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起初似乎是在依循着传统路线而行。然而，印刷术扩展了宣传的力量，这场运动在短短的两年内就扩展到了所有的德语领土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并在瑞士和法国唤起了类似的改革运动，激起了英格兰和教宗的决裂，并渗透了荷兰、苏格兰、波兰以及跨阿尔卑斯地区。从1520年代开始，宗教战争就遍及拉丁王国，其中既有极端暴力和野蛮的内战，也有同样暴力和野蛮的新旧两教国家之间的战争。间隔着几段空闲期，这一战争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不过截止到17世纪中叶，眼光清楚的观察者们心里就都明白了，拉丁王国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由此便形成了两大联盟，一个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联盟，由教宗和哈布斯堡王朝统领，另一个是新教国家联盟，先是获得了法国的支持，不过在最后的冲突中，获得了英格兰和荷兰的支持，并把矛头指向法国。

我们现在到达了关键时刻，这就是欧洲在启蒙精神中的诞生。在17世纪的最后一轮宗教战争中，兴起了一种新的超越教派和超越民族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居于教派和主权国家之上，并且也与古老的基督教王国观念对峙，其基础并不是共同的信仰，而是共同的文化，这一文化由天主教大学和新教学校共同植根于有学识的精英团体之中。这些学院的学生们讲同一种语言，拉丁语，并且越来越多地运用法语，他们熟知基督教传统，尽管理解的方式多种多样，他们也熟知古典作家以及古典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和艺术纪念碑。他们为欧洲大陆上各种力量寻求共存的规则，而他们在这一追寻过程中惟一能够诉求的就是这一共同遗产。

为了研究战争与和平的法权，他们就在旧约中的以色列历史以及罗马历史中寻求先例。换句话说，由于他们不能再继续参照共享的启示，他们便在自然法当中阐明那些对他们来说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他们通过历次的战争和会以及富有学识的文章来尝试实施这一新的法律，这些文章的作者往往跟当时的法学家以及外交官同样活跃。从这些活动中所诞生的万民法赋予欧洲这个名字以新的意义。从此，欧洲这个名字所指涉的乃是一个由多个国家构成的共同体，宣布尊重民族间的法律规则，即使这些国家有时候会在自利的考虑下违反这些规则。

但是欧洲不仅仅是个万民法体系，也是一个通过高技巧的外交来加以保持的权力制衡体系，借助这种外交方式可以组建起某种联盟，这样的联盟要比任何一个单个的国家强大，它可以决定保持和平还是赢得战争。这样的欧洲也构成了一个参考框架，个人和国家可以对之发出呼唤，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共同家园。它同时可以成为欧洲精英人群的一个理想共同体，而这些人对于经典作品以及视觉艺术有着共同的深刻了解，也分享着对这些东西的倾慕，无论是在历史研究或者科学研究中，还是在个人行为方面，欧洲人民都认为自己所接受的乃是理性规则的指引。这样一个共同体或许可以称之为学识共和国，处身其中的成员们都接受了一整套的规则体系，而这个规则体系则共同构成了一个伦理学体系，其基础不是启示而是自然之光，从这个方面来看，这一伦理学体系其实是类似于国际法。主权国家和作为整体的欧洲也就由此成为同一文明进程中的两个互补的产物。

借助基督教的力量，欧洲大陆的首次文化统一在拉丁地区获得成果，并形成了基督教王国。我们今天所谓的欧洲的第二次文化统一则是在启蒙运动的旗帜下向前推进。这一运动在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的战争和统治中达到顶峰，拿破仑一直致力于创建一个欧洲帝国，有着同样的行政划分、同样的民法典、同样的度量衡、同样的教育组织、同样的博物馆等等。这一统一运动没有坚持太长时间，不过其中的一些成就一直到今天还在我们身便。不过，第二次文化统一也在工业革命中达到了顶峰，这场工业革命于18世纪初发端于大不列颠，并在19和20世纪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它重组了社会等级，以阶级取代了团体组织，并围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利益这个轴心来组织冲突和斗争，同时也颠倒了传统的城乡关系。他剧烈地改变了人民的生活、工作和休闲环境，也改变了战争与和平。它最终完成了长达数个世纪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人们误导性地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取代了集体性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宗教不一样，它所指向的不是来世和永恒，，而是此世和未来。

两场革命的联合影响进一步得到级进化的意识形态动力机制的加强，这相应地使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关系趋于革命化。一边是精英，一边是大众，前者倾向于世界主义的精英文化，确切地说，也就是作为整体的欧洲精英文化，后者则灌注着宗教精神；前者敏于革新，后者则执着于传统，启蒙运动在每个国家都强化了双方的敌对；不过启蒙运动本身不久也就消解在新的民族文化当中。民族文化这一观念本身也正是发端于这个时期；而在此之前，文化从定义上来讲都是普遍性的。最终，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斗争之后，文化的民族化也就造就了政治的民族化，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的民主化，同时，大众也凭借普选权以及大众政党的代理而进入政治。

民族获得了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这也影响到国家间的关系，国与国关系也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真正富有国际性质。这一切都最终重绘了欧洲版图，独立国家的数量一开始是趋于减少，这段时间主要集中在1815到1870年间，主要是因为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而后这一数量又开始增长，主要发生在1870到1990年间，独立国家的数量从二十个增长到四十一个。大多数的新国家都来自中欧和东欧，主要是由于前帝国的解体，比如哈布斯堡王朝、德国、沙皇俄国以及奥斯曼帝国，造成它们解体的原因要么是输掉了战争，要么就是像苏联那样由于和平演变。1870年代往后，民族和民族性意识形态也帮助创造了国家间恒久紧张的气氛，这些国家都面临着内部的分裂运动，同时也面临着邻国的领土要求。

军备竞赛以及殖民竞争的氛围、以及原本是为了保持权力制衡体系、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的连横合纵所创造的那种氛围，这一切都使得一颗火星就足以引发一场巨大爆炸。这在1914年成为现实，其影响一直持续到1990年：为期四年的堑壕战、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革命、凡尔赛和约、德国以及新的苏联强权对凡尔赛体系的挑战、法西斯在意大利接管政权、1929年的大萧条、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在德国掌管全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铁幕”、以铁腕手段强加在几乎所有中欧和东欧国家头上的斯大林极权主义、冷战、苏联体制的漫长衰落直至最终的崩溃。

然而，20世纪的所有这些恐怖都未能成功清楚掉欧洲第二次文化统一的成果。相反，新的铁路和公路网、工业的扩展、城市的增长、识字率的增长……简言之，生活条件和物质环境在更大程度上的统一化，扩展并深化了欧洲的文化统一。在第二次文化统一运动所造就的持久结果中，最显著的就是欧洲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观念，自18世纪之后，欧洲大多数民族中的相当一部分精英人群就一直在共享着这一观念。这些精英群体越来越相信，一个经济的欧洲实体、甚至一个政治的欧洲实体将使作为文化实体的欧洲走向完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有影响的政客、作家以及知识分子就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然而，在意识形态的惨烈斗争、国家间不信任以及经济危机所造就的氛围中，这些努力都归于失败。

新一轮的努力在二战之后开始了，人们这次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西欧在数十年间经历的经济和政治整合首先就使得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有能力从独裁体制向民主体制和平过渡，随后便是苏联集团国家的共产主义体制和平解体，这一点完全出乎意料。欧洲在此时获得了空前的统一。西欧国家和中、东欧国家之间在经济方面的巨大差距不会在短期内得到敉平。不过类似1914年之前自由国家和集权国家之间、或者类似一战之后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却不再存在了。随之消失的还有市场经济和所谓的计划经济之间的分野。确实会有新的分野出现，其中最重要的分野就存在于欧盟成员国和那些想进入欧盟却得不到满足的国家之间。但不管怎样，暴力冲突似乎都不再可能了。

四

我希望对历史的这一插曲性回顾能够同时解释欧洲的多元和统一。它解释了欧洲的那些显著特点，因此也解释了欧洲与穆斯林和中国的不同，这些地区在大部分时间中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也许很明显，我一直在谈论差异，并竭力避免使用“身份”这个词汇。关于差异，我们所处理的乃是事实问题；我们知道如何支持我们的论点，比如在欧洲和中国之间存在不同。身份则是另外一回事情。这个词汇来自一种专业化的语言，并在严格的莱布尼茨的意义上加以使用：eadem sunt quorum unum potest substitui alteri salva veritate。在数学和逻辑的领域之外，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身份，只是存在或多或少地与之类似的词汇而已。不过身份一词也进入了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记者甚至政客的语言。它何以能够在过去的大约二十年间取得如此成就？当人们解释说他们必须保存自己的身份以对抗那些容易造成伤害的威胁时，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看一下身份一词在今天语言中的各种用法，我们马上就能注意到，它是与稳定性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身份所指乃是那些并非转瞬即逝的东西，也是指那些尽管时间流逝，其特点却能保持下来的东西。若以此方式理解，则身份一词颇类似于布罗代尔所谓的longue duree。不过身份也至少跟另外两个词汇有所关联，这两个词汇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已经高度流行了。这两个词汇就是记忆和遗产。这一事实本身就指向了身份与过去的强烈关联。确实存在这样的关联。当我们谈论身份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某些我们从祖先那里承受下来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文章开头所列举的那些欧洲和邻居之间的差异点都可看做是欧洲身份的元素。如果在这种描述的意义上使用身份一词，那么这个词汇就能够在历史学家的词汇表中获得一个合法的位置。由此，我便能够直接回答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了：没错，我们可以谈论一个欧洲身份，它经由历史而形成，并使欧洲与世界其余部分区别开来。

不过第二个问题该怎么办呢？欧洲人能够在他们的身份中找到激发未来的灵感吗？正如这一问题的遣词所表明的那样，当我们谈论身份时，我们实际上也是在谈论某些留待子孙的东西。尤其是当我们对我们的身份感到焦虑时，我们实际上所关切的并不是我们已经继承的那些东西，而是我们的子孙将从我们这里继承什么东西。我们并不关心我们自己所是，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子孙将成为什么。即使我们并不期望子孙成为我们的克隆体，我们也希望他们在一些重要方面与我们类似，我们希望在我们和他们之间能够保存一种连续性。由此，我们便可以说，身份一词就其普通用法而言，倒并不是指我们与过去的关系，而是指我们与将来的关系。不过很显然，过去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包容在我们与未来的关系当中。因此，可以确切地说，在通俗用法中，身份一词所指涉的乃是我们与将来的关系，不过这要经过过去的代理。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与未来的关系倒并不一定要经过过去的代理。不过今天，甚至当我们在规划一项要经过一段漫长时间才会获利的重大投资项目时，我们也必须考虑过去，这是因为我们必须保护环境，而环境本身则只不过是过去的具体化而已。当我们在从事一些可能在随后几年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工程或者行动时，我们不管愿意与否都会采取一种兼顾过去的态度。这种情况发生在两个层面上。第一是家庭的社会化，父母正是在家庭中向孩子灌输他们的语言、仪态、表达方式、信仰和偏见，而父母们对此并无意识。于此，父母向孩子传达的既有物质化的遗产，也有非物质化的遗产，不管是不是有意的，这些东西就是父母本人从遗产当中挑选出来的。遗产并不是以不可变的方式进行传达的。每一代人都会加一些东西进步，也会清除掉那些他们认为无关、无趣或者过时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发生于日常生活当中，用不着人们一定要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学术语言所谓的保存身份。

还有另一个层面，人们在此通过过去的代理而详细规划与未来的关系。这就是政治的层面：比如在学校教授母语、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或者伦理学，这一切都按照官方规定的步骤进行；再比如说，维护国家的语言、风景、纪念碑、博物馆、档案、图书馆以及物质性遗产的所有其他元素；还有，保护大多数人所依从的传统、灌输对于法律和风俗的尊重，因为不管是对还是错，人们都觉得这些法律和风俗对于保证社会凝聚力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有助于在他们和后代之间建立起桥梁。所有这些有可能影响到教育、集体记忆以及人们希望传达给子孙后代的自我形象的措施，加总在一起就形成了身份的政治，即使这并非其正式名称。和家庭层面的那些事情不同，这样的政治必须成为公众慎思的对象，必须通过民主决定来加以实施。

这就是欧洲国家的身份问题。不过，今日形势的特点在于：欧洲越来越多的人当中传播着两个层面之间的差异感，而身份却正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得以再生的。换句话说，人们在教育孩子时所做的事情与国家机构在塑造国家未来以及欧洲未来时所做的事情，是不同的，甚至是直接对立的。如果这一诊断没错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就身份问题的争论所达到的热度。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切已经超出了一个单纯的历史学家的能力范围。

一个历史学家当然可以在描述的意义上说出欧洲的身份何在，并将之视为一组稳定而显著的特点。人们也可以补充说，大多数欧洲人都会对我们的第二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这是因为他们都试图在他们所认为的欧洲身份当中寻找激发未来的灵感。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存在着广泛的一致，尽管那些不管欧洲身份的内容而只管摆脱这一身份的人也会发出不同的声音。然而，真实的争论却发生在别处，所涉及的并非描述意义上的身份，而是规范意义上的身份。所争议的问题就是：就我们当前的状态而言，在我们的过去和现在当中，有哪些东西是值得保留的？哪些是我们准备抛弃的？又有哪些是我们如此忠诚，以至于任何情况都不可能迫使我们将其抛弃的？在何种程度上未来必须根据我们的期望来加以塑造，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未来必须扎根于过去？我们在何种程度上愿意将塑造未来的工作留给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而这将使人们日益疏远我们所熟悉的看待未来的观念。这些问题，形式多种多样，正在获得全欧洲范围的讨论。要面对所有这些问题的，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政治人物，最终也包括欧洲公民，他们作为终极的决断者必须提供答案。

欧洲身份是一种历史事实。它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林国荣 译

                转载请注明 孙冶方公共政策研究网  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