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群体性事件的增多，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重视基层官员的培养。中共中央当局采取了特别措施，试图化解地方官员和群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干部，尤其是县级以下干部的贪污腐败以及种种恶行激起极大民愤，这正是每年爆发成千上万的骚乱和抗议的一个主因。湖北省石首市上周爆发了上万农民的抗议活动，并与警方发生冲突，据称警方掩盖了一位当地居民的死亡真相，这只是发生在最近的一次灾难，在此之前的去年，在海南、贵州、云南分别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在所有这些事件当中，执法人员以及其他基层人物只对有权有势的人提供保护，而不是去帮助身受腐败干部或者其他不明身份人物迫害的公民（Reuters, 6月21日；香港《明报》，6月22日；北京《观察周刊》1月6日）。从今年春天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其他高层部门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运动，试图“约束”基层官员，其中包括公务员、警察和法官。明确的目标是培养一批新生代官员，让他们“又红又专”，具体的含义是政治正确、道德廉洁和业务过硬。

夏天伊始，中共中央组织部就派遣了大约上万名监察人员前往地方，督察农民生计以及基层官员的“执政能力”。根据中组部部长和政治局委员李援朝的指示，中组部干部必须“更好地掌控局势，更深地了解基层”。北京方面并没有公布被查出的腐败官员或者无能官员的数字，很显然，中组部的这些“钦差”急于掩盖污点。更有意思的是，李援朝一直奉行他的老师、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路线，更注重宣传那些在村、镇、县一级能更好地处理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官员。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个决定，选派数千名县级干部前往中央党校设在北京、上海、江西井冈山等地的培训中心，参加短期或长期的培训项目。中组部同时也致力于推动大学毕业生当村官。仅在云南省就超过六万名的大学毕业生竞争竞争一万个村干部职位。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在上个月指出，大学设置更多的课程，就村级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进行讲授，以便大学毕业生们可以选择村官作为一项有前途的职业，这未尝不是一个好主意（新华社，6月4日；人民日报，1月9日；中国青年报，6月5日；大学新闻网，5月17日）。

针对基层警察、监狱管理人员、检察官、法官、县级纪检部门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干部所进行的同步培训，则更显得不同寻常。中央纪委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反腐机构，由政治局常委贺国强统领，在所有的省、市、县都设有分支机构。比如说，有大约3，080名县级警官刚刚在公安部的北京总部完成了更新课程的学业。除了法律和信息技术最新发展方面的培训之外，资深警官还选修了“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课程。同样，基层和中层的法官和法务人员也将从七月份开始，在北京的法律和行政学院参加为期一年的培训课程。这一高康大式的再教育运动的口号是：“人民法官为人民”（人民日报，6月5日；新华社，6月8日）。

由于警察和弱势群体，比如贫穷农民之间的冲撞日益增多，这些冲撞有时候演变成赤裸裸的战斗，公安部门官员的再教育吸引了中国媒体的大部分注意力。警界的主要官员极尽夸耀，认为经过在北京的半年学习，他们将获得“五项主要能力”，包括“构建与群众的和谐纽带”；“以理性、和平、文明和规范的方式执法”；“增强并改进引导媒体的方式”；“提高网络技术标准、提高当地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更好地遏制并充分地处理突发事件”。公安部长孟建柱亲自负责这些培训项目，他指出，“面对复杂局面时，警务人员应当避免失去理智、感情用事。”孟也是国务委员，他补充说，“警察在面对棘手嫌疑犯时，应当避免使用过于强硬的语言，避免不当使用武力”（中央电视台新闻，2月27日；新华社，2月19日）。

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也同样表示，更多的培训将提高国家法官的政治和业务水平，对此他有信心。在过去的两年，司法系统的声誉因为官员腐败而遭受侵蚀，其中包括前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这样的资深法官。黄松有和他的一些助手在去年晚些时候被捕，据称接受了价值数百万元的贿赂和回扣。在最近一次关于“构建司法人力资源”的讲话中，王胜俊强调，司法人员必须本着“严肃法庭、提高法庭的信誉度和公众支持度、用科学技术加强法庭”的精神。“我们必须有一批政治可靠、业务过硬、服务人民、公正清廉的司法人员，”他补充说（中国法制网，4月29日；新华社，6月17日）。

规模空前的培训项目确实是向推进行政效率迈进了一步，但疑问仍然存在：像政治局委员李援朝和大法官王胜俊这样的人物，他们构想出如此标高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问题之一是，过量的权重似乎放在“红”的一面而非“专”的一面。举例来说，习近平的一些讲话为这次全国范围的再教育工程提供了关键性和主宰性的构思框架，习近平是国家副主席，也是中央党校的校长。在关于推进干部标准的讲话中，习近平重申，“我们强调干部必须通过道德和业务能力的考验，其中道德居于优先地位。”（人民日报，6月12日；新华社，3月30日）在对法官的训话中，首席大法官王胜俊坚决要求遵循这样的价值等级：“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和法律【的纯洁性】高于一切。”“我们要努力建设一支高质量的法官队伍，保护党，让人民满意”（新华社，4月29日）。很显然，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对党的忠诚要比业务标准和人民满意度更为重要。

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的再教育工程是围绕“保稳”进行的，所谓“保稳”就是“确保稳定”，也就是化解对中共的诸多挑战，中心目标不是推进良好的执政能力本身。在对三千多警察官员的培训中，资深教官重复着胡锦涛的指示性讲话，这些讲话标志了党的领导人所认为的2009年的风向：“我们必须确保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生活、保持稳定”。在培训期间，基层警察最爱引用的另一口号来自国务委员孟建柱：“小事村内解决；即使是大事也在镇内解决；不要让社会矛盾上达中央。”（中国网，2月26日；羊城晚报，广东，2月18日）换句话说，中央所需要地方官员的其实是完美的灭火器，而非对公共服务的非凡忠诚和能力。

而且，培训和再培训不可能替代中国干部和公共服务部门的整体职业化。自改革年代之初，国务院和中央政府就是资本项目非常慷慨，尤其是基础工程建设，包括通往工业园区的公路、铁路。比如，温家宝总理在去年十一月批准了四万亿元（约合五千七百亿美元）的经济复苏款项，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明确用于改进基础设施。相对而言，用于推进业务教育的政府支出却寥寥无几。国土资源部也启动了大规模的人员再培训工程，该部最近的一项报告指出，在他们为数十二万两千的基层官员中，只有12%拥有土地技术资格，比如土地测量、矿业管理等，在该部的两万五千个地方官员职位中，没有一个达到职业标准（人民日报，6月21日）。

甚至在职业标准更高的司法领域，对职业标准的重视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有超过三十万的学生在中国的法学院学习，却有规模可观的法院和检察院职位很难找到合格的人选，这种现象在中西部尤其突出。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指出，为了弥补中部地区合格法律人员的短缺，相关的司法部门可以在军队和人武部门寻找可靠的高中生，送他们去选定的法学院进行特殊强度的培训。尤其是对于像西藏、新疆这些不稳定地区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要更注重他们是否遵循北京路线，而不是强调他们的职业资格或者职业能力（新华社，2月1日；北京晚报，3月9日；新华社，6月5日）。

今年的十月一日，中共中央将举行盛大集会，包括在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阅兵，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六十周年。确保不会有诸如农民骚乱这样的“不稳定因素”损害这一全国性的观礼仪式，对于推进民族主义和增强党的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出于这一考虑，胡-温领导层迫切地需要提高公务人员的政治正确性和危机应对能力。然而，这些培训工程的价值等级却是如此侧重于遵循党的训令，“将不稳定因素扼杀在温床中”，也许在一段时间内可以用钱买到行政管理，但希望它们有效地清除在基层广为流布的腐败和恶政却是不可能的。

                                        林国荣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