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杀研究的进路

自杀学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已经从诸多方面展开了对自杀现象的研究，区分了不同的自杀类型及其行为动机。有学者从社会阶层的自杀背景出发，认为不同人群的自杀动机是不同的，如中世纪欧洲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摆脱悲惨的生活而自杀，而骑士和教士则往往为了避免受辱而自杀。[1]前者受贬斥而后者却受到赞扬。基于类似的逻辑，中国也有学者区分下层劳动者的自杀和知识分子的自杀。

涂尔干将社会事实看作是社会学特有的研究对象，把日常生活中的自杀现象放在社会学的显微镜下进行分析，进而认为，自杀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他提出有关自杀的社会整合学说，认为自杀率的不同及其平衡与社会的整合水平有关。社会整合的水平有两个维度，一是个人与其所在社区间的关系，即个人的集体感；另一是社区与个人的关系，即社区对个人的控制。只有在社会整合恰当的时候，个人才处在正常的生活状态。如果社会过于强调个体性，那么，就可能造成过多的利己型自杀；如果社会过于强调社会性，就可能造成过多的利他型自杀；如果社会整体上失去稳定，就会带来失范型自杀。[2]

近来的自杀研究多从医学生物学的角度着手探索，[3]关注社会结构因素、精神疾病因素、心理障碍因素等。从这个角度出发，国外有学者将自杀分为逃避性自杀（逃跑）、逃避性自杀（悲伤和惩罚）、攻击性自杀（犯罪和复仇）、攻击性自杀（敲诈和恳求）、献身性自杀（牺牲和变形）、可笑性自杀（严酷的考验、游戏）等，并从自杀的病因学展开分析，分析了个人的生理背景、精神病学背景、家庭背景以及社会背景、周围环境等。[4]当前中国的自杀研究也基本上局限在医学生物学领域，学者多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着手，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研究。[5] 

然而，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今天仍然能对精神医学的自杀研究构成冲击，尽管这两个看似不同的自杀学传统并不是毫不相干的。涂尔干的学生哈布瓦赫就指出，涂尔干的研究并不排斥心理学的自杀解释。社会学家吉登斯更是对涂尔干所讲的自杀类型一一给出心理学的诠释。实际上，社会学知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重新理解了心理学对自杀的诊断。涂尔干只是反对把社会现象还原为心理甚至生理因素，但并不反对自杀的心理学解释；社会学的解释模式也不能否认，各种社会原因可能是通过影响精神状态导致自杀的。[6]所不同的是，涂尔干把自杀理解为不正常的社会中出现的现象，而医学生物学认为，自杀是不正常的个人行为。

实际上，中国的自杀现实表明，我们的自杀研究需要来自社会学传统的支援。据卫生部报道，我国农村平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303047人，每10万农村人口中有28.72人因自杀而死亡。据世界银行等机构关于“全球疾病负担”的调研报告统计，我国年自杀死亡人数约占世界自杀死亡人数的43.6%。国外有人统计，每1万人口中大约有200人产生过自杀意识，20人自杀未遂，1人自杀既遂（死亡）。姑且不考虑这个比例的实用性和准确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缺乏精确统计体系的中国，自杀死亡人数只是实施过自杀总人数的很小一部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的自杀者中只有63％的人有精神疾病，而不像西方那样超过90％。[7]如果说中国的自杀现象与精神病完全无关，63％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是，要像西方自杀学研究那样把自杀与精神疾病紧密相联，这个比例其实不够大。这表明中国的自杀需要社会学传统的研究。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农村人口自杀，那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自杀，而不像西方大多数国家那样集中在男性、城市、中年人？显然，东西方的这种相异，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分布问题。自杀集中于男性、城市和中年人，这可以从涂尔干的经典自杀理论里找到依据，因为这些人群更容易遭受社会失范的冲击，更容易面临现代性所带来的异化、孤独、疏离群体等问题。而现代社会中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自杀，使得涂尔干的自杀理论缺乏普遍的解释力。从而，我们需要从中国的本土经验出发，在社会学传统上研究中国的自杀问题。

在中国，与自杀发生关系的，包括医院和公安、司法部门，因为自杀往往和谋杀、公共安全或身体疾病相关。然而，这些机构所关心的，都不是自杀本身。实际上，很少有医院把自杀与公共卫生联系起来，甚至也很少有医院把自杀与个人精神卫生联系起来。“在县医院的医生看来，自杀与车祸、天灾、事故没有什么不同。而他们所负责的，只有洗胃。在他们这里，‘自杀’并不是单独的一类事件。”[8]而公安、司法部门也只是从犯罪以及公共安全的角度关注“自杀”事件。每当发现无名尸体或出现恶性死亡事件，公安局都要派人调查，调查的目的首先是看这是不是一起谋杀，或者是否有人有直接的责任。如果确定是一起自杀事件，公安局就不会再过问了，除非随后会有什么恶性的纠纷。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有些学者之所以关注自杀，仅仅只是出于关注自杀所带来公共安全和公共危机的需要。[9]在这个视角中，自杀被分为非公开场合的自杀与公开自杀，公开自杀又被分为表演要挟型自杀和暴力犯罪型自杀。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刑事责任的角度关注自杀问题，从而将自杀分为与犯罪无关的自杀、犯罪行为引起的自杀、实际上为他杀的自杀。[10]

国内对自杀比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展开的，其中以费立鹏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为典型代表，他们不但对自杀进行研究，还竭力进行自杀干预。他们的研究使我们对中国的自杀状况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脉络，[11]但这种研究基本上局限在医学生物学领域，多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着手，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自杀者（包括未遂者）的性格特征、心理状况特征、生活特点、精神病患病率以及人口分布特征等等，并没有真正进入自杀者（包括自杀未遂者）的生活世界中。实际上，从医疗卫生的角度是很难进入自杀者的生活世界的，[12]更难以进入自杀者所生活的社会环境。

自1996年起，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就开始关注农村妇女自杀问题，并开辟了专栏“她们为什么走上轻生之路”，三年中对40多起自杀和自杀未遂个案追踪访谈分析，根据这些材料，杂志社编了《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一书，引起了舆论界和妇女界的关注，此后他们进一步以实际行动进行了自杀干预。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的研究虽然不是“专业性”的，但由于采用了个案追踪调查分析的方法，在质性研究上有所进展，而不仅仅是量性层面的统计分析，因而加深了我们对农村妇女自杀的深入了解。他们根据自杀动机将农村妇女自杀分为：逃避型自杀、赌气型自杀、威胁型自杀、惩罚型自杀、辩诬型自杀等。[13]这对人很有启发，并被很多学者引用。[14]

笼统的质性研究有助于摸清大体的状况，因此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的研究是有很大意义的；然而，只有在进一步的比较视野中，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各地自杀情况的区域差异，从而因地制宜地开出药方，进行自杀干预。比如，虽然中国农村总体上自杀率很高，但川西平原的自杀率却很低。就老年人自杀而言，江汉平原的自杀率最高。诸如此类的具体情况以及其中的原因都是需要仔细考察并加以解释的。一般的甚至全国性的统计分析完成不了这个任务，泛泛的个案追踪也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因为这些自杀研究将研究对象从具体的村庄中抽离出来，在村庄之外分析村庄生活中的自杀事件，造成了一种村民的自杀与乡村生活无关的假像。因此，我们研究自杀问题应当把自杀事件放回村庄，并进一步放到区域比较中去，我们必须结构化地理解各种村庄现象，借助于村落文化和村治状况等来理解自杀行为。

[1] 乔治·米诺瓦：《自杀的历史》，李佶、林泉喜译，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

[2] 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3] 请参见张杰：《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初探（综述）》，载《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年第11期。

[4] Jean Baechler, Suicide,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 1979.

[5] 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一下有关自杀的文章，就很容易看出“自杀”研究的这一倾向。具体文献，这里不赘列。

[6] 吴飞：《唯一的哲学问题——“理解自杀”札记之二》，载《读书》2005年第8期，第113页。

[7] 费立鹏等：《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年》，http://www.spxl.net/wenzhang/wenzhangweiji/weijizisha/200508/840.html。

[8] 吴飞：《无言的游魂——“理解自杀”札记之一》，载《读书》2005年第7期，第4页。

[9] 邹润宇、毛瑞明：《自杀危机事件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毛瑞明、邹润宇：《我国自杀危机事件的预防与控制》，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赵曾渝：《自杀性暴力犯罪的特点及预防》，载《辽宁警专学报》2005年第6期；杨东录：《自杀性暴力犯罪防范对策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何贵初：《论自杀性暴力犯罪》，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0] 黄留群：《试论自杀案件的刑事责任问题》，载《法学研究》1984年第5期；金子桐、小林：《试论对自杀案件的处理》，载《法学》1983年第11期；方永新：《甘某对庞某的死亡应不负刑事责任吗？》，载《政法论坛》1985年第1期。这种分类已经成为法学教材的通例。

[11] 可参见费立鹏及其合作者的一系列论文，可在“中国期刊网”搜索，这里不赘列。

[12] 吴飞的调查经验证实了这一点，吴飞：《无言的游魂——“理解自杀”札记之一》，载《读书》2005年第7期。

[13] 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课题小组：《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 刘建洲：《她们为何走上轻生之路？——农村青年妇女自杀的动机分析》，载《当代青年研究》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