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妨想象一下，人们希望我们回答两个问题：是否有可能谈论某种中国身份，它穿越历史而得以形成，并使中国不同于世界的其余部分？中国人能否在这样的身份中发现某种为着未来的灵感？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对这两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非常显然的事情，实际上根本就没必要去问这两个问题。对于一个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去观察中国的普通欧洲人来说，答案似乎就不会那么明确了。不过，如果向欧洲提出同样的问题，同样的那个欧洲人显然要表现出多得多的犹疑。中国身份和欧洲身份之间的不同究竟起自哪里？对此，可以作出很轻松的回答。一个中国人习惯于将中国作为统一的文化和政治实体进行思考；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帝国。而另一方面的欧洲人则要以多元的思维进行思考；这样的多元状态涉及习惯、文化区域、宗教，同时也存在于各个宗教和教派内部。当然，更不用提还存在民族的多元性。

一直以来，民族的多元性这一历史事实重压在欧洲想象之上，如此强有力，又如此漫长，对欧洲人来说，如果将欧洲想象成为一个不同于各个民族之简单加总的实体，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很显然，成为一个荷兰人也好，或者成为一个波兰人也罢，这都意味着拥有共同的语言、特定的教育、传统、偏见、习惯和风俗，等等。但是，成为一个欧洲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决不会那么明显。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追问欧洲身份问题时总是要无果而终的原因所在，除非我们能够首先表明，我们能够以富有意义的方式谈论一个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大陆板块或者一个联盟的欧洲，我们也能够富有意义地谈论一个作为文化和历史构造物的欧洲，而这个欧洲可是对欧洲多民族体系的补充，同时也居于多民族体系之上。

最便捷的办法无非就是拿欧洲与邻居们进行比较。这种办法实际上等于是要求人们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来看待欧洲，这当然能够吸引人们注意到一些特点，这些特点能够将欧洲作为一个居住的场域同穆斯林的北非、中东和中国区别开来，不过其地理前提是我们大家都能暂时性地同意将欧洲的地理界线推进到俄罗斯的东方边境地带。我们不妨就从这些特点入手，因为这些特点是人们都能感觉得到的。最显著的特点可能就是十字物的存在，比如在建筑上、墓碑上，往往也出现在十字路口或者道路旁边。其次的特点就是城市和建筑方面的规划，尤其是公共建筑；我们不妨暂且抛开1930年以来流行起来的国际风格，那么最流行的欧洲城市和建筑风格也就是所谓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其三在于文字，欧洲的文字不同于中国的表意文字，当然也不同于阿拉伯文字或者其他文字；有三种主要的书写类型，不过它们显然出自同一家族。其四就是在公共场所和私家场所中雕塑的密集度。其五就是大量的雕塑都涉及人物形象，包括裸体的男男女女。其六就是钟声。第七就是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遗迹，比如建筑、废墟或者在博物馆展出的那些东西。在这些特点中，有一些是专属于欧洲的；另外一些则其他地方也有。但是，所有这些特点的共存则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视觉和听觉景观，这种景观除了在欧洲人定居的地方之外，也就只能在欧洲找到了。

上面的清单当然并没有开列出所有的特点。不过上述特点是非常广泛的，足以涵盖欧洲的所有文化区域，尤其是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尽管两个地区教堂的建筑形式有所差别，在东部教堂通常都有一个洋葱头式的圆顶；同样，教士的穿着、字母、本土建筑以及裸体雕像的数量方面，两个地区也存在差异，比如东部地区裸体雕像的数量要少得多。这个清单所关注的是那些占据主流地位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欧洲领土上的所有地方都能看到，而且都很显著；因此，这个清单有意忽略了犹太人少数派在欧洲的千年存在，同时也忽略了全球化所带来的那些结果，这一全球化进程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已经在欧洲安排了大量的穆斯林、中国以及印度和锡克教的人口。这份清单似乎只具有统计上的有效性，在一些地方，欧洲文化空间的显著特点得以集中和突出的表现，在另一些地方，这些特点都弱化并且稀释了。如果我们以绘图的形式予以呈现的话，那么这些特点无疑在西欧的某些地区表现得最为密集。

不妨暂且撇开上述的那些可感知的特点，我们转而看看另外一些欧洲特点，这些特点只有在同欧洲的邻居作出比较的情况下才能显现出来。首先，我们发现欧洲有自己的方式来组织时间，从星期开始，其中星期天是规定的休假日，然后扩展到年，其中包含了各种节假日。前者，尤其是圣诞节和复活节，是西欧和东欧共有的，尽管具体的日期由于宗教教历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假日随各个国家而有所不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性假日或者胜利日。其次，欧洲拥有自身的文化参考系。如果我们想在欧洲的作品、视觉艺术、宗教或者市民庆典以及政治话语中，分辨出哪些名目、名字、事件以及地点最常为人们提及，那么结论就是：除了那些基督教在全球予以传播的之外，剩余的几乎在欧洲之外全部被忽略，即使有人知道，也仅限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人。然而，除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参考系之外，欧洲人也经常诉求古希腊和罗马；拉丁中世纪在西欧的出现频率要更高，而东欧则更为频繁地转向拜占庭。现代的艺术、文学、科学、政治理论以及法律规范对欧洲的各个部分都是共同的。这些文化参考系中一些现在正在全世界获得推广，这是事实。不过如果我们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待它们，并把结果投射到地图上，就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参考系在欧洲才拥有最密集的表现度。

欧洲的第三个显著特点就是其世俗性，我此处所谓的世俗性意思是指政治与宗教的分离，以及公民权从某个宗教或者教派当中脱离出来。第四个特点就是妇女的地位，欧洲法律只认可一夫一妻制；没有妇女蒙脸的要求，而且妇女在欧洲的文化和政治中发挥着本质性的作用。欧洲特性的第五个构成要素就是不存在饮食限制，这是基督教的又一项遗产，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不同。有一些习惯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并且在欧洲家居和办公室中得到实际体现，很难对此进行简单描述。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不过所有这些特点都适用于那些伴随着欧洲在16世纪到19世纪的大扩张而诞生的国家身上，比如美国、加拿大、拉美、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简短起见，我不会涉及细节上差异，而只是把它们视为欧洲文化在欧洲之外的投影。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份清单并非封闭的。不过它足以就是否存在一些为欧洲所独有的特点这一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正是这些特点将欧洲与世界其余部分区别开来。如果我们同意这一点，那么就有必要为下面两种欧洲现象的共时性存在寻求解释：一方面是语言、宗教和教派、符号和象征物、国家和民族等等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则是欧洲人的各个群体所共享的那些特性所见证的欧洲的同一性，尽管分享的程度有所不同，不过这已经足以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与穆斯林和中国邻居区别开来了。我们希望避免无用的玄思，并借助理性的方法将研究保持在实证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就欧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所给出的解释最好还是经由历史研究的道路来获得。

二

今天的欧洲可谓特色纷呈，这乃是一个漫长历程的结果。我倾向于将今日欧洲的起点定位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这一时间段。因为，希腊人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向地中海和黑海沿岸进行殖民，并与占据欧洲中部的凯尔特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凯尔特人在当时占据的区域大致上包括多瑙河和莱茵河往北的地区、以及往南的地区，比如今天的法国，当时称为高卢，以及意大利北部和西班牙北部。这一历史运动所带来的结果便是凯尔特人向希腊人聚居地的迁移以及凯尔特社会本身的缓慢改造。而这又间接地激起了人们向凯尔特人的北部和东部邻居的南方地带的迁移；我们称这一地带为野蛮人地区，不过没有褒贬的意思。进一步，大希腊文化圈对南部意大利的邻居所产生的影响也为南意大利的成长和扩张提供了刺激，迫使这些讲拉丁语的小部落向罗马方向聚集。在数个世纪的进程中，罗马人首先征服了埃特鲁斯坎，然后又征服了希腊邻居，由此开启了征服整个地中海地区的进程，这其中也包括北部意大利以及跨阿尔卑斯山的高卢地区。又经历了五个世纪的战争和殖民之后，欧洲大陆最初的三分天下，也就是北方的野蛮人、中部的凯尔特人和南部的希腊和罗马人，也逐渐在公元一世纪左右让位给一种新的和两分的天下，也就是南方的罗马帝国和北方的野蛮人，边境地带的军事防线保证了这种两分的态度，这一军事防御线从北海开始，沿着多瑙河和莱茵河而下，直达黑海。

罗马区域与野蛮区域的划分一直持续到今天，在欧洲大陆的西部地区，语言也呈现出拉丁语系和日耳曼语系的划分，而凯尔特语言则要么消失了，要么边缘化了。这一划分也有其宗教和文化方面的重大意义：比如16世纪的宗教改革在前野蛮区域拥有牢固据点，而要在前罗马区域扎根则困难重重，即使扎下根，也仅限于非常狭小的一些地方。我们不妨暂且抛开这些后世的进展，转而看一看当时罗马帝国内部的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分裂，这也就是所谓的拉丁西方和希腊东方的分裂。这一分裂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并没有造成麻烦。不过在四世纪的时候，为了应付野蛮人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的压力，罗马帝国设立了两个军事和性质辖区，而这最终发展成为两个小的帝国，这就是所谓的拉丁帝国和希腊帝国，其首府分别设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基督教的传播也创造出全新的宗教氛围，基督教本身也在四世纪的时候成为帝国宗教。帝国的新老两个政治首府也因此分别成为宗教首府，分别成为教皇和大主教的座基所在，其中君士坦丁堡的分量似乎要更重一些，因为那里同时也是皇帝的座基之所。

拉丁西方和希腊东方之间的分化在五世纪之后开始加深，野蛮人征服了拉丁西方并在其原来的领土上确立了自己的统治，拉丁帝国由此趋于消散。往日帝国惟一残留的权威除了身居罗马的教皇之外便再无他物；教皇的地位起初很弱，而且受限颇多，不过历代教宗也在施展手段，逐渐进化成为一项实实在在的权力，统领着罗马城以及临近的那些领地，有时候甚至凌驾在皈依基督教的蛮族诸王之上。教皇本身便也凭借这一进程而完全脱离了来自君士坦丁堡皇帝方面的控制。分量更为重大的则是基督教两个中心在教体、仪式以及教义方面的差异。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似乎并不是某种人为的分离和敌对策略，而是语言和文化的自然游离所造成的种种误解。不过最终的结果就是如此了。11世纪之后，天主教和东正教就开始把对方视为分裂分子，而13世纪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可谓名誉扫地，这无疑加重了东正教方面对天主教的敌意。

欧洲大陆也就是在此一时期经历完全的宗教归化，并在影响力方面分为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个板块，白海到亚得里亚海之间的那条纵贯线成为两个影响力板块之间重要的文化和宗教分界线。起自芬兰东部，这一分界线沿着巴尔干各国的东方边界而下，穿越BELARUS、乌克兰和罗马尼亚，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交接地带停止。在随后十个世纪的进程中，这一分界线没有发生改变，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尝试希望向东或者向西挪动这条线，不过它令人震惊的稳定性依然令人称道。

这两大块影响力区域不仅在基督教信仰的践行方式上有差异，而且在文化事务上也有差异。在东正教地区，攻击圣像运动造就了长期的效果，相反，天主教方面则呈现出圣像崇拜的态势。在东正教方面，本土语言的认可和培育要比天主教早，字母表创造出来以配合音节，希腊语的翻译为数众多，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文学和历史编纂的早熟式的发展。这一切最终又造成了涉及古代认知方面的差异，在拜占庭，古风体现在原初的希腊模式当中，比如视觉艺术、哲学、科学、诗歌和散文等等，而在西方，获取古风的主要方式则是后期的拉丁模仿品以及为数很少的希腊文本的拉丁译本。

东西方的不同同样也体现在皇帝的权力之上，拜占庭的政治教义赋予皇帝的精神权力要大于西方的皇帝或者国王们。最后，拜占庭皇帝自认是罗马帝国的惟一合法继承者，因此与罗马帝国可谓平起平坐；另一方面，拉丁帝国的基督教精英们在面对古代罗马以及同代的拜占庭帝国时往往自感强烈的文化自卑，并尽一切可能试图追赶。由此便铸造了12世纪的罗马复兴，这些复兴涉及视觉艺术、文学和翻译，尤其是在翻译方面，大量的科学和哲学作品从阿拉伯语和希腊语翻译过来，亚里士多德也在13世纪进入了大学的课程设计，这种对古代的兴趣在14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中达到巅峰，并从意大利扩展到拉丁西方的所有国家。

13世纪以两个重大事件作为开端，它们剧烈而长久地塑造了东西方两个基督教王国的关系。其一就是随后要提及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次征讨劫掠了君士坦丁堡，并在随后的数十年间以所谓东方的拉丁帝国取代了拜占庭帝国，这实际上是为奥斯曼帝国的征服铺平了道路。其二就是二十年后蒙古人入侵基督教领土。蒙古皇帝的死亡终止了蒙古大军的西进运动，不过到此时为止，蒙古人已经摧毁了基辅的罗斯公国，并在第涅波河以东地区的所有领土上确立了统治。蒙古人捍卫他们的这一统治达三个世纪之久，所产生的影响要延续得更长。

对拉丁基督教世界来说，这也是一个充满激变的时期，这不仅包括从外面“借取”而来的技术的发展，比如指南针、纸张、火药和印刷术，也涉及政治、社会组织、经济和文化方面，比如市镇自治、大学以及代表制团体等等。对于我要回答的问题来说，尤其重要的就是这些革新在全部拉丁王国领土上的广泛传播，尽管这一传播在王国领土的西方核心表现得更为密集，根也扎得更深，相比之下，拉丁王国的东部边陲地带则要逊色得多，天主教势力在东部地区先是遭遇了东正教，随后便是伊斯兰教。尽管存在内部差异，不过在12到16世纪早期这段时期，拉丁王国还是达到了高水平的宗教和文化统一。独身的教士阶层以等级的方式获得组织，以主教作为教区的首领，而教皇则作为全部天主教世界的首领，这一组织形态遍及全部拉丁王国。僧侣在各个地方都遵循同样的祈祷仪式，同样的教阶团体活跃在各处；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同样的拉丁语，并引用同样的权威，比如世俗作家、教父、亚里士多德及其阿拉伯评注者、罗马法以及经院神学的大师们；教育机构、学校和大学也都遵循同样的课程设置。在视觉艺术、雕塑、装饰和造型方面，类似的模式激发起同样的灵感，人们所谓的“哥特式”建筑也遍布拉丁王国，人们甚至大可以从这些建筑的地理分布上就见出拉丁王国的边界在哪。

也就是在此时，主权国家和民族意识开始上路，尽管各个地方的方式略有不同，步调也各异。在各个国家，主权国家都服务于人们的王朝热情以及领土雄心，结果便是持久的战争状态。每个主权国家都在抵御帝国以及罗马教会的和平化图谋，在主权国家看来，帝国和教会的这些图谋无疑于将主权国家在皇帝和教皇的权威之下统一起来，目的无非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基督共和。主权国家在这方面拥有分裂派教士阶层的支持，也拥有贵族、法学家和商人的支持。在阿维尼翁和罗马之间所制造的西方大分裂时期，主权国家的离心力量变得非常富有影响力。基督教的民族化首先在英格兰、法兰西和波西米亚开启征程，民族教会在这些地方纷纷确立。两次大公会议结束了教会领导层的混乱，事态似乎回归了主权国家和教宗之间张力的常轨，这种张力常常会演变成公开的冲突，不过也往往以妥协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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