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历届奥运奖牌榜，我们能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奥运体育实力与一国综合国力紧密相关。纳粹德国的崛起、美国绝对领导地位的确定，日本的复兴与韩国经济起飞，奥运奖牌榜确认了这一个个历史时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向来与政治关联紧密，尤其对于大国来讲，奥运奖牌榜，几乎是一个国家的人力、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和组织能力等综合国力的体现。在现代竞技体育的游戏规则下，那些出现在观众面前的运动员，只是一个庞大产业体系的终端。

现代体育观念以及作为其最主要载体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正是现代民族国家崛起的产物。顾拜旦在创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初，恰是想将某种深具贵族气质的竞技精神，嵌入到民族国家之间不断升级的竞争与冲突中。一个国家组织体育运动的方式，已是观察其政治机制和文化心态的绝好窗口。现代体育组织的内部政治，也是金钱与荣誉同台竞技的角斗场。

尤其在刚结束不久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三大球兵败、“翔之队”的商业化争议、羽毛球退赛引起的规则争议、泳坛新秀叶诗文的兴奋剂疑云等种种焦点事件，无不折射出中国体育更为丰富的面向。故此次笔谈，我们尝试以一些新形式跟踪这一焦点——以书评（梁雅茜）介绍国外学界对于中国体育体制研究的成果，以对亲历伦敦奥运的媒体人的采访，展现出鲜活而富问题意识的现场体验。

在王正绪看来，中国体育的发展模式可称之为“国家办体育”，这个国家体育总局主导的系统，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下，致力于提高中国在各种国际比赛的成绩。虽其成就有目共睹，但日前围绕这一国家机制的不绝于耳的争议，说明一种类同于欧洲这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源地的“藏体育于民”的运动体制，或许更适于国力增强、有着旺盛民间体育需求的当代中国。梁嘉琳更是计算出了一块金牌的财政投入，配合金牌指向的政绩考核体制，这一套竞技体育为王的制度设计，既是将中国送上奥运会奖牌榜首位的动力机制，也可能是日后转向群众体育时，改革的用力点所在。

这一争议之存在，恰由于中国已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转换过程。在梁雅茜通过包苏珊书评所提供的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图景中，中国体育所面临的种种诘难，一部分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身体塑造技术的竞技体育的必然，一部分则来源于中国这个急于登上国际舞台的后发国家所特有的焦虑。在亲自参与了伦敦奥运会报道的央视新闻频道制片人王青雷看来，2008年北京奥运后，人们一直期望着已然成为奖牌大国的中国，树立一种自信心与平常心，带领中国成为真正的体育大国。伦敦奥运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更多是一个已三次举办奥运会的传统欧洲国家，面对国际盛会的理性和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