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12日之后，全中国的人心都聚集到了四川汶川，没有一个人对这场灾害置若罔闻，可谓“汶川之外，非神即兽”。而在这场近三十年来最为惨烈的自然灾害面前，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也正面临着尴尬的“汶川考验”。

　　在过去的两周内，企业家的捐款多少成了他是否“道德”的衡量标准，所有的褒扬与谩骂——有的甚至是诅咒，都与捐款的数额有关。其中，最受注目的是地产企业万科公司的“王石事件”。王石在地震的第一时间捐出200万元，被认为“抠门”，他随即在博客中给予了回应，称200万元是“合适”的，是董事会能够给予的最高权限，他还透露万科要求员工的捐款不超过10元。这篇博客顿时引来漫天的谴责，数日后，身在灾区的王石对此进行了道歉，而万科则宣布投入1亿元用于灾区的重建。房地产的很多知名企业家也受到了炮轰，他们被认为是过去十年里赚钱最多的人，现在却在灾难中表现得十分的吝啬。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也遭到攻击，有人列出了最抠门的10个跨国公司品牌，其中包括麦当劳、肯德基等，认为它们在中国市场赚得钵满盆满，却在捐款上无动于衷。

　　在汶川地震中，几乎所有参与救援的人都成了“英雄”，他们包括官员、军人、媒体人士、志愿者、艺人、向捐款箱投钱的乞丐以及每一个对着镜头流泪的路人甲或路人乙，唯独受到攻击和谴责的，是企业家。尽管，从数据上看，他们的捐款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尽管很多企业家也赶到了现场或以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爱意。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不宽恕”在这场地震中达到了极致。甚至很少有人愿意为他们做辩护，这会被视为有钱人的走狗和同路人。

　　这种景象的出现再次表明，中国企业家在社会变革中的所承担的角色是多么的尴尬。这个阶层过于冷静和保守，使得他们在一些激情四射的时刻会被认定为懦弱，他们天生是理性逻辑的信徒，这在很多时候显得十分可笑，他们对自我财富的捍卫，更是看上去有点可恶。

　　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恶评和讨伐，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景象。它表明，在中国社会的地表层下，汹涌奔腾着一股愤怒的力量，它的构成元素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基层秩序薄弱”等等，它们如同地火一样地流淌，一旦遇到裂缝，就会不可遏制地喷薄而出，造成一种不容分说的、巨大的伤害。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里，几乎在每一次社会－经济事件中，企业家都是被指责和攻击的对象，无论是股市的暴涨狂跌，还是房价的高企不下，无论是猪肉涨价，还是蓝藻爆发，企业家几乎扮演的都是“攫取暴利”、“黑心无良”、“投机制乱”的角色。对企业家的攻击和诋毁，从来是道德的、是无庸质疑的、是痛快淋漓的。这些声音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实。

　在一个现代商业社会中，普通民众与企业家都是市民阶层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不是民众与企业家的矛盾，而是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辨证关系。民众与财富阶级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这样伤害将是致命的。

　　汶川地震，从灾害爆发到灾后重建，将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将渐渐地从震惊、悲伤和感性冲动中冷静下来。建设，不仅需要口号，更需要理性。中国人的爱心已经在地震中得到了极大的展现，它已经不需要被刻意放大，同时，任何人为的撕裂也都是没有必要的。

　　捐向灾区的每一分钱，都应该得到掌声。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