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谋胜利”工会承载的希望

四年之前，当几个重要的工会成立“变革谋胜利”工会（Change to Win）作为替代劳联-产联（简称AFL-CIO，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保护组织时，很多人希望一种新的劳工运动的景象会由此产生——超出经济学范围——仅集中于产业工会，将工会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背景，以建立更强的社群意识和基于对他人的同情怜悯的新的普遍愿景。

当然，劳工运动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充满社会团结、在人类关系中处于核心的兄弟姐妹般关系的理想。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劳工理想主义的高涨阶段，劳联-产联舆论就已经开始逐渐承认和接受资本主义等级制度，虽然这种对幻想加以限制的做法值得称赞，但是实际上是限制了使工人获得中产阶级生活物质利益的目标。

当制衣工人、餐馆和酒店工人联合起来创造新的国际性联盟“酒店和制衣工会（UNITE HERE）”，而且“酒店和制衣工会”联合“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s）”、“公务员联合工会（the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简称SEIU）”、“联合商品和服务商业工人工会（he United Food and Commercial Workers，简称UFCW）”、“劳动者工会（the Laborers）”、美国农场工人工会（the United Farm Workers ，简称UFW）共同成立“变革谋胜利”工会时，看上去一种新的劳工机器正在出现——将新的使命和劳工历史使命的复兴结合起来，以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集体世界。

但是，我们知道劳联-产联的解体存在危险——不仅仅是内部分裂而且工会本身会削弱。尽管劳联-产联看上去牺牲了某种普遍的愿景来支持永久的物质阶级的愿景，同劳工运动主要集中于扩大经济蛋糕中劳工份额的目标相冲突，但是新的组织冒险放弃激进的劳工运动来赞成温和的劳资关系，这将牺牲劳工真正的需求和利益来交换工会得到承认以及将新的“人文主义”融入到公司层级管理模式中。

对斯特恩的领导能力的担忧

我们大多数人对公务员联合工会的领导人斯特恩表示关注，公务员联合工会作为新出现的服务机构，已经成为北美最大的工会之一，他具有成为心理上被认可的新劳工领袖的个人野心。在他个人谋求取代劳联-产联的主席约翰·斯威尼（John Sweeney）成为工会首要代言人时，我们担心他会深受扩大工会会员的诱惑之害而去迎合雇主。因为所有我们在Tikkun（希伯来语，清楚污秽，恢复和谐之意）教义上中作出的努力是为了渐进地将政治话语从单纯经济角度转移到具有精神深度的、公有的焦点上。我们也同样知道，新时期对精神和心理压迫的关注是处于陶醉追求个人利益的背景下，领袖们过于容易放弃抗争接受社会经济地位的必要战斗。在斯特恩成为这个新的最大劳工组织最突出的代言人时，“变革谋胜利”工会将走向何方？

可悲的是，我们正见证着我们担心的事情的发生——至少已现端倪。斯特恩最近带头进行了一系列由公务员联合工会领导、干预其他工会组织的行动，这明显是为了增强公务员联合工会的财富、权力和影响力，而丝毫没有考虑其代表的劳工的福利以及他正试图接管的工会的历史延续性和完整性。最严重的是，他公开利用“酒店和制衣工会”内部出现的裂痕，该工会是“变革谋胜利”工会中最大的私营部门工会组织，也是国内最进步的私营部门工会组织之一，代表了美国和加拿大的酒店、餐饮、食品服务以及博彩业共计450,000名工人。斯特恩的行为已经激怒了二十六位工会主席，包括钢铁工人工会、卡车司机工会以及教师工会的负责人，他们发表了一份正式的公开承诺声援“酒店和制衣工会”，并誓言将抵御任何其他工会的入侵。

要想理解斯特恩对待“酒店和制衣工会”令人震惊的行为，我们有必要了解该工会形成的一些历史细节，还需要讨论作为重要公共部门工会代表服务和保健人员的公务员联合工会的成长，并且审视斯特恩如何试图利用这些力量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对整个劳工运动造成的破坏。

“酒店和制衣工会”在私营部门的历史

2004年，成衣及纺织业雇员工会（UNITE）——传承自国际妇女制衣工人联盟和服装纺织工人混合联盟——与旅馆雇员和餐饮业雇员工会（HERE）——代表酒店、餐馆、食品服务以及进来更多的博彩业的工人联盟，包括拉斯维加斯的60,000名工人——决定合并成立“酒店和制衣工会”工会。在二十世纪前几十年间早期的劳工运动中，纺织、服装和针线工人成为新出现的有劳工组织的领导力量，纺织工人的领导层已经开始有远见的对联盟进行会费投资，这是出于工人的利益考虑而成功建立联盟银行的成果。成衣及纺织业雇员工会的这种资产实质同成衣及纺织业雇员工会工人的血汗是分不开的，是海外制衣业资本运动的结果，这是自从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迅速地导致美国之前大量雇佣成衣及纺织业雇员工会工人的传统纺织厂的倒闭浪潮）这样的自由贸易法案通过后的一种趋势。酒店工人和餐馆工人联盟（旅馆雇员和餐饮业雇员工会）刚好相反。随着美国国内对服务行业的就业转移，旅馆雇员和餐饮业雇员工会迅速成为劳工组织的重要力量，由此拥有潜在扩张的大量劳工基础，尽管其缺乏像成衣及纺织业雇员工会聚集的财富以及混合银行。

这两家大型联盟合并成酒店和制衣工会可以理解成是对成衣及纺织业雇员工会资本以及旅馆雇员和餐饮业雇员工会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的整合，这对两个联盟和整个劳工运动应该是有利的。再加上形成联席执政的两个领导人都出身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时期，同时受到两个联盟混合历史的传承塑造，某种程度上似乎预示着两个联盟形成一个组织后会达到的双赢远远大于两个部分的简单相加，可以对劳工组织和逐渐复兴地劳工运动产生重大影响力。

公务员国际工会在公共和非营利部门的历史

不管如何，重要的是要记住酒店和制衣工会仍然是一个私营部门工会，致力于同私人资本所有者进行复杂的经济斗争，私人资本所有者不愿意“示好”于工会的组织活动，以及在组织活动得到工会承认后也不愿意合作性地同意长期集体谈判。相比之下，公务员联合工会随着工业工会主义的出现已经成立了几十年，是逐步增长的公共雇员的强大代表，这些雇员的雇主是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它们更愿意同意承认工会以及在国有大型官僚机构进行长期集体谈判。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公共部门的工会主义扩张获得了政府部门的内部动力，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使得自由社会意识增强，这使得即使是在里根当选后保守的几十年间，像公务员联合工会以及美国州县市政雇员联合会（AFSCME）这样的工会有机会像国有经济部门自身成长一样扩张和增长。确实，新右派早期崛起后在成功削弱私营部门工会上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当社会主义理想本身失去了其作为存在于人类中对公有渴望的隐喻载体的理想诉求后，从五十年代高点开始后的几十年间私营部门工会的会员数大大下降。但是，新右派攻击公共部门工会相对不是很成功，因为这些工会实际上促进了政府的长期平稳工作，政府不需要在竞争激烈的私营市场上进行生存战斗，也没有私人资本所有者那样的利润最大化和成本约束的动机。

从平等和社会正义倡导者的观点来看，可以说公务员联合工会和其他的公共雇员工会能够利用政府的内在社会属性获得更多的稳定的雇主集体资产的份额，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生活中政府官僚机构的长期稳定。除了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发展相一致，公务员联合工会在不断发展的非盈利机构中找到越来越多的意愿合作伙伴，这些非盈利机构在六十年代后的几十年间发展巨大，公务员联合工会在非盈利机构进行了全国性的广泛宣传，当非盈利机构雇员被问及时，他们表现出成为工会劳动力的强烈意愿。

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公务员联合工会发展的社会背景是如何促进公共领导人的出现的，像前社会工作者斯特恩——从积极的角度看是一个理想化的和更符合社会进步的而非传统的面包和奶油工会运动的领导人，但是从消极的角度看，容易受到诱惑进行简易的劳动力工会化，从而降低谈判标准，轻易对雇主的剥夺妥协，控制工人自我组织及不授权工会领导人同政府管理人员之间和睦的谈判交易。

我们也可以看到，成衣及纺织业雇员工会和旅馆雇员和餐饮业雇员工会在2004年进行潜在的有利合并的方式也已经播种下了导致合并后各自毁灭的种子，由于国外廉价的劳动力，成衣及纺织业雇员工会的工人逐渐面临失业，成衣及纺织业雇员工会一方很可能继续失去工人基础，而由于美国逐渐向服务型国家转变，旅馆雇员和餐饮业雇员工会在酒店、餐馆，尤其是博彩业的扩张将相应地增加影响力。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历史力量的合力为超级联盟——公务员联合工会提供了诱惑，公务员联合工会目前有两百万成员，在美国主要城市都有大型工会，职员薪水很高，它急于利用酒店和制衣工会的潜在内部结构性冲突，认为自身具有广泛轻松工会化的正确视野，是成功对这个兄弟工会发动突袭的机会，即使这个工会拥有强大的私营部门普通成员的基础以及具备经验丰富有能力的组织者和领袖的忠诚构架。

公务员联合工会对酒店和制衣工会的攻击

即将到来的这些消极倾向的后果似乎在过去的一年已经出现。酒店和制衣工会由成衣及纺织业雇员工会的布鲁斯·雷诺（Bruce Raynor）和旅馆雇员和餐饮业雇员工会的约翰·威廉（John Wilhelm）开始共同担任联席主席。威廉似乎将在6月的年度会议上获胜，导致单一主席制的可能性出现，雷诺在2008年秋的某个时候决定拒绝本来在合并之初设想的酒店和制衣工会实质上的联合。相反地，他决定宣布酒店和制衣工会合并失败，不顾工会章程明文规定禁止任何破坏工会整体性的行为，同时寻求和响应斯特恩接管银行以及成衣及纺织业雇员工会一方的劳动力并且寻求同公务员联合工会合并的提案。

四年之前斯特恩将成衣及纺织业雇员工会和旅馆雇员和餐饮业雇员工会都并入公务员联合工会置于其领导下的提案没有获得成功，很多工会认为颇有争议的就是斯特恩现在决定利用酒店和制衣工会的内部冲突采取分化征服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结果。他资助雷诺共同创建了一个伪酒店-餐馆-博彩业联盟即所谓的“联合工人（Workers United）”联盟，附属于公务员联合工会，现在公开试图削弱酒店和制衣工会在全美的管辖权，本质上是进行掠夺。

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悲剧的令人气愤的发展状况，在这个国家正处于有一位新的亲劳工的总统奥巴马以及一位强势的亲劳工的劳工部长苏丽丝（Solis）的历史性时刻，以及长期斗争坚持的《雇员自由选择法案》（EFCA）——根据大多数雇主签署联名卡的陈述，保护工会得到法律承认的权利以及集体谈判权利的法案——即将获得国会通过的历史性时刻。斯特恩的行为导致劳工队伍的涣散，增加了共和党对通过EFCA法案的阻力。最近，这也导致民主党放弃似乎在奥巴马选举期间面临通过的“打卡”检查的制度。因此，自从1933年《瓦格纳法案》的通过后，正如有组织的劳工似乎在支持亲劳工法案的逐步通过上形成了一种全民的共识，现在看上去是由于内部纷争的困扰导致温和的民主党派抗拒奥巴马和民主党领导层打破的工人权利的扩张，同反劳工的共和党力量结盟来阻碍真正意义的改革。

领导人可以做出的抉择

认识斯特恩对酒店和制衣工会的敌意兼并企图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更多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历史力量本身解释不了这种行为，只是为他采取这种行为创造了机会。在2004年合并以及约翰·威廉不断为布鲁斯·雷诺提供共同参与谈判权利的基础上，基于尊重合作精神，布鲁斯·雷诺本该在酒店和制衣工会内部为他的权利下降做出反应。斯特恩本该利用它在“变革谋胜利”工会的领导地位，帮助弥合威廉和雷诺的裂痕并且庄重地参与第三方协调过程，承认之前旅馆雇员和餐饮业雇员工会在私营部门中的扩张作用，但是应倡导提议保护和加强剩下的成衣及纺织业雇员工会一方的劳动力，包括获得奥巴马总统和苏丽丝部长支持的限制和扭转成衣及纺织业雇员工会海外制造业工作机会逐渐下降趋势的倡议。

为什么雷诺和斯特恩做出了相反地看上去是最具破坏性道路的选择？互联网上充斥着对威廉以及酒店和制衣工会其他领导人的恶意抹黑，公务员联合工会的员工试图破坏甚至攻击酒店和制衣工会正在进行的组织活动，损害其新加入的劳工，公务员联合工会资金赞助成立的伪联盟“联合工人”工会，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抢夺酒店和制衣工会内的劳动力来削弱它，甚至直接进行人身攻击并锁定成衣及纺织业雇员工会在国内控制的多数工会管理委员会的位置，驱逐旅馆雇员和餐饮业雇员工会一方的负责人，用成衣及纺织业雇员工会一方进行取代。为什么这两个已经将他们的整个成年人生奉献给工人运动的终身工人领袖却做出了如此不理性的背道相驰的事情？

领导人的破坏行为的原因

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回到前面我们思考的一个方面，即改革论者并没有充分了解是什么导致了历史事件的形成和过程——事实上，是由个人主义、社会分离、无价值遗产的疏离文化以及屈辱感导致的对事件看法、理解和反应的补偿性自恋扭曲形成的个体脆弱。

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仅充满经济物质的不公平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公平，不仅遭受由于环境退化和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引起的原材料的缺乏的威胁，同样也因同他人持续真实的交流被剥夺而遭受精神贫乏。我们被埋葬在造作吵闹的媒体文化中，被动忍受每天孤立的生活，在自我深处形成慢性而普遍的“待确认”意识，我们的内心核心并不被他人充分感知，即使是家人以及保持长久联系的人。

尽管事实上这种感知的失败和社会连带关系并不是我们自己的错，只是这个过渡世纪的社会遗留产物，我们将这种感知剥夺内在化为羞辱和难以理解的无价值，自我克制是如此痛苦以至于放弃，因此我们从意识上否认和放逐。取而代之的我们建立了自我自恋，一种外表的自我“镜像（image）”的修补，隐瞒真实的自我，不由自主的夸大自我以防止在同他人的反复沟通中遭受拒绝的威胁。

这种未被承认循环的流行在我们的文化中根植于人的心理精神的痛苦中，以此来否认侮辱，随之而来的对我们的判断、选择和行为产生扭曲性的影响，导致我们一再误解要求推动我们向前的环境。

透过心理结构的镜头，这种被羞辱的“内心受害者”是我们普遍的疏离文化的产物——我前面所描述的历史的社会经济趋势在合并后的酒店和制衣工会的内部产生了“脆弱点”，导致公务员联合工会对酒店和制衣工会的这种故障做出反应，其领导人雷诺和斯特恩的行为可以称作受诱惑后的疯狂。虽然我并不认识这些人，也不是假装了解他们的真正想法，社会疏离感对我们集体精神普遍影响的现实使得以下的心理-社会假说似乎可信，这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意识到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非理性和破坏性的行为。

从雷诺的角度来说，由于成衣及纺织业雇员工会的势微导致他很“丢面子”，相对威廉以及旅馆雇员和餐饮业雇员工会，雷诺的权利衰退，可能给他自己造成错觉，本来已近60之龄的终身劳工领袖，在6月酒店和制衣工会的会议上将遭受被“打败”的屈辱，对自尊的这种自我补偿诱惑使得他开始吹嘘自己并试图破坏整个联盟。

从斯坦恩来说，他早就是个自恋性的人物——在大众面前补偿形象，处于自我幻想之中——历史赐给他成为教父的机会，“拯救”投靠他的人，正确使用混合银行的资源，将来源于公共部门组织的伙伴管理关系引入到整个劳工运动中，他将作为新的领导人振兴已经坚持了几十年正处于下降趋势的劳工运动，并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劳工先锋。这些都是对每个人自我自恋式的掩饰和保护不被承认的自我的叙述，因为每个人的故事都涵盖了其中的真理，每个人都能够说服自己已经开始的自认最好的破坏性的行为是必要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任何对客观条件发展的解释都要为随之发生响应的历史事件“设置舞台”，这些条件因为人类的主观意识的加入而获得了属人特性——在这个案例中通过雷诺的知觉扭曲以及斯特恩心理而形成，导致他们面对同一条件屈服于诱惑进行夸张的自我保护的表演，而并没有在奥巴马当选总体的历史性机遇时采取的建设性的方式呼吁要求（当然只是简单的呼吁要求推进内部的团结以及劳动运动的相互支持。）

章程对于保障合作的不足

从这些经验中学到的教训是要解决低度认知和剩余屈辱感导致的精神上的内在扭曲——同他人的自我疏离贯穿于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我们必须创建集体反思过程和集体干预方式来识别和缓和这种逐步脱轨的扭曲。这些动态通过我们的文化景观自我表现出来，鼓舞了以宏伟名义进行的可怕的毫无意义的社会暴力以及好战国家的狭隘民族主义，破坏了一个又一个进步组织，于是很多人选择从安全的个人主义转变到在精神和肉体上都会受到创伤的理想的民众运动。

到现在为止，我们试图解决这种动态的标准方法就是成衣及纺织业雇员工会和旅馆雇员和餐饮业雇员工会尝试去做的合并：谱写酒店和制衣工会章程，意图以书面形式解决冲突和其他内部冲突，禁止（基于工会的驱逐痛苦）无视联盟民主化进程而伤害联盟以及破坏其管辖权。布鲁斯·雷诺在酒店和制衣工会全国范围内的地区委员会煽动叛乱的行为，故意形成竞争性联盟（“联合工人”工会）以有效地偷走酒店和制衣工会的劳动力，并且联合酒店和制衣工会的势力通过互联网的抹黑以及发送给千家万户的工人的昂贵邮件（包括我的家乡，我在酒店和制衣工会工作的伙伴）发表对酒店和制衣工会领导层的攻击……所有这些行为看来都违反了酒店和制衣工会的创始文件，其中明确禁止分裂组织以及从事意图联合其他劳工组织取代酒店和制衣工会权利对其员工和管辖权施加影响的行为。

这样的签署文件，更重要的是代表了签署时联盟紧密团结的时刻，不仅仅是字面文字，其有效性和意义取决于良好意愿、合作以及同意处于其制约下的承诺。

在写本文时，酒店和制衣工会已经起诉了布鲁斯·雷诺的种种行为，雷诺已经做出回应，宣布辞去其在酒店和制衣工会的职务，成为“联合工人”工会的主席以及公务员联合工会的执行副总裁，并聘请了自己的律师团为其进行辩护。虽然这场法律官司会在未来几周内展开，已经很清楚这种病理的动态导致这场危机在法律领域继续上演——同时还有正在公众领域进行的政治斗争，涉及到媒体操控，网站煽动，大众邮件误导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混乱的挑逗——现在通过律师采取法律争端的形式，以他们的道德标准来提出“任何可用的法律证据”，丝毫不顾及已经发生的事实中的道德的有效性基础。

进步运动中需要心理-精神治疗过程

因为法律文件和原则总是服从于一种不确定性的解释，理性的证据总是适用于伴随着预先的心理-精神扭曲构建一致的法律立场，这些文件和原则根本不能够为解决心理-精神扭曲的趋势提供任何办法。相反，这种治愈过程必须建立在不断地社会运动的实践中，可以自觉预见社会改革进程中的脆弱点，我们可以称之为“内心恐慌”，失去了我们创建一个充满爱心和平等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化承诺，沦陷到自恋的自我识别中，这是在我们寻求超越现在的社会关系体制下的根植于整个环境中的屈辱感的一种普遍体现。

我现在已经62岁，我的整个成年人生都投入到社会和政治活动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卷入一种进步运动或项目中了，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屈从于内在屈辱感的心魔，这种运动本身并没有削弱或者毁灭，我们每个人都遭受这种低度认知遗留的伤害，结果形成这个我们一直在被训练怀疑他人作为爱、接受和感知主体的持续存在的世界。

那些愿意保留现在社会而不是改造它的人上百年来一直在寻求一种管理控制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系统由严明的等级制度以及各种形式的“效忠承诺”来划分具体角色。但是那些希望改造这个世界的人已经很难开始进行各种不断的精神安慰的实践，这需要自觉地监控以及不断地治愈同一个伤口，而现状地维持者试图保持一种无意识地镇压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点意义和前途的事情认为好像我们在社会改革运动中已经身处未来社会，我们的唯一障碍是那些愚昧的人，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事业是正确的--因为实际情况是，其他人都了解这一点，但是不相信我们有能力可以帮助他们摆脱现状到达一个比他们用个人方法辛苦劳动创造的相对安全但是绝望的世界更好的世界。

这种以心理-精神为治疗中心的过程看上去像劳工运动一样处于烂熟的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却是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精神的进步。这种过程包含在定期的场合举行仪式来提升我们的相互联系感，作为我们对实现的世界的渴望的定时提醒，同时斡旋我们对真理的分歧的并制定调解路径。这种仪式和斡旋过程的具体样子将在未来的教义（Tikkun）问题中被提出。

同时，我希望劳工运动的整体领导人（也没有很好的理由不包括斯特恩）能够清楚的看到这种自恋认同发泄后的破坏性动态，在其破坏这一代工会工人拥有的巨大机会之前果断地干预、制止和扭转这些动态，为巨大的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并对社会的道德方向施加影响。

                                                      刘坤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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