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伦理行为与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比较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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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延辉 2006年5月16日 11:01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资本”及其实物形态的变化过程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范畴: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土地和资本三要素,到新古典经济学引入企业家管理才能变成四要素,经济学关注的资本始终是可以量化分析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对于难以量化分析但对经济运行又确有重大影响的非经济因素,经济学家却采用“假设其他情况不变”的方式将其排除在模型之外。而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个人品行以及企业家的社会声望等非物质资本是企业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对企业以及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本文拟从经济社会学入手,对企业家的伦理行为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加以深入探讨。本文所使用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基于个人品行即信任而产生的动员社会稀缺资源的能力。
企业家伦理行为在经济学分析中的缺失: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
企业家的伦理行为或企业家精神属于影响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一般不属于主流经济学探讨的范畴。但是,也有学者比如查尔斯?维尔伯等经济伦理学家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吸收伦理学思想,因为伦理价值观有助于经济学家建立自己的研究范式,解决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即现实经济怎样运行以及应该怎样运行的问题(维尔伯曾详细地讨论了关于伦理学介入经济学的三种不同方式,见Wilber ,1998) 。但是,自从20 世纪30 年代那场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后,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价值观,伦理学与经济学逐步分离,使企业家精神这一影响企业发展方向的重要变量从主流经济学分析中逐渐消失。
经济学为了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而逐渐摆脱伦理学,这对经济学作为一门了解人类经济行为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壮大是极其不利的。伦理学者道格拉斯?维克斯认为,由于排除了道德关怀,经济学正变得日趋贫瘠(Vickers ,1998 :1509 - 1910) 。维克斯认为,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作品中,道德关怀是非常明显的;19 世纪末,由于边际革命的兴起,道德关怀消失大半;而到了20 世纪30 年代,由于经济学中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道德关怀几乎完全从经济学中销声匿迹了。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只关心能用货币计量的物质福利,以帕累托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则进一步将资源的最优配置置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实际上,古典经济学所讨论的福利不仅包括物质福利,还包括精神福利,比如边沁曾分析了15 种基本的快乐与痛苦,其他所有的快乐与痛苦都可以被认为是这些基础集的组合。在这些基础集当中,与精神福利相关的快乐包括“与他或他人存在良好交往……的快乐”、“声誉的快乐”、当“善举的对象享有快乐时的快乐”(贝克尔,1995 :300) 等等。显然,在古典学派那里,人际交往或伦理行为构成福利函数的组成部分,社会互动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个人的效用水平。
我们以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又译约翰?密尔) 、凡勃伦和熊彼特三位经济学家为代表,分别探讨伦理判断如何退出经济学舞台。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史称小穆勒) 是19 世纪晚期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其思想深受其父詹姆斯?穆勒(史称老穆勒) 、边沁和孔德等人的影响。在《论自由》一书中,小穆勒提出个性和自由乃是人类福祉的两大基本因素,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可用两条格言加以概括: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如果为了自己的好处可以对其进行规劝甚至远而避之,这就是社会对其行为不满所能采取的正确措施。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认为有必要采取惩罚措施来保护它自己的话(密尔,1982 :102) 。他还指出,缺乏个性和自由是中国未能走在世界前列的主要原因,这一论断被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再次证实。（注1）
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是制度学派的创始人,而制度学派一般被认为是离社会学最近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因为它使用制度、习俗、文化等社会学常用的概念工具来分析经济现象。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从社会互动角度分析了人类积累财富的社会心理动机。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会贪得无厌地追求财富,并非因为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生存竞争——因为现代工业的生产工艺如此先进以致于其生产能力早已超过维持生活和享受生活需要的限度,而是因为占有财富就博得了社会荣誉。凡勃伦说, “如果要在社会上获得相当声望,就必须从事于取得财产,累积财产。一旦累积的财物在这样情况下成为能力的公认标志,财富的保有就必然成为博得尊敬的独立的、确定的基础,就必然具有这一性质……拥有财富,起初只被看作是能力的证明,现在则一般被理解为其本身就是值得赞扬的一件事。财富本身已经内在地具有荣誉性,而且能给予它的保有者以荣誉”(凡勃伦,1997 :25) 。
凡勃伦的功利主义积累财富的思想被美国经济史学家熊彼特发挥到极致。熊彼特认为,虽然个人行为总是要受到社会习俗等制度因素的限制,但是企业家的行为却“不那么依靠传统和社会关系”,因为企业家的独特任务就在于创新,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由于创建一个新企业或实行一项新计划需要更多的自觉理性,所以典型的企业家是“最理智和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熊彼特,1997 :102)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这种理性行为特征不仅体现在其经济行动上,也可以推广到其经济行动的文化道德和社会后果上。由于过于追求财富,典型的企业家甚至不符合标准的“经济人”的画像,因为他们不是在努力取得的成果与努力所带来的负效用相等时停止努力,而是在其身体、精力消耗殆尽时,才会退出经济舞台。
那么,企业家殚精竭虑地追求财富,其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熊彼特将其归纳为三类:首先,企业家拥有一种梦想并有一种坚强的意志要去寻找一个私人王国,一个现代人通过商业上的成功可以企及的最接近于中世纪封建贵族领主的地位。对于没有其他机会获得社会声望的人来说,它的引诱力即权利和独立的感觉是特别强烈的。其次,企业家具有征服的意志,具有战斗的冲动即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因此,企业家追求成功并非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在金钱竞赛过程中,金钱上的输赢是次要的动机,而社会野心即超越别人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动机。最后,企业家又名冒险家,企业家行为的最大特点是乐于冒险并善于冒险。在现实生活中,风险和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绝大多数经济主体都是风险厌恶者,只有企业家是风险爱好者,因为风险越大可能获得的利润就越大。冒险过程伴随着创造的快乐、把事情办成的快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才能和智谋的快乐。这类动机广泛地存在于人类行为之中,但是它在企业家的行为动机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熊彼特,1997 :103 -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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