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09年8月日本民主党获得压倒性胜利，这成为该国选举政治的一个分水岭。在实行议会民主的日本，自民党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独自或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统治着日本。然而，自民党支持率的下降、经济的衰退以及公众对政治日益增加的不满情绪为反对派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2007年，民主党已经获得了议会（国会）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自此成为自民党以外另一个可行的选择。东京的这一政治变化可能会对美日同盟产生影响，尤其是在安全问题上。华盛顿经常强调，日本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盟友，是美国外交政策在该地区的基石。分析家称，美国将不得不改变它与日本相处的方式。

一党支配——“1955年体制”

二战后，日本经历了十年的政治纷争。1955年，在意识形态分歧十分明显的社会与政治形态中，保守的自由党和民主党联合，形成自民党。这是长达数十年的一党支配，以及许多日本专家所谓的“1955年体制”的开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拉尔德·L·柯蒂斯在其1999年的《日本政治的逻辑》一书中指出，有四个决策支柱支持着1955年体制。他谈到，除了一党支配之外，其他的支柱是：公众对支持以追赶西方为目标的政策的共识，与各政治党派相联系的大利益集团，以及具有极大威望与权力的官僚政治。

自民党最初受到农民，商人和小企业主的支持。但到了70年代末，柯蒂斯写道：它“已成功地使其自身从一个传统的保守党转变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现代政党”，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他解释说，自民党通过强调经济复苏、工业迅速增长以及“‘国民生产总值主义’——一种集中关注国家经济发展综合指标，集中关注国民生产总值的思想观念，”——的主题而获得大众支持。

    1993年，自民党大选失利，被八党联合政府取而代之，不到一年又与日本社会党联合，重新掌权。柯蒂斯称这是“保守派与改革派相较量的政治竞争时代的最终结束”，而这是1955年体制的另一特征。1994年，日本国会通过立法，改革选举制度。在1955年体制下，日本存在一种比例代表制度，众院议员在复数选区选出。1994年开始实行的新制度使总共480名众院议员中的300名能够在单一选区被选出（即在各区获得多数选票的候选人胜利），其余的在11个区域性的比例代表选区被选出。外交关系委员会日本研究的资深研究员希拉·A·史密斯认为，新的选举制度为两党制创造了可能性。

“消费者的口味已经改变”

选举改革实行的15年之后，日本经历了一次政治交接：由鸠山由纪夫领导的日本民主党、最大的反对党，压倒了自民党。民主党成立于1998年，由四个较小党派合并而成，后来又加入了第五个小党。作为一个同时混合了左翼和右翼成员的政党，2007年民主党赢得了对参议院的控制。分析家认为，具有不愿承担风险的传统的日本选民之所以愿意在民主党身上赌上一把，是因为自民党无法回应日本社会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柯蒂斯认为，“正是同样的原因导致了通用汽车的破产”。无论是自民党还是通用汽车，他说道，“都不明白消费者的口味发生了变化，市场发生了变化，人们想别的东西”。专家认为，自民党无法回应老龄化人口变化的需求，他们要求获得医疗设施、社会福利，而不是更多的道路。 “这不只是关乎政党，不只是关乎政治制度，”史密斯说，“我们同样面临着日本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的一种转变，以及一种要求更多、更好的政治参与类型的愿望”。

然而，民主党始终肩负着艰巨的任务。它未曾经历过作为一个执政党所要面临的考验。另外，民主党混合了左翼、中间派和右翼的政治家，其内部的派系纷争，主要是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纷争对其造成了困扰。麻省理工学院日本研究项目的负责人理查德·J·塞缪尔斯认为：“在日本的政治里，派系纷争并不总是代表不同政策的分歧”，但是就民主党而言，在对国防力量与美日同盟的问题上却的确存在着主要的政策分歧。特别是在修改禁止日本维持军队或以任何理由在国际上使用武力的宪法第9条这一问题上，民主党就一直存有分歧。

改革的承诺

日本的经济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已经遭受了长达一年的经济衰退。2009年第2季度，日本才刚刚开始以不足1%的GDP增速摆脱低迷，但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看不到经济迅速恢复的前景。6月，失业率上升到5.4%，对于出口需求的任何动摇，日本仍然显得十分脆弱。

民主党主张经济和行政改革，但一些专家指出，民主党缺乏关于如何支付和执行这些计划的细节。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的一位亚洲事务分析家韦斯顿·S·克尼希说，“民主党为日本提出了一种改革主义，一套中间偏左的国内议程”。民主党的主要目标之一，克尼希说，是“加强日本内阁对势力强大的官僚机构的决策权威，从而改变一贯的权力力学，即对于决策，政治家所掌握的控制权小于官僚所掌握的控制权”。民主党希望这将减少既得利益者对决策者的影响。

与大多数工业化民主国家相比，就像首相办公室及首相的内阁一样，日本国会在结构上是虚弱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史密斯认为，在所提议的改革之下，官僚与政客将不得不制定一种新的关系。同样，他认为，要减少对决策的官僚控制，这需要国家发展一些备用的政策方面的专业中心，例如智囊团、非政府组织，或者从商业部门获取新的想法。

为解决日本的经济困难，民主党提出了一套大规模的刺激方案，通过更多的减税措施和直接转移支付来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这是一套两年的近2,18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其中包括人均每个孩子每年近3,300美元的子女津贴。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日美商业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爱德华·J·林肯认为，民主党的胜利可能会为经济带来积极的影响。他说，由于实现了政府的更迭，日本选民中的授权意识可能会提高消费者对于经济的信心，他们可能更愿意花钱。

西方的很多经济学家一直主张，日本应摆脱更偏向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而发展更偏向消费者驱动型的经济。他们更赞同那些刺激国内支出的措施，希望国内支出有可能带动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民主党同样也提出了一项与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而林肯认为这种协定希望不大。农业仍然是两国贸易关系的症结。和自民党一样，民主党也支持保护本国农业利益的农业政策，而美国却迫切要求东京将其农业部门自由化并且降低进口关税。

“一个可以说‘不’的日本”

东京的政权更迭可能会对它与华盛顿的同盟关系产生影响。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两国的双边商品贸易超过2,050亿美元。同时，这里还是5万多美国军事力量的基地，对于美国计划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特别是在对拥有核武器的北朝鲜和正在崛起的中国关注日益增加的时期，日本显得至关重要。民主党一直强调一种更独立于华盛顿的外交政策，以及一种与美国的“平等”同盟关系。

克尼希说，民主党在其疲于处理党内的分化和斗争，使自身与执政的自民党区分开来的同时，已经在其对美日同盟的政策上发出了敌对信号。虽然民主党已经在几个联盟问题上淡化了这种讯息，但其2009年的竞选宣言中却提到了对日美地位协定的修订，对美国在日本军事力量重组的重新审查，以及美军基地在那里所扮演的角色。过去，民主党一直反对日本继续在美国领导的阿富汗军事行动中，在印度洋为美国海军舰船提供燃料补给的军事支持。民主党也反对在2014年之前将8,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从冲绳基地转移到关岛。根据2006年的美军重组计划，在预计共102.7亿美元的关岛搬迁费用中，日本将承担60.9亿美元。民主党不同意让日本承担这些费用。它也反对将美国海军陆战队机场从普天间迁移至名护市，这两地都在冲绳县的辖区内，而民主党宁愿基地迁到冲绳以外的地方。

麻省理工学院的塞缪尔斯说，未来在不符合日本利益的问题上，“日本将更愿意对美国说‘不’”。然而，大多数分析家并没有预见同盟关系中会有任何重大的变化。他们也并没有看到日本在国际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尽管它占据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对于日本在世界上所扮演的不断收缩的角色，尤其是它不愿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承担起更大的军事角色，日本和西方的分析家都常常表达他们的失望。

尽管日本是联合国经常预算的第二大捐助国，但它试图通过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而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努力迄今也已宣告失败。2004年，日本与印度、德国和巴西合作，共同谋求扩大联合国机构。但正如这一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的报告所指出的，尽管布什政府领导下的美国支持日本争取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努力，但美国并不支持共同声明，并且还“反对就扩大安理会问题进行投票表决，直到对整个机构的改革达成了一种‘更广泛的共识’”。与此同时，中国一再反对日本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然而，一些专家建议扩大安全所涉及的方面，将能源效率和气候变化都包含其中，从而发挥日本的力量，并朝着实现一种更加对称的美日同盟关系的方向前进。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在最近一次日美安全研讨会的讲话中说到，“我们应该让公众考虑到日本和日本领导人对安全问题的这些新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日本在全球舞台上扮演较小的角色一直与中国不断提高的参与相伴随，这提高了华盛顿对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的关注。奈说，致力于建立美国、日本和中国在处理能源、能源安全或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三方项目，将有助于“使日本是一个平等的伙伴这一事实更加戏剧化”。

何淑静 译，陈子恪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