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接触可以追随到很多年以前。与1980年代及后冷战时期相比，中非之间的关系在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末期这段时间，更多地是建立在情感亲和的基础之上。当前的中非关系多多少少是建立在更为实用的经济考虑之上。中国已经成为拥有五十三个国家的非洲大陆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l        中国是一个复杂的角色，而非洲是一块复杂的大陆。中国就其具体行为来说，国家主导的性质是压倒性的，当然这也视具体情况而有所区别，这取决于哪个国家、如何工作以及涉及哪些角色，国营公司也好，非国营公司也好。

l        在中国与非洲的接触中，有些一直是积极的，比如以非常灵活的条件提供大型投资，进行项目援助。有一些则是非常成问题的，招致了中国在声誉上的损失。

l        在未来的几年中，中国无疑会增加在非洲的利益。中国有大量的机会同世界其他国家以及非洲伙伴进行合作。如果事情进展顺利，这一进程将使所有各方受益。但是也存在一些重大挑战，人们也已经学到了一些重大教训。

 导言

过去的十年中，尤其是在最近五年中，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剧烈增长。中国已经成为非洲大陆本身五十三个国家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并且其影响和利益已经越过了这块大陆。2006年11月4到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次峰会有48个非洲国家派代表参加，其中42个国家派出了以总统或者总理为首的代表团。

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多层面关系既复杂又充满动力。中国和它的非洲伙伴正在筹备下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评估一下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当前关系、以及面临的主要挑战。

 历史

中非关系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发展迅速。尽管中非之间已经存在数个世纪的经济互动和文化交流，现代中非关系的起点却是在1956年，中国在那年同埃及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中国便与非洲成为了主要的战略伙伴，双方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并相互帮助。在非洲大陆的五十三个国家中，已经有四十八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非之间在主要的国际问题上都有着共同的看法，彼此分享共同的利益，并且都有意愿进一步加强并深化双方的合作。高层之间的频繁互访（一些非洲国家称之为“频繁飞行”的外交形式）推进了双方的理解和信任（政府之间的），由此也有效地促成双边关系健康发展。中国外交部长每年的第一个访问地总是非洲。中非关系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双方的国际地位。

过去的五十年也是中非文化交流发展的五十年，文化交流在推进双方的合作和友谊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截止2005年底，中国已经同45个非洲国家签署了文化交流合作方面的62个协议。由此促成了两百多个文化交流代表团的访问、以及数百次的文化和艺术方面的交流。[1]

与政治关系携手并进，经济关系也发展迅速。中非贸易额在1950年只有一千两百万美元。这一数字在1955年增长到三千四百七十万美元，1965年则增长到两亿五千万美元，这是整个六十年代最多的一年。自1980年代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方非常重视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中非贸易由此获得了每年3.6%的平均增长率。中非双边总进出口量的增长贯穿了整个九十年代，其中有几年的增长率超过了40%，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双方的贸易额在2000年第一次超过了一百亿美元；截止到2008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一千零六十八亿美元。同中国的贸易额超过十亿的非洲国家已经目前已经达到二十个。[2]中非经济接触范围广泛，跨越了整个大陆。中非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期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中国也使自身成为诸发展中国家的领袖，支持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于1955年在曼谷提出的外交原则。中国不会寻求霸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同时寻求互利互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外交模式的一个替代选择。中国的政治话语带有强烈的反殖民色彩。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71年，中国仍大量斥资支持非洲同情者组织所进行的解放斗争。在政治和军事支持之外，中国队非洲最持久的贡献就是TAZARA铁路的建设，这条铁路联系着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这在当时实际上是帮助赞比亚摆脱了对经由罗德岛的至海贸易路线的依附，当时这条贸易路线处在白人少数的控制之下。非洲学生也得到鼓励前往中国学习汉语。

1980年代

在1970年代末期，中国采纳了以经济改革为基础的新路线，重新融入全球经济，这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从非洲大陆的撤退。着重建立重工业、解放农业部门、并紧接着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加大力度建立出口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这一切都意味着同非洲的关系所得到的关注会越来越少。在那些年间，中国着力于重建同发达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尤其是与欧洲和美国。截止到1990年代，这些努力取得了显著效果，从1993年开始外资额度获得大幅度增长，其中的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2001年，中国在经历了为期十四年的谈判之后获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象征着这一进程的巅峰之作。即便如此，中国在1980年代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非洲，尤其是那些沿着政治独立轨迹寻求国家建设的非洲国家。比如，当时的中国总理赵紫阳在1982年12月向非洲十一个国家提出了外交动议，推行中非合作的“四项原则”：平等互利、注重实效、求同存异、经济发展。[3]

后冷战时代

随着冷战的结束，中非关系也进入了当前的阶段。中国在1990年代开始积极寻求与非洲大陆的重新接触，当然条件有所不同。[4]新的重点在乎经济关系，尽管人们可以召唤和利用发殖民大团结时代的历史，以便签订新的经济协议。由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所获得的初期成功，中国终于发现，此时所发展起来的工业和经济也伴随着迅速膨胀的资源和能源需求，这些需求很难在国内求得满足。从1993年开始，中国成为石油净输入国。从2006年开始，中国的煤炭进口量也日益增加，尽管国内储量已经很大了。截止到200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混凝土、铜、铝、铁、钢材以及大部分其他矿产和金属的消耗国。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重返能源和矿产丰富的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国家。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便由此培养起来。

中国在非洲想要什么？

中非关系无疑是多变的，不过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是持久的。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中国对外关系中针对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原则和目标。根据发布于2006年1月的《中国的非洲政策》所说，中国将：

……始终不变地推进中非友谊传统，从中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本着政治平等互信、经济双赢合作以及文化交流的原则，同非洲建立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5]

由此所体现出的中国政府对非政策的一般原则和目标如下：

【1】             诚实、友好和平等（政治方面）；

【2】             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经济方面）；

【3】             相互支持、密切协作（国际方面）；以及

【4】             互相学习、共谋发展（社会和文化方面）。[6]

这至少是政府的宣言，关涉到如何看待、如何希望发展同非洲的关系。

尽管政策宣言已经很清楚了，但人们仍然对中国在非洲究竟需要什么存有疑虑。不妨就以不干涉原则为例，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7]之一，五项基本原则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明确纲要所在，不管是一般而言的对外政策，还是就其特殊的对非政策而言。人们最经常引用的例子是津巴布韦和苏丹。近年来，苏丹见证了一系列观点上的冲撞，美国和其他强国向中国施压，希望中国运用其影响力控制达富尔的局势，而中国则声称，最好的办法是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可持续发展，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这些国家。中国队津巴布韦问题的处理方式也引起了特别的忧虑，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要求中国向Robert Mugabe政府施压。中国则指出，这将会损害经济发展，西方国家的论调仍是以殖民干预的复杂历史为基础。

在非洲事务中，中国矢志于不干涉内政政策，并决心建立以平等和相互尊重未寄出的伙伴关系，这在非洲大陆领导人中赢得了广泛的欢迎，同时也面对来自西方的批评。对于不干涉政策的不同态度之间的冲撞构成了一股潜流，奔腾在争辩双方的大量话语当中，只要问题涉及到针对非洲问题的外部干预。从中国的观点来看，不干涉原则意味着一种友善的态势，避免同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竞争，在非洲也好，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好。人们对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也存有疑虑。常常有人控告中国在非洲搜刮种种资源。比如说，2008年，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安哥拉、南非、苏丹、埃及和尼日利亚，2007年，这几个国家同中国的贸易额占据了全部中非贸易额的58%（见表1）。在中国从非洲的进口中，矿产品占据了绝大部分（达80%），其中主要是原油（达71.1%），而非洲从中国的进口则包括纺织品、服装、机械、运输设备、基础金属和袜子。[8]

表1：进出口值（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表17-8

在此要指出，中非贸易额同其他非洲的贸易国相比还是很小的。尽管从上个世纪末以来，中非贸易额增长了七倍，但以绝对量来衡量，2008年中非贸易额是一千零七十亿美元，这一数字同中国欧盟贸易额（四千二百五十亿美元）、中美贸易额（三千三百四十亿美元）、中日贸易额（两千六百七十亿美元）相比、甚至同中韩贸易额（一千八百六十亿美元）相比，只能说是很温和的。[9]就全球资本流动而言，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利益是边缘性的，尽管一直在增长。同样真实的情况是，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也是很温和的，远远少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以前的欧洲强国。甚至印度和马来西亚在非洲的投资也超过中国。[10]根据英国国际发展部统计，中国在石油部门的投资增长迅速，但仍然是个小角色。跨国公司在非洲的累计投资为一千七百亿美元，而中国的投资仅为一百七十亿美元。[11]

大多数非洲国家支持中国的“一国”原则并遏制台独势力，中国在这方面所得到的国际支持加强了非洲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截止到2009年5月，只有四个非洲国家同台北而非北京保持关系，这四个国家是Burkina Faso, Gambia, Sao Tome and Principe和斯瓦士兰。在有关台湾问题或者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的中国人权记录的问题上，中国有赖于非洲投票集团，同时，北京也在一系列国际多边问题上有赖非洲的支持。更广泛地说，中国同非洲国家日益增长的亲密关系正反应了中国演进中的对外政策，因为中国正在将自身确立为一个世界强国。[12]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同非洲国家或区域组织建立并发展外交关系方面，“一个中国”原则是基本的政治基础。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中国愿意与任何仍然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建立国与国关系。这是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基本要求所在。

中国如何管理中非关系？

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利益是多维度的，也是多层面的，与此相应，参与中国对非政策的决策和实施的角色也是多样的。这对中国的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这也正是创设中非合作论坛的原因所在。

与中国在非洲利益的多样化趋势相应，我们可以在中国对非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看到好多种角色在起作用。首当其冲的是政府，中央政府、省级政府，甚至有时候也包括地方政府，其中包容了各种官员，既有外交官员也有其他官员，以及国有或者省属企业。其次是各种民间团体以及它们在非洲的代表。由于得到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鼓励，这些私营企业家前往非洲寻找商机。再次就是个人，其重要性日渐增长，包括有影响的中间人和普通中国劳工，截止2009年，已有将近一百万这样的人在非洲。

随着参与角色的增加，传统的决策和实施系统在经受着压力。就政策制定来说，权力集中在上面，主要是中共中央外事局和国务院外事办。

最高执行机构是国务院，包括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以及其他人物。外交部负责对领导人提出建议并帮助实施对非政策。基本上分为负责南撒哈拉的小组和负责西亚及北非的小组，责任在这两个小组之间分配。

商务部在贸易、援助和投资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内设一个外援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拥有与外交部和商务部同等的重要性。国资委以独占或控股的方式拥有国有企业，其中很多设在非洲。它在非洲设有分支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是惟一一家可以低息贷款、出口信贷和抵押担保方式分配官方经济援助的国有实体。

中共中央国际部负责与非洲国家的对应部门进行互动，为商业和外交合作、互访奠定基础，并确保政策的执行遵循中共中央的战略目标。

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与非洲国家对应的军事组织有着频繁的互动。

另外，中国的三十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两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各自都同非洲国家和城市有联系。

为了整合中国对非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新环境下进一步增强中非友好合作，共同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共谋发展，根据一些非洲国家的建议，中国于2000年创设了中非合作论坛，以协调与整个非洲大陆的关系，包括南撒哈拉国家和北非，包括外交部门和其他组织、个人。中非合作论坛是集体协商和对话的平台，也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种合作机制，可归类为南-南合作的范畴当中。论坛的特点如下：

1、    实用性的合作：加强协商并扩展合作，重点在于合作。

2、    平等互利：推进政治对话和经贸合作，着眼于相互加强和共谋发展。[13]

截止到现在，在中非合作论坛的伞翼之下，已经举行了三次部长级会谈和一次峰会。第一次部长级会谈于2000年10月10-12日在北京举行。2003年12月15-16日，第二次部长级会谈在埃塞俄比亚的AddisAbaba举行。第一次峰会和第三次部长级会谈于2006年11月3-5日举行。在开幕辞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了中国政府方面的八项承诺。[14]

中非双方同时也达成协议，在各个层面建立共同的跟进机制，以监督中非合作论坛最终决议的执行情况。这些跟进机制要求各部部长在每次会后的第三年进行会谈，来评估执行情况，资深官员则每两年进行一次会谈，并在常规的基础上向中国派驻大使。高级官员会谈以及部长级会谈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内由中非双方轮流主办。[15]

就像人们一直强调的那样：

中非合作论坛提供了独吞的外交机制，以推进中非对[16]话，同时它也促成了一个共同的中非政治和经济议程，这将在互利的基础上推进建设性的南-南合作。中非合作论坛是发展中的中非合作的舞台，这一舞台也可用于问题的解决，也为促成一个共同的发展议程提供了重要框架，以应对迅速全球化的国际体系。中非合作论坛的一系列会谈进一步拉近了中非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为政策协调塑造了共同的视野，扩展了商业互动和共同繁荣。

确实，中非合作论坛对中非双边关系的贡献是很大的，并有助于确认中国的意图所在乃是对非洲的长期援助，而非仅仅是寻求建立在石油和矿产开采基础上的掠夺性关系。

挑战何在？

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及其跟进机制的框架之下，完成了对非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整合，对非洲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然而，2007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中非合作论坛第四次部长级会谈的前景变得更加暗淡，第四次部长级会谈将在2009年晚些时候举行。经济危机对中非关系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疲软削减了下一次峰会可用的潜在资源量。2009年4月，胡锦涛在伦敦二十国峰会上说，中国将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继续增加对非洲的援助，削减或者取消非洲国家的债务，扩展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兑现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的诺言。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宣布的四万亿人民币的打包刺激计划也意味着，中国的大部分资金将用于国内投资，而不会投在非洲或其他地方。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西方国家的需求萎缩将会导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大幅度缩水。比如，苏丹有50%的石油产品出口到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购买者都是中国消费者。事实上，控制中国和苏丹石油贸易的中石油公司，并不是将进口自苏丹的石油卖向国内市场。相反，真正的销售地是国际市场，中石油公司可借此赚取更高的利润。2006年，日本是苏丹石油最大的单边接收国。由于现在的经济危机，国际市场的石油需求随之萎缩。这势必降低苏丹的石油收入。根据苏丹财政和国民经济部的统计，2009年2月和3月间，苏丹的石油项目总收入分别是四千八百万美元和九千万美元。这些数字同2008年形成鲜明对比，2008年11月为三亿四千八百万美元，10月为六亿零八百万美元。[17]

更重要的是，世界经济危机使得中非合作论坛第四次部长级会谈所面临挑战更趋严峻。这些挑战包括：

l        非洲的“发展-安全症结”更为紧迫

尽管非洲经济呈现出稳定增长态势，安全形势也有所缓解，但发展-安全症结仍然是严峻的。世界银行最新的预测表明，非洲大陆2009年预期增长率仅仅为1.7%，危机前的预期则是5.7%，还不足三分之一。石油出口国的增长率将在2009年跌至2.4%，而危机前的预期增长率则是3.3%。商品价格下跌、来自经合组织的需求下滑，这都对非洲国家的预算造成了恶性影响，同时，区域预算在2009年将获得总额占国民总收入大5.5%左右的赤字，而早先的预测则是3.4%的盈余。国外直接投资在2008年跌了10%之多。[18]非洲某些地区的前景是令人忧虑的。

l        兑现未来诺言的能力能在削弱

这方面的挑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中国政府在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对非洲国家作出了慷慨许诺，并且也正在按照日程表兑现这些诺言。这一成功很可能会使非洲国家队中国的能力抱有更大的信心，期望中国会在下一届峰会上作出更多的许诺。然而，世界经济危机，加之参与角色的多样化，给已有承诺的兑现和未来承诺的确立都带来巨大压力。第二，非洲也有待加强其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承诺，加快实施中非合作论坛诸项条款。管理上的难题会带来建设工程的拖延，在非洲力图实施中非合作论坛各项工程的中国公司常常遭遇这样的尴尬经历。[19]不幸的是，世界经济危机不会有助于缓解这种情况，而只会使情况恶化。

l        在对中国未来表现的期望方面，非洲和西方国家之间存在鸿沟，这一鸿沟正在扩大

非洲国家鉴于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中非关系在过去的成功，将会期望中国在下一次部长级会谈中中国作出更多的承诺，并完全兑现。它们也期望中非关系在未来的成功，这将提升他们与西方捐赠国讨价还价的能力和空间。

但是对西方来说，事情是不一样的。西方国家对于中非关系抱有复杂情感，他们常常担心中国利用经济危机这一机会更深地介入非洲事务，扩展其经济和政治影响。中国则至少有两个理由可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其一，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震荡要小于西方国家，其二，西方国家由于经济危机削弱了其谈判立场，也就软化了他们在中非问题上的立场，即使西方国家把中非问题视为中国与非洲创立更积极关系的手段。西方国家希望能影响中非关系的方向，以迎合他们自己的需要。

l        中国的非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操纵在其他角色手中，这使得政策本身的真实影响很难评估

从国家到非政府角色，非洲都是一块复杂的土地，规模和类型不等的各种组织并存其中。这意味着，对中国行为的解释、以及对其影响的评估都会产生扭曲或误解。弥补这一点的最简单办法无非就是承认双方的复杂性。中国在非洲也并不扮演一个单一的角色。我们需要在不同的接触层面上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行为方式、谁在代表谁采取行动。另一方面，中国既作为一个国家角色也作为一个团体角色，也需要在非洲更好地就其目标进行沟通。当然，中国在这方面已有所改善，但考虑到中国在非洲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影响，在未来的几年中国海需要做得更多，才能避免遭受误解。

未来会怎样？

考虑到已有的成绩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应当将中非合作论坛的推进及中非关系本身包容到对外关系战略的整体框架中去。应当将新的中非战略伙伴关系予以升级，着眼于同第三方的国际合作。就第四次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谈来说，应该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1、    推进南-南合作、推进国际体制改革

中国在过去几年间对非洲事务的重大介入，完全改变了这块大陆传统上对美国和其他发达捐赠国的依赖。[20]非洲现在拥有了援助、贸易和投资方面可替代的来源。此外，推进南-南合作的共同日程也将中国和非洲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危机产生了系统性的后果，借助诸如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加速了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和改革。新的国际体制模式将包括一个可持续的国际经济体系、一个包容并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制和一个稳定有效的全球经济发展体制，借此调配全部国际体制的机制、机构、问题以及支持，而这是适合21世纪的目标的。

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非洲合作论坛确立了新的国际合作框架，其特点便是对平等、公正、互利、合作和长期稳定的渴望。中非合作组织应当在目前的框架内建立一些战略性的论坛，聚焦于世界经济、金融、贸易和全球发展，不仅仅是应对中非双方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同时也推进整体上的新世界体制沿着更平稳的方向发展，允许中国和非洲在世界体系内获得更大的声音，与其重要性和全球角色相匹配。

2、    推进国际合作以及与第三方的关系

中国在非洲拥有正当利益，并且在许多领域都可以同第三方展开互利合作。尤其是在援助非洲达成发展和安全目标方面，中国应当着眼于同其他国家在互信基础上的合作。这一点必须在考虑非洲利益的基础上才能有所预期，而不是强加任何外部的解决办法或者观点。发达国家和中国正围绕各自的利益以及某些感觉得到的冲突而进行对抗和斗争，这样的看法远离了实情，现在很清楚，他们能够也应当在许多领域展开合作。中国作为一个新的、有影响的角色出现在非洲事务当中，这为一些关键领域中新的行为方式提供了机会。

3、    升级新的中非战略伙伴关系

中非合作论坛应当成为一座平台，以推进中非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有必要加强中非合作论坛在如下领域中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非洲民主化的进程以及国际政治和社会观念的演进对中非关系产生了日益强烈的影响，下一次中非合作论坛的部长级会谈应当在其框架内设立“战略性政治对话”或其他类似形式的论坛，以应对可能的影响和挑战，巩固中非之间的政治平等和互信。更重要的是，这种新的对话机制直面如何平衡发展和安全双方面的迫切需要的问题，帮助中非定义并理解相互间的期望。

其次，鉴于世界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在其框架内也应当设立一个“战略性经济对话”论坛，以保证世界经济发展，推进中非经济关系，促成非洲经济的平衡和多边发展，并实现中非之间真正的互补合作和互利，推动中非的共同进步和发展。下一届部长级会谈有必要再非洲和西方的期望之间寻找到平衡。也就是说，应当小心地避免设定两种极端目标，不要一开始把标杆定得很高，随后又下滑，或者设置得太低，让非洲国家失望。因此，下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应当在上限和下限之间确立一种灵活的目标。由此，中国就能够获得更多的空间向非洲和西方国家解释其真实目标。鉴于过去几年的接触经验，中非之间的相互理解大大加深，也更懂得彼此不同的行为方式。这为当前走向一种更为紧密也更为广泛的合作模式提供了最好的基础。

最后，鉴于变化中的媒体环境，同时也为了保持中非之间的传统友谊，使之适应新形势，有必要在框架内设立“中非文化交流基金”，这将为中非文化交流和互动创造出新模式，增强上述的相互理解，并将这种相互理解传播到中国和非洲的不同机构中去。

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面对，比如农业、食品危机、建立并保持和平、科技和教育等等。不过，如果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框架，中非关系可在其中获得推进，那么上述三点是拥有优先权的。

结论

过去十年见证了中非关系的重大增长。中非合作论坛的设立和运行成为了各个非洲国家同中国进行对话的主要渠道，并使中非关系沿着良好的方向前进。更重要的是，中非合作论坛提供了一种整合性的框架，可使非洲作为一个完整的单一角色来加以对待，从而与其他关系区分开来，大大推动了非洲的身份建设。正如Shelton和Paruk所说，“中非合作论坛为非洲建立同中国的伙伴关系提供了新的机会，并且也提供了同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确立长期互利关系的前景”。[21]问题当然存在，比如双方的工作方式以及西方对中国新的影响力的态度。不过总体上，中国在非洲做了很多积极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到哪里去获得这样一种重要的关系，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如何对待这一关系。就事态的发展而言，接下来的几年将是关键的。

                                                          译者：林国荣

[1] “文化交流与合作”，中非论坛，2006年9月21日；http://english.focacsummit.org/2006-09/21/content_899.htm。

[2] “中非贸易额2008年增长45%，达一千零七十亿美元”，新华网，2009年2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9-02/11/content_10803769.htm。

[3] Judith van de Looy, “非洲与中国：一个战略伙伴关系？”，非洲研究中心工作论文67（2006），www.ascleiden.nl/pdf/wp67.pdf。

[4] Ian Taylor, “1990年代中国的对非政策”，《现代非洲研究》，Vol36, NO.3(1998), 第443-460页。

[5] 中国的MOFA, 《中国的非洲政策》，2006年1月，http://www.fmprc.gov.cn/eng/zxxx/t230615.htm。

[6]中国的MOFA, 《中国的非洲政策》，2006年1月，http://www.fmprc.gov.cn/eng/zxxx/t230615.htm

[7]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于1954年与印度会谈期间宣布的，在随后的万隆会议上再次宣布。五项原则分别是：相互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以及和平共处。要指出的是，这些原则一直支撑着中非关系，不曾改变。比如，当中非合作论坛于2000年创立的时候，中国就宣布了这些原则，并承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非洲建立伙伴关系。此后，中国在历次与非洲国家的会谈中，都会重申这些原则。

[8] “中非贸易关系”，南非贸易法中心，2008年2月5日，http://www.tralac.org/pdf/20080205_ChinaAfricatop20s2007.xls。

[9] 美中商贸委员会，“美中贸易统计和中国的世界贸易统计”，http://www.uschina.org/statistics/tradetable.html。

[10]G.A.Donavan和M.MCgOVERN, “非洲，冒险的商业”，《中国经济季刊》，2007年第2辑。

[11]DFID，“在非洲创造千年发展目标：与中国合作”，2008年4月，http://www.dfid.gov.uk/Documents/publications/china-factsheet-english-dec08/pdf。

[12]Tom Cargill, “中国和非洲：一个文献回顾”，Chatham House评论，未发表，2008。

[13] “中非合作论坛的特点”，2006年9月20日，http://english.focacsummit.org/2006-09/20/content_647.htm, 2009年5月11日录得。

[14] 这些许诺包括：1、到2009年，对非洲的援助将提高到2006年的两倍；2、在随后的三年为非洲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以及20亿美元的优惠买方信贷；3、设立中非发展基金；4、为非洲统一组织建设一座会议中心，以支持非洲的整合；5、取消在2005年到期的所有政府无息贷款；6、对与中国建交的所有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给予进口产品零关税率待遇，以进一步向非洲开放中国市场；7、在接下来三年，在非洲建立三到五个贸易和经济合作区；8、在未来三年，训练一万五千名非洲专业人员；派遣一百名自杀农业专家前往非洲；在非洲建设十座农业技术展览中心；建设三十座医院并提供价值三亿人民币阿莫西林的援助，建设三十个传染病预防和治疗中心，帮助非洲应对传染病；派遣三百名青年志愿者前往非洲；建设一百个乡村学校；截止2009年，将前往中国的非洲留学生的公费指标数额从每年两千提高到每年四千。这八项承诺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6年11月4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开幕辞中提出，http://english.focacsummit.org/2006-11/04/content_4978.htm。

[15] “设立跟进机制”，2006年9月21日，http://english.focacsummit.org/2006-09/21/content_807.htm。

[16] Carth Shelton和Farhana Paruk，“中非合作论坛：一个战略契机”，约翰内斯堡：安全研究所，南非，2008，第2页。

[17] “苏丹石油收入在2月和3月创新低”，《苏丹论坛报》，2009年5月6日，http://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31078。

[18] 非洲发展银行，《非洲经济展望》，2009年5月，http://www.africaneconomicoutlook.org/en/outlook/。

[19] Carth Shelton和Farhana Paruk，“中非合作论坛：一个战略契机”，约翰内斯堡：安全研究所，南非，2008，第152页。

[20] 参见Chris Alden，“控制巨龙：走向一个可以说不的非洲”，耶鲁环球在线，2005。http://search.yale.edu:8765/ycsg/query.html?col=ycsg&qt=qt=levergaing+the+dragon&x=22&y=8。

[21] Carth Shelton和Farhana Paruk，“中非合作论坛：一个战略契机”，约翰内斯堡：安全研究所，南非，2008，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