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欧盟扩张的是日益激烈的讨论，它引发了对欧盟建立在一个统一原则的基础之上的思想的质疑。因此，国家内部关于个体历史复杂性的争论也就转移到了整个欧洲的层面上。这一争论的主要拥护者就是著名的波兰记者亚当·克热明斯基（Adam Krzeminski），他的文章“与国家一样多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神话与真相”（As many wars as nations. The myths and truths of World War II）[1]备受关注。在克热明斯基看来，原本应该将过去的巨大差异转变为“绝不重演”的欧盟创始原则，如今变成了“创始神话”，这在以下两个方面都值得考虑。

首先，克热明斯基认为，不是只有一个神话，而是有许多神话——与战争中所牵涉的国家一样多。每个国家都发展出了其自身对事件的叙述。因此，他的文章标题也表明了这一点。第二，这些神话绝不会有统一的作用：用他具有启发性的词来说，他判断各个国家的神话远不止是“冲撞”。根据他的发现，各国不仅是对1939年至1945年这段时期没有共同的看法——各自的叙述相互竞争。在克热明斯基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所带来的分化远远超过统一。这一分化必然会阻碍欧洲在未来的一体化进程。

让我们阐述清楚一些：克热明斯基坚持认为，“创始神话”思想本身就是一个神话——换言之，某种霸权话语占据主导地位，它对过去进行特定的叙述，从而既抑制不同的经历，又抑制各种神话化。

我们试图理解其背后的引申含义。克热明斯基不仅否认美国和苏联以前对战争的主导性叙述，这两个国家为了各种形式的合法性而滥用这些叙述。他还否认大屠杀形成了欧盟的共同基础，而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所发生事件的主要看法。作为一种共同的欧洲经历，对工业化的大规模谋杀这一情形被否定。那么，在克热明斯基看来，既然大屠杀意味着一种抑制各国经历的普遍化，那么它似乎还不足以成为欧盟的创始神话。这就暗示对大屠杀的叙述也是欧盟的一种话语霸权。蒂莫西·斯奈德在他的文章“收支平衡”（Balancing the books）[2]中论述了完全相同的观点：在斯奈德看来，东方的经历没有被纳入欧盟。据推测，这就是欧洲缺乏统一和团结的原因。克热明斯基对惨痛经历与神话化的区分完全没有出现在斯奈德的文章之中。他只谈了东方的经历——也就是东方的受害体验。然而，要使这两种实现欧洲真正统一的方针成为可能，就需要欧洲能够整合其新成员的战时经历。显然，这里的问题就是纠正欧盟占据主导的叙述，并引入掩盖历史真相的叙述版本。这种对抗涉及到对东方经历的认识，换句话说，就是对其受害的认识。这是核心的观点，其影响包括两个层面。

一方面，它背离了这样的观点：对1939年至1945年之间受害者角色的界定是明确的。换言之，犹太人种族灭绝的记忆含蓄地转变为犹太人“受难的垄断”，并转变为这样一种叙述：它使所有其他受害者的光荣性和识别性都变得模糊。另一方面，对记忆的欧洲政治的不信任（这被评估为新的霸权项）也变得明显起来。

然而，总的来说，这种立场似乎会导致对当前发展的错误判断。我们从法国拉康论者 “琼—克劳德”·米尔纳（Jean-Claude Milner）身上能够更好地观察到这一点。米尔纳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欧洲人民在概念上从一个人（换句话说，一个有限的整体）发展成一个无限的整体（倾向于具有完全包容性，并日益认识到没有例外）。通过不断扩大，欧洲变成了心理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所谓的“并非全体”：一个开放的、没有限制的、无所不包的统一体。然而，形成这样一个欧洲的条件就是，“忘却所有分裂的历史传统和合法性”——这与克热明斯基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他通过记忆方式的延续，看到了对抗性国家神话的回归与“冲撞”。

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米尔纳来反对克热明斯基：解放（发生在很久以前，从前者所希望的分化叙述中解脱出来）与事件[例如，他提到的立陶宛（Lithuania）和爱沙尼亚（Estonia）没有参与莫斯科（Moscow）庆典这一事件]只是发展的一个方面。正如米尔纳所揭示的那样，另一个更加持久的方面恰好转到了相反的方向：记忆的国家差异正在日益消除。然而，这些差异在这一进程中没有被禁止或被抑制。它更多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神话，对它的编织来自这样的叙述：关于英雄主义的国家传奇和传说逐渐被那些关于受难与受害的传奇和传说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之前提到的那些内容就具有重要意义：它们有助于创建新的神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受害者的道德等式，早已从修正主义转向了要求对受难——无论是盟军对德国的轰炸，还是流离失所的德国人——具有普遍认识的共同话语。

在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日子里，这是一个用外国受害者表现同情的问题。我记得《林登街》——一部知道如何把所有的德国情结转化为日常冲突的电视剧——中的一个情节完美地展现了这种强制：一名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少女剃光了头，以使人们想起集中营）里的囚犯。如今，这种“不可能的同情”和“不可接受的认同”，已经完全从外国受害者转向对其自身受害者身份的发现。如果今天还有一个记忆的“冲撞”，那么它的冲撞来自于对竞争性的受害者加以考虑。对于一个想要实现欧洲统一并包括所有受害者认识的新的叙述而言，这是基础性的，而这一结果的达成只能通过将受害者的概念稀释成一般人的概念，从而忽视受害者与肇事者之间的分化。

在西方，这通过记忆的私有化正在逐步实现。情感的历史正迅速占据整个记忆的空间。1939年至1945年这段期间被叙述为一种痛苦的主观体验。这为历史传记的观点开辟了道路。60年后的今天，这主要意味着某类家庭回忆录不再与作者的体验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也引发了一种创建活动，它试图使不同的受难经历合理化并为它们开脱——简而言之，就是要实现统一的目的。历史作为家庭受难的回忆，主要被写成相互理解的托词。

与其强调社会和政治的背景，这种私有化倒不如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现在可以说——而这也正是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情——这代表历史具体化的一种收益。事实上，它促进了历史的去政治化。这是因为“个人”同时也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放弃了所有更精确的定义，而取而代之的是用一般人的受难体验——一个新定义的、普遍的受害者概念——来直接形容个人的体验。因此，一个全新的受害者神话正在形成，它天衣无缝地融入了当前对记忆的政治的讨论。

这个新受害者的身份是不明确的：一方面，它意味着归入一般人这一类别之下；另一方面，它批准“增加个性的目标”，因为对受害者的识别将带来多余的身份。这不仅包括新的主体性，它可以使用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的术语，即被阐述为：“人是那种能够承认自身是受害者的人。”对许多历史叙述来说，这可能是一种解放。如果这应该变成特定的欧洲主体性——即斯奈德正在寻找的“共同的欧洲文化”——那么这可能会造成欧洲创始原则的扭曲实现。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反对斯奈德和克热明斯基：直到现在，要有可能对过去形成共同的看法，只能通过具体化的损失和记忆的去政治化，而不是通过真相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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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玲/译

* 伊索尔德•乍林，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Vienna），研究哲学，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讲师，政治评论家。

1 Adam Krzeminski, "As many wars as nations. The myths and truths of World War II"，由安东尼·“劳埃德—琼斯”（Antonia Lloyd−Jones）翻译，载于2005年4月6日的在线杂志《标志与视线》（sign & sight），http://signandsight.com/features/96.html，于2005年9月8日被访问。该文首次发表于2005年3月23日的波兰杂志《政治》（Polityka）。

[2] Timothy Snyder, "Balancing the books", Index on Censorship, 34, (2/2005), also in Eurozine. 该文首次以“联合的欧洲，共同的历史”（Vereintes Europa, geteilte Geschichte）发表于德国，载于2005年第28期的《欧洲杂志》（Euro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