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浮现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事件。中美关系复杂而又迅速的演进，已经使得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成为各自外交关系当中的重中之重。这一观察结论是由William C.McCahill Jr在11月13日的《中国报道》特刊上作出的，有必要对这一观察给出一个附加的声明：中美关系的进程，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将在决定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稳定水平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奥巴马总统于11月15-17日对中国的上海和北京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在接下来的几年，类似这样的访问可能会更为频繁。

中国和美国所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包括贸易争端、中国2.5万亿外汇储备的分配、货币政策、两国在二十国集团当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气候变化问题等。地缘政治方面的问题则包括中国在亚洲日益扩张的军事存在、核不扩散、中国与伊朗、阿富汗以及朝鲜的关系，这些都是人们常常提及的最有可能给中美之间的和谐关系制造麻烦的问题。正如McCahill在《中国报道》的文章中所强调的那样，中国在伊朗的巨大商业存在以及中国与伊朗核设施的历史关联，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中东地区的脆弱形势以及美国在此地区的介入，成为中美关系当中潜在的麻烦问题。猜测中美紧张关系的迅速升级，同时也可能伴随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这种事情并不令人感觉愉快。

走向货币调整

尽管存在诸如此类的紧张源头，不过在一个后泡沫时代的世界上，中美经济协作的机会也已经清晰地展示出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开始在中国现身，而美国经济复苏的迹象仍然相当微弱，在这样一个时刻，美元-人民币之间更富有弹性的调整将会对中国和美国都有好处。

中国已经释放出充满希望的信号，要朝着这样的货币方向移动。中国人民银行本年度第三季度的货币报告书称，中国人民银行的目标是“以一种积极、有度和渐进的方式改善汇率定价机制，同时也会参考国际资本的流动和主要货币的动向”。中国人民银行在前一季度的报告中曾许诺要“把汇率基本稳定在一个合理和均衡的水平上”，这一立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软化了。

更大的汇率弹性是与中国自身的利益相互勾连在一起的，中国当前的利益所在就是抑制日益增长的通货膨胀压力，在此种情况下，与其期望中国在面对美国压力时高估人民币，倒不如更大的汇率弹性来得更有可信度。

中国的通货膨胀威胁

尽管中国报纸年复一年地强调货币紧缩这样的标题，但是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势头正在迅速地复活，这将迫使中国急速地收缩货币政策，速度要比市场预期得更快。中国通货膨胀之冰山的一角已经在10月9日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在9月份黄金周的商业空隙期结束以后，10月份的猪肉价格较之8月份的水平呈现出迅速蹿升态势，年涨幅达到18%。这一态势所造成的麻烦尤其重大，因为猪肉和食品价格在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中担当着大半的责任空间。这样的通货涨幅对生猪生产商来说，意味着剧烈增长的喂养成本，这就等于是造成了9-10月份谷物收成与上年同期相比会有13%的降幅。

食品价格方面的跳跃使得12月初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面临困难但是必要的选择。经济危机的剧烈阶段以及政府和银行的剧烈调整举措已经过去一年，此刻，中国的决策者们将要面临关键性的抉择。他们要么得释放信号，主动退出高度适应性的政策，但为此而需要承担的风险便是实业经济方面的疲软，甚至会导致大幅度卖出金融资产，否则就得采取被动的姿态，等待经济复苏的清晰信号，之后才能脱离适应性立场。

对美国的决策者来说，在主动立场和被动立场之间作出选择依然是件很困难的事情，甚至对欧洲和日本的央行和财政部门来说，做这样的选择也是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则有必要迅速撤回自去年秋天的金融恐慌之后所实施的非常规刺激措施。随着雷曼兄弟银行在2008年九月的破产，中国对此一经济危机事件给金融市场和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负面震荡，作出了非常富有进取性同时也非常迅速的反应。截止到2008年的11月，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了规模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其额度据说达到中国GDP的14%，此一刺激规划为期两年，而且都属于实质性的正面投资。从对应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考虑到，14%的GDP在美国就相当两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大约三倍于美国2009年所宣布的经济刺激规划的规模。此外，中国的中央计划政策部门能够而且已经实施了这一刺激规划，其速度要远远超过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

贯穿2008年的第三个季度，中国政府突然从以往的那种矛盾立场发生转变，这一突然转变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再加速，从2009年第一季度6.1%的同比增幅一下子上升到第三季度的差不多9%。当然，季度之间的同比增幅则上升得更快。中国用了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就使其年同比增幅恢复到其长期水平。如果用同一标尺衡量，则美国和七国集团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则在2009年的上半年处于持续落后状态。美国经济在第三季度仍然处在2.3%的下滑幅度中。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已经从总量的15%增长到了产不多20%，这很好地表明了中国经济在2009年前三个季度所获得的增速为时很早而且极为迅速。

中国也启动了货币和信贷方面的大幅度扩张，这也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复苏提供了强大的助力。2009年前九个月，中国年贷款的增速比率从15%上升到34%，货币扩张的速率则大致保持同步。中国在宽松货币和信贷境况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功，再次与美国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在美国，基础货币方面的迅速扩张仍然没有带来货币扩张速率的增长，而信贷扩张则仍然没有客观的改善。

中国的中央银行正在向国有银行注入流动资金，这将相应地迅速增加这些银行的可贷款项。在中国的货币扩张中，部分的速率是对零售部门的压仓现象、以及省级部门在分配急速扩张的政府资金方面的迟钝现象所作出的反应，这些政府资金都是用于基础工程建设的。无论原因是什么，2009年中国货币和信贷增长方面的巨大潮涌已经达到两倍于过去十年的水准，这很可能会导致房地产和证券市场上的资产泡沫。2009年，截止到现在，上证指数所标明的股票价格已经上升了75&-100%，同时，大部分中国城市的资产价格也正在迅速攀升。在上海，同上年同期相比，资产价格产不多已经上升了50%。

中国的大多数决策者都释放信号说，他们倾向于继续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除非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PBOC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樊纲在11月6号对此作了公开宣告。就年均通货膨胀率而言，中国实际上依然呈现微弱的减缓态势，不过月通货膨胀率则呈现出0.3%的增率势头，这意味着年通货膨胀率可能接近4%。从2009年初月通货膨胀率的减缓趋势到年均4%的通货膨胀率，这一转变并不是那么令人吃惊，因为中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规划。

猪肉价格的大幅度跳跃以及干旱所造成的谷物欠收，使得中国政府一下子面临着通货膨胀率加速的风险，这样的风险可能导致经济刺激规划的急速后撤以及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泡沫，这些泡沫实际上已经在形成了。在过去的两次通货膨胀爆发期，也就是2004-2005年和2007-2008年，大部分的价格膨胀因素都要归因于食品价格的突然上涨。而食品价格作为一个整体则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猪肉价格这一易变因素的影响。如果猪肉和其他肉类价格在2010年继续冲高，那么中国普遍价格的膨胀率将迅速达到双位数，这将迫使中国政府急速收缩其额外的经济刺激措施，目前这些刺激措施已经在实施之中了。如果被动地等待年通货膨胀率得到4%或者5%的程度，这实际上也就等于是在等待通货膨胀率更为迅速的上升，因为一旦通货膨胀率在如此高的水平上得以确立，考虑到中国已经在实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那么这一冲高势头所产生的动能将会迅速地把价格抬得更高。

很多人都将美联储视为中央银行，认为美联储有必要在被动政策和主动政策之间作出抉择，以便应对资本市场和经济活动方面的稳定需求，不过人们应当关注的关键机构应该是中国的中央银行，也就是PBOC。中国的金融系统并没有因为雷曼兄弟的倒塌而遭受根本性的破坏，而美国的情况则没有如此幸运。和美国的银行不一样，中国的银行仍然在继续其功能，并积极地进行信贷活动，它们所处的环境也和美国不一样，在中国，政府消费项目额度的扩张速度是美国的三倍。

此外，中国的中央银行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在实质上处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如果形势要求银行作出突然性的倒退举措，那么采取这种反通胀措施的潜力也是中国银行自身就具备的能力。如果中国当前4%的环比通货膨胀率上升到双位数，那么中国将不得不迅速回调目前的经济扩张政策。

考虑到上述这样一个背景，对中国来说，允许人民币增值乃是一条建设性的道路，可借此主动抑制通胀压力。另一个替代性的选择就是迅速回撤当前的适应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否则就会在中国的财产和资产市场上导致全球性的突然性崩溃。

维系中国的上升地位

中国庞大的财政刺激和货币扩张计划，已经将中国的GDP增幅推进到9%，这与美国迟缓的经济复苏步伐形成了显著的对照，这表明仍然存在进行再平衡的必要性。不妨采取主动措施，允许人民币相对于美元以及亚洲、欧洲的许多其他货币实现升值，这将有助于抑制中国通货膨胀的回潮，从而对中国、美国以及全球经济的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这一贡献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强调中国新角色的恰当方式，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美关系也是当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全球地缘政治中赋予中国一个日益突出并且持续上升的地位，这显然要比中国的资产价格和物品价格方面造成不稳定泡沫要好得多。

译者 林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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