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山上路了，就像一个走向未知终点的探险者。

9月16日，日本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在参众两院全体会议上当选第93代首相。

当天晚上，鸠山由纪夫正式公布了新一届内阁名单，最重要的三个职位副首相、财相、外相分别由民主党议员菅直人、藤井裕久、冈田克也担当。新设的“国家战略局”长官由菅直人兼任，该机构旨在改变日本政治生活由官僚控制的现状，建立政治家主导原则。

9月14日，存在123年的事务次官会议被废除。由此拉开了鸠山决战官僚制的序幕。被人们比喻为海中巨兽的官僚制，自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到日本战后，经历多次变形仍充满韧性。

这场针对社会精英的改革似乎正在踢到铁板上。而外星人鸠山面对的还有漫长的问题清单：日本经济在“失去的十年”后，如何找到突破重围的缺口？支持家庭开支为中心的纲领在财政赤字大增的情形下如何贯彻？少子老龄化的社会如何再现活力？

显然，战胜大风车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有运气。鸠山的征途能走多远？是脱胎换骨还是牛奶去皮式的改革？这一切尚需观察。

改革官僚政治

9月14日，日本民主党废除了“官僚主导政治的象征”——存在了123年的事务次官会议。这不能不引起日本官僚的反弹。日本媒体近日透露，执政50余年和官僚集团难分你我的自民党中也有不少议员站到了国家战略局反对者的阵营中。

国家战略局将全面发起对战后日本官僚体制的攻击。民主党党部在此前给本报的回复中明确表示，他们将设立由议员主导的“直接向首相负责的国家战略局和行政改革委员会以监督日本政府的行政活动”。

“日本一共有35万名左右的公务员，但各级政府的法律事务官一共只有2000多人，70%来自东大法学部。整个日本的立法实际上就是由这2000多人控制的。”15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新生以立法为例向本报记者解释了日本官僚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导作用。

他说，日本的所有立法都是从这些法律事务官在各自所属课内的讨论开始的。随后法案会被逐级递交到各局、各省厅、及事务次官会议上进行讨论，最后被交付内阁和国会。事务次官会议是日本中央政府各部门协调各自政策、法案的平台。“事务次官会议决定了的东西很少有被改变的”，因为和官僚相比，大多数议员们并不是相关领域的专家。

不过，世界经济论坛合作方、日本一桥大学国际企业战略研究科的石仓洋子教授对民主党的这一政治改革举措表示了欢迎。她告诉本报记者：“现在日本中央省厅过多地考虑了部门利益，一旦想做些跨部门的决策就很难。从这个意义上讲，(直属首相的)国家战略局至少在理论上是很有道理的。”

聚焦国家战略局

在这届新内阁里新成立的国家战略局最新引人的眼球。鸠山由纪夫16日表示，国家战略局将承担日本政府各项主要预算的编制任务。这无疑将使该部门成为日本中央政府最炙手可热的衙门。

国家战略局的编制和功能也成了日本媒体当前关注的第一焦点。“哪个日本记者能搞到国家战略局的独家消息，哪个记者就能上日本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朝日新闻》驻华记者坂尻显吾16日和记者打趣说。

刚刚结束日本之行的王新生则向本报记者透露了他从日本政坛了解到的最新信息。他说，除了国家战略相，国家战略局将有20人的编制，10人由民主党议员担当，另外10人由民间各行业专家担任，但“社民党和国民新党的议员可能将被排斥在国家战略局编制之外”。

这样的人事安排一旦成真，有可能为民主党、社民党和国民新党的执政联盟制造分歧。

不过，社民党和国民新党在鸠山由纪夫内阁中并不是毫无力量，鸠山由纪夫16日宣布，社民党党代表福岛瑞穗和国民新党党代表龟井静香将分别担任消费者相和金融相两大要职。

因此，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当天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即便两党议员最后被排斥在国家战略局这样的核心决策机构之外，他们也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不满。刘江永进而认为，鸠山由纪夫很可能通过三党执政联盟的领导协商会议来协调党际矛盾。

王新生也强调，民主党其实也离不开社民党和国民新党的社会组织能力。他说，民主党作为一个城市党，不擅长社会动员，“市民总是相对散漫的，民主党虽然控制了号称有几千万成员的消费者协会，但是这样的协会在选举中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相反的，社民党和国民新党却能有力控制工会等社会组织。

日本工会在战后日本政治生活中发挥过重大作用，1960-1970年代，当时的很多自民党首相，如田中角荣等人，在选举时就是直接通过大企业的工会分派选票任务的。现在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日本企业的平均雇员数越来越少，但日本的工会组织仍然有效控制了近20%的工人。

寄望中国市场

就外界关注的与美国的关系，鸠山在就任首相后会见记者时表示：“东亚共同体构想在中长期是正确的，但无意把美国排除在外。我不认为没有了美国就什么事都能做成。”

但要实现经济复苏，鸠山更需要中国。

在鸠山由纪夫内阁里，出身豪族的副首相菅直人、外相冈田克也的对华态度都比较温和。日本右翼一度大做广告，污蔑冈田克也是“媚中派”。而少年丧父，靠奖学金念完大学的国土交通大臣前原诚司在对华政策上一直以强硬著称。

王新生告诉记者，日本政要对华态度不再能简单地按照“亲不亲阶级分”，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此次金融危机让日本认识到日本未来经济复苏的希望在中国。

亚洲在战后50多年里走的就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之路。日本正是亚洲发展雁阵的头雁。但是金融危机下，欧美市场的极度萎缩，不得不逼迫亚洲国家调整经济发展政策。

王新生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来改变增长模式，但日本很难。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的国内消费已经占GDP的60%多，哪怕提高到美国那样的70%，对经济的拉动也有限。日本社会少子老龄化和喜欢储蓄的现象也使得日本不可能彻底改变出口导向模式。日本只能寄希望于中国市场。”外相冈田克也家族的永旺集团在中国的生意就很兴隆。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孙仲涛16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虽然中国今年上半年的进出口同比都有所下降，但中国仍然是日本的第一贸易伙伴，“民主党内阁阁僚注意保持对华友好关系，将有助于双边经贸的发展”。

不过，单纯依靠中国市场并不能帮助日本摆脱1990年代以来的经济不景气。

9月11日，石仓洋子在大连夏季达沃斯会议上向记者解释了自民党丧失政权的经济原因：“我是搞商业战略研究的。我认为私营部门才是全球化中最有竞争力的部分，自民党完全不能理解这一点。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

日本民主党也看到了这一点。早在其7月底颁布的《竞选纲领》中，民主党就表示和执着于钢筋水泥、大搞基建的自民党不同，他们要扶植中小企业的发展。

然而，战后50年来，日本官僚主导政治生活，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早已让日本政界和大企业难分你我。

孙仲涛就怀疑民主党和自民党的企业政策会有很大不同，考虑到政治资金等因素，“民主党想比较彻底地摆脱大企业的控制是不大可能的”。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相关负责人16日接受本报采访时则表示，由于政权更替刚刚开始，新内阁的政策还不明朗，他们还无法评价民主党的经济政策。

“我多次面见过鸠山由纪夫。鸠山由纪夫在民主党内的地位始终不衰和鸠山家族对民主党的经济支持难以分开。民主党内派阀林立，鸠山由纪夫作为首相整合党内和执政联盟内部的不同政见有一定难度。”王新生谨慎地表达了对鸠山政权未来的看法。在他看来，日本民主党的政治、经济改革面临着克服官僚政治惯性，调处自身和联合执政的社民党与国民新党关系，复苏日本经济等诸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