美中双方短期内都把关注点放在了保持市场开放和使经济重回正轨上，因此他们对纠正深层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关注甚少。残酷的现实迫使美国消费者结束了肆意挥霍的方式，转而更多地省钱。不过诱使中国人把钱从床垫下拿出来去消费，却仍是一项挑战。尽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已经降至2006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中国的进口比出口下滑得更快、更深，因此美中深层的贸易不平衡仍有待解决。

      在汇率问题上，到2008年8月经济危机爆发前，人民币相对快速的升值可能被认为是布什政府的一大政绩，不过在奥巴马竞选期间，他通过承诺要敦促人民币更进一步、更快速地升值，可能仍为自己赢得了“蓝领州”的支持。而事实上，无论是布什政府自称在影响人民币汇率方面获得的成功，还是奥巴马要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取得更快进展的承诺，都经不住严格的检验。

      真相很简单，那就是危机之前人民币的升值是为了北京的利益，其目的意在刺激内需、限制进口大宗商品的价格、将附加值较低的出口加工商挤出市场。危机袭来之后，北京的重点转到了保增长上。这意味着要用稳定的汇率支持出口行业，因此人民币升值告终。人民币汇率是由北京决定的，在华盛顿耀武扬威对此几乎毫无影响。

      不过展望未来，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权从中国手中转入美国手中也是有可能的。未来几个月推动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力量将是美元的贬值（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果），而不是中国央行更加随和的态度。

      危机还把另外一个问题带到了谈判桌上：中国作为美元债券主要持有者和购买者的角色。这个问题在中国和美国都是个敏感话题，所以把政治论调和经济现实分开来很重要。

      在外汇储备问题上，事实胜于雄辩。尽管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表示了担忧，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提出以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取代美元的想法，但中国买进美国国债的势头丝毫未减。虽然中国的投资从美国机构和公司债券转向了美国国债，从长期国债转向短期国债，但净买进的规模依然庞大。

     中国领导层或许会继续对美元的价值和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表示担忧，但贸易顺差的规模以及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而非对地缘政治地位的抢夺──仍将是决定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主要因素。

在这么多问题仍悬而未决的情况下，美中关系的一大关键问题是，如何构建双边对话，以获得最佳结果。

     布什政府时期，财政部长鲍尔森(Hank Paulson)和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发起的战略经济对话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既与美国外交官们的谈判技巧有关，也与中方的国内利益有关。不过战略经济对话至少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它把两国高层决策者定期聚到一起，把所有的关键问题同时拿到桌面上来。这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奥巴马政府暗示，未来将把对话的“战略”和“经济”话题分开来谈，由美国国务卿希拉里(Hilary Clinton)和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主持战略对话，由盖特纳和王岐山主持经济对话。

     这种新做法的好处在于，引入国务卿使得对话的地位提升。危险在于，将“战略”和“经济”问题分开来谈，在那些同时涉及环境、经济和安全的问题上实现妥协的可能性会降低，以前统一的谈判会被人为分开。

     不过，就在美中新的战略经济对话今夏将首次在华盛顿举行之际，对话的最终形式仍是未知数──这与奥巴马对华政策的其他很多方面很类似。在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盖特纳的访华和下任驻华大使的提名至少应该带来一些急需的明晰。

（编者按：本文作者Tom Orlik是SMRA China的首席经济学家，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