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0省25村的农民自杀概况

在调研中，我们采取的是质性判断与量性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在访谈中，我们让村民回忆村中1980年以来的自杀个案，并讲述整个自杀“故事”。这样，访谈者可以前后印证，剔除重复的个案，最终我们在25个村共获取了410起自杀个案。具体如表1。

表1：25村年平均自杀率（2008年）（每10万人）

25个村庄的年均自杀率可以用图1表达出来。

图1：25村年平均自杀率（每10万人）

 在调研的25个村中，有16个村的自杀率高于国家公布的农村人口自杀率（27.1/10万人），另有5个村的自杀率接近国家公布的农村人口自杀率，仅有4个村低出国家公布的农村人口自杀率较多。事实上，我们的调研统计只是不完全统计，实际的自杀率肯定更高。因为在大多数村庄，流言蜚语较多，村民在接受访谈时谨慎而有所顾忌。在他们看来，自杀毕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自杀者的家人会隐瞒，很多村民也把它当作别人的家事而不愿谈及。而且，当前村庄中村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陌生化，很多村民对村庄里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很了解。实际中，对自杀事件非常了解的往往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而已，大部分村民只知道事件梗概。另外，我们的质性调研毕竟只是回溯，而不是科学的记载和统计。在调研中，村干部和村民们都告诉我们，肯定还有自杀案例，但他们无法记起。在一些村庄（尤其是南方农村），很多农民的印象里，1980年代的年轻妇女自杀特别多，但他们无法回忆起详细案例和情形。还有一些农民（京山农村）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他们村里10个老人至少有34个是自杀而终的，但他们能够记忆的案例却非常有限。不同村庄之间表现出来的自杀率差异，部分原因也许在于调查员“挖掘”案例程度的深浅不一所致。基于上述理由，实际的自杀状况比我们调查所调查到的情况要更严重，一些地区的自杀率之高已让人触目惊心。

在计算年均自杀率时，我们将村庄人口视为不变。事实上，1980年以来，各村人口都有变化，有的村庄略有增加，有的则略有减少，但总体而言变化不大。人口变化不大，这是两方面抵消的结果。一是因生育和死亡相抵后人口有所增长，自1980年代末以后，农民的生育动力开始降低，政府的计划生育工作较为顺利，因此生育并没有导致人口快速增长，当然，各地情况也有所不同。二是有一定数量农民转移进入城镇，实现了城市化。不过，不同村庄情况有所不同，发达一些的地区、靠近城镇的村庄农民进入城镇的较多，同1980年相比，2008年的人口有所减少，不发达地区、偏远一些的村庄农民进入城镇的相对较少，因此人口略有增加。两个方面因素抵消，使得总体而言，近30年来各个村庄人口数量变化并不大。因此在计算自杀率时，可以将村庄人口视为不变。

对25个村庄410起自杀案例稍作分类，可以将自杀者分为三个不同人群：1854岁的男性，1854岁的女性，55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很容易发现，不同人群的自杀率有着较大差异。在计算人群自杀率时，由于分报告并未提供村庄不同人群的人口数量，我们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4年的人口比例数据计算得出了相关人群人口数量。具体自杀率数据可以详见表2：

表2：三类人群年平均自杀率（2008年）（每10万人）

三个不同人群的年均自杀率可以从图2中得以比较。

图2：三类人群的自杀率比较（每10万人）

三个不同人群的自杀比例可以从图3中得以比较：

图3：三类人群的自杀比例(%)

在广泛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中国农村汉人居住的核心地区分成华南、华北、中部三大区域，其中中部又包括不同的区域，从本研究的角度，包括长江上游（川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长三角）等不同区域。这种划分既考虑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不平衡，也考虑了不同地区历史与地理结构的不平衡，具体包括以下诸多方面：离中央权力重心的远近，开发时期，自然资源条件，灾荒与移民状况，村内家族结构，土地占有、使用形式，居住结构等。具体来说，赣中南永春村、鄂南仙崖村、鄂南界牌村、湘南水村、福建涧村、赣南竹村、浙西古村属于华南区域，皖北李圩村、豫北东村、鲁中刘家庄、豫北洹村、山东南村、晋南董西村属于华北区域，皖南龙峰村、皖中方祠村、鄂西白村、鄂西坳村、京山的六个村、川西三邑村等都属于中部农村区域，其中京山六村属于中部江汉平原农村，具有相当典型性，川西农村则属于另外一种典型的中部农村。从调研分报告来看，各村在代际关系和老年人自杀问题上，具有相当的区域特征。

从资料统计和相关图表看来，在所有农村地区，老年人和妇女的自杀率和自杀比重都比较高，而中青年男性的自杀率较低，只有个别村庄例外。就老年人自杀来说，中部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最高，南方农村次之，北方农村最低，只有个别村庄例外。在不同区域，老年人自杀的具体原因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