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补遗与预测

    一、老年人自杀的其它原因

    本报告主要从代际关系变迁的角度来讲述老年人自杀。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代际关系的变动使得年轻人将老年人“逼死”了。这不符合事实。自杀是多方面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从代际关系切入的写作，不过是寻求事物的主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原因不重要。尤其是在中部农村，倘若老年人完全是被“逼死”的，他们为何非要静悄悄地死去，而不是以其他方式死去？他们为什么不“死后变成厉鬼”，让儿子媳妇不得安宁？或者诉诸村庄舆论，将自杀建构成公共事件，让村庄舆论去惩罚儿子媳妇？显然，在中部农村，由于社会变迁，老年人不再可能这样诉求，也不再可能有这样的诉求。这种变迁从人的角度至少包括科学的普及和信仰的变迁、老年人主体性的丧失，从村庄的角度至少包括社会关联的松弛。

    1.科学普及与传统信仰的泯灭。鬼神观念会影响生命终结的方式。人们如果有鬼神观念，就会对死后世界充满想象，进而对死亡本身会有所畏惧，自杀因此相对慎重。86岁的王婆婆是村里极少数还相信鬼神的老人之一，她觉得自己活得太老了，想快点死，但老人信佛，认为“做鬼不好”，因此，她“情愿在阳间喝石灰水，不情愿在阴间做成鬼”。然而，在中部农村，上自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小孩，几乎都不相信有鬼神的存在。76岁的李婆婆对我们说：“如果世界上有鬼的话，我早就自杀变成鬼把儿媳妇给搞死了！”由于不相信有鬼神的存在，当地人不过鬼节，不敬神，不拜祖先。他们将烧香、拜佛、敬祖先视为封建迷信，村里只有不到十个人烧香拜佛，而且维持的时间不长。在村里也没有正当性，他们不愿意别人知道他信佛，烧香拜佛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访谈时问村民信仰什么，绝大多数人回答信科学，还有一些人说什么也不信，只信自己、信钱，有少数老干部说信共产党。

    信科学与信迷信是相对的，而且正是科学将传统信仰体系定义为迷信。解放前，京山农民不仅有虔诚的祖先崇拜，还有佛教、道教以及丰富的民间信仰形式。但解放后的各种运动打破了神的权威，鬼神信仰体系遭遇釜底抽薪，整个解释体系已不复存在。即使有信仰也成了零碎而无法自圆其说，科学话语取代传统信仰成为京山农村的主流，鬼神信仰都被轻易贴上了“迷信”的标签。京山农民接受了科学，放弃了“迷信”。这样，人们就缺乏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也就摈弃了对生命与死亡的诸多禁忌，死亡不再是令人恐惧的，自杀也不可能“产生厉鬼”来惩罚别人。

    2.老年人主体性的丧失。老年人的高自杀率是以老年人主体性的丧失为前提的。在很多地方，尤其是中部农村，老人在访谈时说得最多的是“老人动不得，就巴不得快点死”。因为“老人不能动了，还经常生病，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儿女”，因此“老了就该死”已经成了他们的普遍共识。问及老年人自己动不得的打算时，老人们的回答都比较干脆利落，回答无非是“喝老酒”，“走一步是一步，到时再做安排”，“总不是可以把自己搞死”。喝药自杀似乎是老人们命定的归宿。甚至如今才50多岁的村支书也不敢否认自己将来不会自杀。真正我们震惊的是，老人们不但不排斥自杀，甚至那些受到虐待有自杀计划的老人，他们并不严厉责怪子女不孝。

    他们总是说儿子们的生活压力也很大，说自己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东西。与同代人中那些富裕的父母相比，与下一代普遍更加富裕的父母相比，他们更加容易觉得自己没有给子女留下特别的财产，因此内疚、谅解多于对不孝的指责。他们还会横向与那些同样过得不好的父母对比，“老人过得不好的，又不是我一个，个个老人都不行。”但关键是，在传统时代，代际关系并非如此，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不是以父母给了子女多少财产来衡量的。对于父母来说，生养大于一切，是一切的来源。生养本身就意味着子女必须孝敬父母。如果父母不生养你，子女就不存在，还谈什么其他的呢！只要父母生养了子女，子女就应该孝敬。而今天，老年人以给予子女的财产多少来衡量子女是否应当孝敬自己，这本身反映了老年人自身主体性的丧失。

    3.村庄社会关联的松弛。在当前中部农村，村庄社会关联降低，村民日益缺少对村庄生活的长远预期，村庄舆论因此缺乏约束力，这降低了村庄自主价值生产能力。在一个村庄中，如果村民不仅仅在乎一时的得失，而且对生活有着长远的预期，不仅看重物质利益，而且看重道义，希望得到价值收益，有着不同于理性人的道德人逻辑，这样的村庄就具有自主价值生产能力。当前京山农村不再具有较强的价值生产能力，村民普遍渴望割断与村庄的联系，竭尽一切能力、抓紧一切机会离开村庄，投身于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中，村庄只是他们暂时的栖息地。他们不会那么在乎做事是否有理、有无面子等表达性收益，村庄舆论因此软弱无力。借用涂尔干的话来说，这样的村庄已经没有了“集体感情”。因此，当一个村民虐待父母时，他不会在村庄中感受到舆论压力，或者虽有感受却可以不当一回事。当他的父母自杀时，他也不会感受到村民的严厉指责。在这样的环境下，自杀不会成为村庄公共事件。受到虐待的老年人也不可能以自杀的方式诉诸村庄舆论。自杀不过是一种死亡方式，而变得容易和普遍。

    二、一个简单的预测

    由于当前中国农村的代际关系还在继续激烈变动之中，所以自杀现象也在变动之中，老年人自杀的类型因此更是变动不居的。但变化的背后有些规律可循。由于老年人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持续降低，而且很难有再提高的制度性因素，因此绝望型自杀和孤独型自杀可能会越来越多，分布的地区可能会有所扩散。目前有些地方农村代际关系的变化才刚刚开始，远远尚未完成，可以想象，这些地区老年人的激愤型自杀在一个时期内会不断增加，这在南方农村最有可能发生，在北方农村也会发生。但这个增加不会是无限的。到达一定程度，由于激愤型自杀逐渐不再能起到自杀者所期待的作用后，进而增加的可能是绝望型自杀和孤独型自杀。在这个过程中，甘愿型自杀可能会逐渐减少甚至趋无。因为，一方面人们的观念日趋理性化，甘愿型自杀越来越缺乏价值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代际关系不断恶化，老年人往往在病重之前就已经绝望，甘愿型自杀发生的基础日益不存。

    不过，老年人的自杀率不可能永远递增下去，到一定的程度可能会出现逐步降低。因为农民的代际关系日益不平衡，代际交换也日益不平衡，身为父母的人会逐渐发现，抚养子女成本太高，而收益回报太少，因此就会越来越多地采取平衡措施，对儿女少投入，也有较少的期待。目前在湖北京山农村，农民（大约1/3的农户）踊跃购买养老保险，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而且随着现代性因素的持续浸入，农民流动的增加，村庄的传统伦理受到冲击，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日渐削弱，人们会越来越在新的地方寻求生活的意义。到那时，中国大部分农村不平衡的代际关系，会逐步演变成类似于川西农村不厚重、低度平衡的代际关系格局。这样，老年人既不会有很多绝望型自杀，也不会有很多激愤型自杀，更不会有很多甘愿型自杀，而只会转向到孤独的自杀，就像今天的城市人一样。那时，农民的主要自杀人群可能不再是妇女，也不再是老人，而是中年男子。他们将因承受过重的生活压力而频繁自杀，华北农村中年男子的自杀也许是个预告。这个转变的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因此，目前我们更加需要做的是，关心当下日益深陷困境中的老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