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至1980年代，韩国开始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快速工业化时期。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夹裹进这场浩浩荡荡的社会变迁之中。其变化之迅速与程度之剧烈毫不亚于西欧社会历经数个世纪才完成的社会大转型。无疑，韩国政府对工业的积极干预与推动为韩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在整个社会一派欣欣向荣，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工业化进程中，集中于劳动力密集产业的韩国工人境遇却极为悲惨。作为驱动韩国这架经济机器高速运转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收入微薄，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周数天不得不通宵加班，却经常无法按时拿到那份微薄的薪水。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不仅在工厂中被任意地责骂、嘲讽、体罚，甚至在工厂之外也流传着关于他们的种种污名与讽刺，以致于他们自己都以承认是工人为耻。他们拥有一个名义上的工会，但是，工会的作用仅仅是为了阻止工人的联合行动，却对他们的悲惨境遇熟视无睹。

与欧洲早期工人阶级的形成相比，韩国的文化与政治环境是相当不利的。首先，在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的抗争中起到领导作用的是工匠群体，而韩国工人阶级没有欧洲的工匠传统，因而也缺乏相应的工匠文化（如互助、荣誉感、独立性）与组织资源。其次，19世纪欧洲受到1830年法国革命的影响甚深。那场革命给法国乃至欧洲带来了一整套新的政治文化和语言（平等、自由、合约、个人主义、公民权利等），这套话语被直接、广泛地运用到工人阶级的抗争之中。同时，政党对欧洲工人阶级组织和集体行动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相比之下，韩国的政治环境要恶劣许多。在冷战背景下，左翼的激进工会被政府悉数摧毁，国家控制在军人专制政权之下。国家提供的一套话语体系一面鼓吹工人要为国奉献，忠于雇主，创造和谐，另一面又随时准备动用大量的暴力资源来摧毁工人的自主组织和集体行动。Hagen Koo的《韩国工人》一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部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史，而且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度以“温驯”闻名的韩国工人能够在如此不利的政治、文化、话语环境下，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强烈的工人阶级认同，成长为以“激进”著称于东亚的工人阶级呢？是什么样的宏观、微观条件帮助他们实现了有效的抗争？

首先，韩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快速工业化创造了一系列的结构条件。1950年代末期，韩国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1958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1.6%，工业人口只有4.6%。1960 年，农业产值占GDP的39.9%，工业仅占18.6%。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展开，国家刻意牺牲农村来繁荣城市，大量的农民被吸引到城市务工。其中，又以技术化低的年轻单身女性为主。这些彼此背景相似的年轻工人聚集在韩国有限的几个工业中心，从事技术、流程上相差无几的劳动。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和原子化的、无组织的工人为韩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提供了成功的条件，但同时也为日后韩国工人的激进化埋下了伏笔（Chapter 2）。

其次，韩国专制、残酷的工厂管理制度为韩国企业创造了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也在工人心中激起了愤恨与屈辱。直到1980年代，韩国仍然是全世界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1980年，韩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是每周53.1小时，而同时期的美国和日本只有39.7小时和38.8小时。通宵加班赶工更是家常便饭，即使是每周唯一的休息日也会经常被随意取消。在工厂工作不仅意味着出卖劳动力，而是失去了一切休闲与生活的全身心奴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工人们每天除了从事枯燥、繁重的劳动，所剩的那一丁点儿时间与精力只够勉强维持基本的生存，以使自己第二天能够再投入到劳动中去。事实上，他们连基本的生存都是难以维持的。工人们在农村的家庭虽然不富裕，但足以养育他们健康而结实的身体，然而工厂的劳动却快速地磨损着他们--噪音、粉尘、高温、气体的侵蚀还有在低劣的劳动条件下随时可能发生的工伤事故--只需短短的几年，工厂劳动就足以在他们身上刻上提前衰老的印记与永远无法摆脱的职业病痛。不仅如此，在工厂中，工人是可以被管理人员随意责骂、惩罚与侮辱的对象。这些控制不仅限于工作中，而且蔓延到对他们人身自由的方方面面，乃至发型、衣着、私人信件都要受到严格的控制和检查（Chapter 3）。

如果说韩国专制、残酷的工厂管理制度是工人心中愤恨与屈辱的始作俑者，那么国家在处理劳资关系时的明显偏袒立场则使愤恨与屈辱的情感得以在每个工人心中不断积聚。Hagen Koo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集权体制下以“温驯”闻名的韩国工人之所以能够在短短20年间发展出强烈的阶级认同、组织起激进的集体行动，根本原因并非是经济诉求（事实上，随着韩国工业化的发展，工人作为整体的生活水准是不断提高的），而是对专制、残酷的工作环境和不公正、歧视性的待遇感到不满。他们受到的压迫不仅发生在经济层面，而且发生在文化层面。正是对“人道待遇”与“正义”的渴望与追求，为工人提供了情感与道义上的勇气（p.16）。韩国的政治环境对工人的压迫加剧了他们的悲愤之情，促成了劳资冲突的政治化，把劳工政治推向了民主运动的大潮（p.20）。专制政体的弱点由此暴露无遗：虽然韩国政府以严密的监控和残酷的惩罚试图把工人维持在原子化、无组织的水平，并把一切跨阶级的行为视为洪水猛兽，但是监控和惩罚只能加剧积聚在工人心中的怨恨，把他们推向其他社会势力（未必是反对政府的势力）--在韩国的例子中，是教会和学生在韩国工人运动的早期提供了组织资源。正是在韩国工人们一次次看似以卵击石、螳臂档车的尝试与失败中形成了一个新生的工人阶级和这个阶级的团结文化。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韩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是密不可分的。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讲，韩国的工人阶级得益于其他社会阶层，尤其是大学生的启蒙与帮助。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从1970年代起，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多数出身于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一半是女性）放弃了学业或是在毕业后，为了改善工人阶级的境遇自愿进入工厂成为一名工人（Chapter 5）。但是，真正起到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工人本身的抗争与牺牲精神。事实上，学生加盟工人的导火索正是一起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悲壮事件：1970年，首尔西部一个以制衣业为主的工业区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旨在改善制衣厂的工作条件抗议。如往常一样，警察迅速赶到，试图终止抗议。示威者们是一群年轻的裁缝师（他们本身的条件要好过学徒女工很多），他们对制衣厂内2万名女工的恶劣工作条件充满了同情和不满。虽然他们曾向劳工部、新闻界、乃至韩国总统发出过无数的呼吁，期望能引起社会对这些女工所受的非人道待遇给予关注，但是他们的呼吁被束之高阁，被讥讽嘲笑，被假意敷衍，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就在警察与抗议者争执的时候，示威的组织者Chun Tae-Il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汽油瓶，点火自焚。包裹在一片火海中的Chun，手握着一本劳动法，高呼着“工人不是机器！”，“让我们有星期日休息的权利！”，“不要剥削工人！”的口号被烧成焦炭状。当奄奄一息的Chun被送往医院时，他恳请他的同伴与母亲“请不要让我的牺牲白费”，“妈妈，请继续完成我没有能够完成的事业……”，随后死去（p.70）。Chun的自焚唤醒了韩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使他们看到了隐藏在经济繁荣背后的黑暗、不人道的现实。尤其令学生们感到触动、自责的是，Chun一直以来期望能结识哪怕一个大学生作朋友，获得知识界哪怕一丁点的帮助（p.104）。然而，直到Chun去世，他都未能等来帮助。

工人阶级面临的困难远不止是社会的漠视与资源的匮乏。Chun的牺牲唤醒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但当时的政治环境非常不利于工人自发设立独立工会。1976年发生在Dongli纺织厂的工会改选事件足以让人看清韩国的暴政机器在对付工人运动时的疯狂。当骚扰、威胁、恫吓、收买手段统统用尽，仍然无济于事的时候，暴力与污名便轮番登场了。在Dongli纺织厂，当女工们组建的独立工会突破重重阻挠开始换届选举时，资方提前选定了傀儡代表参选，不仅给予候选人各种物质与组织资源，还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女工领袖身上，使其身陷囹圄，并把女工强行锁在宿舍内以阻止她们投票。愤怒而不屈的女工突破重重阻拦，冲出宿舍在厂区进行静坐罢工。没有食物、没有饮水、甚至在厕所都被厂方故意封锁后，这些社会最弱势的女子并没有屈服。

到了第三天，她们非但没有迎来公正的回应，反而等来了数百名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一步一步向这些手无寸铁的女工逼近。女工们在恐惧中失声痛哭，但她们仍然没有退缩。突然，她们集体脱光了全身的衣服，互相之间紧紧地簇拥在一起。面对强大的暴政机器，她们根本没有反抗的武器，但即使如此，她们也没有选择退缩，她们要以被这个父系社会与集权体制深深禁锢与压迫的女性身体作出最后的反抗。参与者们在事后回忆当日的场景，并没有感到丝毫的屈辱，有的只是“憎恨的泪水、愤怒与强烈的同志之谊”。但是，防暴警察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在短暂的迟疑后，他们冲了上来，用警棍暴打她们的身体，拖着她们的头发，把她们扔到警车上。数人被严重打伤，两人精神崩溃。

女工的牺牲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至少阻止了厂方的傀儡夺取工会的领导权。她们转而向教会寻求帮助，将她们的悲惨遭遇公诸于世。这次，她们胜利了。被捕的工会领袖获释，韩国劳工部随即要求厂方允许进行新一轮的选举。厂方继续利用一切手段骚扰工会领袖、阻止女工加入工会，当这些手段再次证明无效时，更恶毒的污名开始了。厂方诬蔑对工会给予帮助的教会组织接受了来自境外共产主义颠覆势力的资金，污蔑工会领袖全都是亲共组织的傀儡。资方操控的工人乘机打出蛊惑性的旗号：“为什么我们工人不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要听凭外国势力的操控？”

当这些最恶毒的政治攻击仍然没能瓦解女工之间的信任与同盟时，暴力再次上演。在又一次换届选举的清晨，当女工们在清晨走入投票室的时候，她们被一群厂方雇佣的男工和打手堵在了门口。他们手里提着一桶桶的粪便，将这些污秽之物掷向女工，甚至强行擦在她们的脸和身体上。女工们惊叫着、逃散着，但没有任何人出来阻止，虽然全国纺织业总工会的代表和警察们都在现场（pp.78-85）。

Chun的牺牲看似什么也没能改变，Dongli纺织厂女工的斗争看似以失败告终。在整个1970-80年代的韩国，参加、组建独立工会的工人被屡屡投入监狱，光州的血腥味至今也未能散尽。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短短20年之后，韩国工人已经成为了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韩国的独裁统治也一去不复返了。归根结底，阶级意识不是简单地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而是由处于同质结构下的个体在与其他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工人在争取自身权益过程中遭遇的种种挫折和积累的愤恨，不过是为下一次交锋预备的催化剂。

读书笔记：Hagen Koo,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笔记人：J.Z.R
时间：2009/10/24
说明：此文为读书笔记，并非书评，文中许多观点、内容、以及一些语句均直接摘录、翻译自原书，且笔记人由于英语能力所限，可能存在误读、误摘、误译之处。请读者阅读时自行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