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共同应对全球问题真的转变为中美的主题，中美关系将迎来非常不同的局面，即一个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在实际上，中美要在应对共同挑战基础上塑造出新的21世纪的关系，不仅不容 易，而且几乎是严重不确定的。

　　观察奥巴马访华后的中美关系，以下几个问题和指标可能是很关键的：

　　第一，中美共同利益是否继续增大？

　　共同利益向来是中美之间能够合作而非冲突的主要原因。冷战时对付苏联、现在反恐等共同利益，一目了然，目前，中美是否清楚地再定义共同利益？

　　从中美这次的联合声明中，似乎双方的共同利益定义得并不很清楚。

　　金融危机暴露了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作为经济相互依存的结果，在环境和安全上也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的。但相互依存是否就等于共同利益？金融危机后中美的共同利益是否将继续增大？

　　中美经济关系原来被认为是共同利益的主要领域，但金融危机前后，经济（广义的）恰恰成为分歧和冲突越来越多的领域。

　　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主，担心美国通过操纵美元而赖账，中国的美元资产这个悖论变得更加难堪。美国制造业继续增长的失业率和暗淡的就业前景，将成为美国事实上的“保护主义”不竭的根 源。美国的工会组织把中国的增长当作是失业的主要外部根源之一。

　　美国正在改革的福利体制（医疗改革为核心）预示了中美在经济上更多的冲突。美国人的医疗等福利的增长需要以美国的竞争力增长为条件，而增加美国的竞争力，美国政府需要在汇率、环境和人权标准等方面更加压迫中国。

　　美国正在转变经济增长和生活方式，让“全球经济繁荣不再依赖美国人消费和信贷”，美国作为“中国制造”的最大最终出口市场的重要性正历史性地下降。

　　第二，在应对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棘手的全球挑战中能否塑造新的中美关系？

　　奥巴马访华期间，一些媒体把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作用过分夸大。实际上，应对全球挑战只是定出了一个中美的大目标而已。一旦共同应对全球问题真的转变为中美的主题，中美关系将迎来非常不同的局面，即一个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在实际上，中美要在应对共同挑战基础上塑造出新的21世纪的关系，不仅不容易，而且几乎是严重不确定的。

　　目前多数的世界挑战是美国造成的，但是，一方面，美国不承认，也不喜欢别人指责这些问题的美国根源，美国在解决这些问题上贡献不够，另一方面，却强烈要求别人来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无法单独解决问题”，这一“奥巴马主义”的口头禅，听起来不错，好像是奥巴马政府下的美国回到国际合作路线，放弃了原来独断专行的唯我独尊、为所欲为，但冷静下来一分析，这是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分担责任。美国在“宣传”上说是为世界经济和国际安全提供霸权性质的“公共产品”，但实际上这些公共产品主要由“搭”美国这“车”的盟国和其他伙伴国家出。

　　奥巴马到中国来，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中国帮助美国分担责任。为了做到这一点，奥巴马的顾问建议邀请中国一起组成“两国集团”，精于言辞的奥巴马甚至不惜让中国一起成为世界“领导”。 这里的“领导”，实际上就是责任的代名词，而不是要让中国与美国在国际上“分权”。

　　中国方面目前仍然强调对付全球挑战，尤其是气候变化上的“有区别的共同责任”的原则，美国不喜欢和不接受这个发展中国家主张的原则。在美国进一步压迫中国为美国分担责任的情况下，中 美围绕着全球问题的责任归属还将进一步展开争执。

　　第三，中国能否实质性改变对美关系上的被动局面？

　　冷战时，苏美谁也无法单独主导整个世界，苏联解体以后，美国以为终于实现了单独一个强权主导世界的局面。金融危机没有改变美国的这个主导地位。

　　美国的地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博士在《大棋局》中谈论的是美国的“世界首要地位”（primacy），因为它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超级强权”，这根本排除了其他大国取代美国的可能性，而《 大选择》则换了个词，干脆明说，就是“美国的主导、控制地位”。金融危机爆发，这位战略家不改看法，而是出版了《第二次机会》，认为，美国将继续维持这一世界主导地位。

　　奥巴马上台后的中美关系，表面上看，中国开始变得主动了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像日本《读卖新闻》说的那样：“中国逐渐主导中美关系”。作为客人的奥巴马，作为第一位非洲后裔的美国总 统，个子很高的奥巴马与个头不高的亚洲人（如日本天皇）握手，人们就会产生美国总统对亚洲人卑躬屈膝的错觉。实际上，奥巴马无非是换了一个方式接触中国而已，并没有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中国在对美关系上的被动性仍然清楚可见。

　　明了这些，对奥巴马访华后的中美关系，笔者不是那种“开高走高”的乐观派，也非“开高走低”的悲观派，而是认为，下一步要落实《联合声明》，探讨以合作为主的新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必然是一个充满复杂性、难度和交锋的谈判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