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启示与中国体育的方向

——对话央视新闻评论制片人王青雷

本刊编辑部

竞技盛会的伦敦现场

《文化纵横》：这届伦敦奥运会，层出不穷的乌龙、误判和组织失误惹人非议。作为一个亲历过现场的媒体人，你对这一点怎么看？

王青雷：仅仅从整个奥运会的城市工作水准来说，伦敦跟举国办奥运的北京无法相比。伦敦只依靠其城市的力量来主办一届奥运会，所有的预算都要经过城市议会的层层审批，有些特别预算还要经过首相卡梅隆的特别审批。投入影响效果，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前10天时，安保公司居然向全世界宣布安保力量不足，只得调来一万多的军队。我在奥运会比赛结束的前一天前往温布利球场看男足决赛时，居然没有任何的指示牌告诉我应该如何入场，询问在场的一名志愿者，他想了十秒钟后对我说，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而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几乎是一个小电脑，他所有的信息都能储备，非常清楚能够给你提供什么。

另一个问题是错判和漏判，裁判来自于各个单向体育联合会，他们的执法水准占了重要因素。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各个单项联合会在这届奥运会之前审看场地时，对各方面的配套设施，包括裁判员的标准，都提出了指责、质疑和不满，直到整个奥运会结束的时候，这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在奥运会结束前，在伦敦奥组委的全体内部会议上，几乎所有的单项联合会，都在指责奥运组委会：对基本要求的疏忽，才导致了裁判团的错漏。

《文化纵横》：这或许折射出中国和英国对待奥运的不同态度。北京奥运是一件举国关注的政治任务，因此我们在培训志愿者方面非常严格，绝对不能出差错。但伦敦奥运，是否国民的心态更为轻松？

王青雷：我提前20天到伦敦，目的是在伦敦观察英国社会，报道一届奥运会，一定要跟社会的各个层面去接触，要先了解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然后才知道这届奥运会发生的很多东西，跟这个国家的关联是什么？在奥运会离开幕还有8天的时候，除了塔桥上的奥运五环标志和牛津街上的各国国旗，我几乎感受不到这个城市对奥运会的兴奋和热情。那种北京距离奥运会1个月时就表现出的热切，在伦敦是看不到的。

我一开始也觉得他们是不是对奥运会不太认真？但经过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我们不能出于自己对于奥运会的憧憬和冲动去理解英国人。伦敦奥运会的整个服务不是很好，这或许也有另外一种解读方式。在IBC，我们的新闻采访中心，整个楼道里面没有一张座椅。而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这样的情况不仅不可能出现，甚至所有给文化纵横提供的水都是免费的，用餐也非常好。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财力对比的问题，而在英国人的概念中，我以我的财力来办我的奥运会，不和其他人去比较。在中国办奥运会的时候，很多程序都是免费的，但是在英国不是，就是该付钱的一定要去付钱，他作为一个主办者并不大包大揽，而仅仅按照奥委会的标准去完成。如果说他抠的话，我觉得他抠的有道理，每一个纳税人交出来的税金去举办奥运会，奥组委没有挥霍的权力。

当然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好做直接的价值判断。但就英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来说，他有理由按照这样的理念和标准去执行。同时由于英国社会中，每一个人身处的境遇都比较好，他缺乏冲动和热情。即使不考虑北京奥运会在国家层面的支持力度，每一个人对奥运的热情也是发自内心的。对于英国人来说，保持自己既有的生活水准就已经很好了，缺乏社会发展的冲动和欲求，奥运会的各种不足，我认为跟它的社会发展阶段、人们的心理状态有密切的关系。

《文化纵横》：不过这也说明，英国对于世界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好奇心了。那么举办奥运会，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对上至国家认同的塑造、下至全民体育的发展，奥运对英国是否还有这种推动力？

王青雷：坦白地讲，我们和英国不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种差距感不在经济方面，伦敦的生活水准和中国一线城市差不多。相反，北京的市容更接近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伦敦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都市，二者对生活的感受差异很大。我们驻地的楼下就有一条小河，每天下午一两点钟，能看到附近的孩子在里面玩赛艇。公园里也满是踢足球和打篮球的人群。这样的一种体育文化，是伦敦每天生活的必须。一个英国教授聊天却还跟我抱怨：现在英国孩子每天的锻炼时间太少了，只有3小时。

我在伦敦市政大楼门口，看到一个下班的人，西服里边穿的就是自行车赛车服，然后骑着自行车走了。它的群众体育基础，让你觉得英国拿20块金牌是应该的。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但却不是一个自行车运动强国。我们是用举国体制去培养几十个体育冠军。而英国是用最大的可能去为全民体育营造空间，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最终成为奥运会的参与者，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运动理念。

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从人口来说是一个小国，但它在奥运会上的好成绩，来源于对大众体育和基层体育长期一以贯之的培养，政府提供给国民的是机会、氛围和环境，最终让国民从中成长起来。在我们的奥林匹克体育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高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过来，更加重视大众体育？

《文化纵横》：英国的这一套机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王青雷：英国在自行车、足球这样的项目上，拥有大量的群众体育基础。伦敦一个城市就有5家英超球队，这意味着这个城市有能容纳5支英超球队的群众基础。当群众体育的这种理念和基础具备时，更为上层的竞技体育，才有切实的保障。它不仅关于体育人才，而且关于体育的经营机制如何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首先是基础设施，像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校园作为体育场所的开放还是近两年的事情，更不要提大型运动场。我们能期望去工体踢球吗？当然，英国也不能人人去温布利球场踢球，但像温布利这样水准的球场有很多。第二，光有场地和基础设施，并不能够足以引起人们对体育的兴趣。我们的孩子由于受到这种上学和竞争的层层压力，没有谁敢于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玩”里面。而对英国人来说，“玩”是一种对技能的发展。它不仅仅是对体能和协调性的锻炼，也是通过集体协作，去建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正确判断自己的价值。真正能干好体育的人，他的专注力和毅力的要求都极强。

中国体育何处去？

《文化纵横》：这一次中国游泳队的成绩，使得孙杨、叶诗文成为本届奥运赛场上最引人注目的新人，甚至又引起了一波西媒的质疑之声。最终这一胜利被证明为实力，游泳队的胜利，似乎体现出中国竞技运动的一些新特点。

王青雷：中国游泳运动的胜利，一方面与浙江省游泳项目的群众基础好有关。但这只是能出一个好运动员的基础，最关键还是在训练。当年刘翔的成功，就在于110米栏更取决于技术而不是体质。叶诗文和孙杨的胜利，更多源于专业训练水平的提升。孙杨能拿到游泳长距离1500米项目的冠军，是因为这个项目更为考验技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合理的体力分配、不同时段的动作控制要领都很重要。这些技术性因素来源于国外教练员的指导训练，我们在技术层面越来越与国际高手对接。另外一个因素是，妨碍一个专业运动员的最大因素是伤病。谁能够减少自己伤病的次数，谁就能延长体育寿命，取得更好的成绩。如何使得伤病不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复发？这是对医疗技术和运动恢复技术的全面考验，目前全世界最好的这一技术在德国。这个时代，“刻苦训练”早已不是出成绩的唯一因素。大家都是天才，而天才之间的竞争，最终还是靠一系列的技术。

《文化纵横》：这种“科技为本”的训练模式，必然要求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这个保证运动资金投入的机制又是什么？

王青雷：这次中国能够在英国伦敦奥运会上取得海外历届奥运会当中最好的一次成绩，应理解为北京奥运会的延续。自从2001年我们获得申办权后，中国就开始在体育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就像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对西班牙足球运动的推动，让西班牙历史性地连续拿了两届欧洲杯冠军。巴西是下一届奥运会的主办国，这次的三大球，巴西拿了两个亚军一个冠军。一旦知道自己是下一届的主办国，他一定会在体育方面有大量的投入。体育现在已经是一个科技产业，其中包含着大量的科技性元素。你必须要有这样的投入，才能够使运动员最终在体育赛场上有一个好结果。

现在每一届奥运会之后，大家都会看到，一个运动员和国家的利益划分纠纷。中国人总说国家培养了你，但国家培养我是为了让我去替国家争取一种荣誉，双方的付出是等量的。今天的中国财政，在国家怎么用资金，与公众的监督没有紧密关系。一来看不懂人大财政报告，二来民间不存在制约能力。这就使得即使国家把钱投入体育后看到了效果也存在利益分配的弊端。作为观众，你只看到了50块金牌，你没有看到其身后被牺牲掉的人群。而如果我们的体育机制从群众体育开始培养，那么一个人即使最终无法成为专业运动员，他依然有在社会上生存立足的根本。

《文化纵横》：这就涉及中国体育的选拔体制，到底是举国体制，还是群众体育？如今我们都认为要转向群众体育，但这其中的困难是什么？比如很多人认为，对贫困的农村孩子来说，走奥运竞技这条路，虽然有风险，但也是他能够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

王青雷：目前对农村孩子的选拔，靠的是道听途说、慧眼识珠的方式。其实在体育这个领域，天才是很难得的。像博尔特这样的人，100年可能就出这么一个。是去挖掘天才效率更高，还是给天才一个平台，让天才涌现出来效率更高？最终要靠的是体制的力量去挖掘天才，而不是靠个体的力量去发现天才。更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国家的体育要有长足的发展，靠的不是对天才发现，而是对全民素质的培养。一个运动员投入1000万，使他成才。不如用1000万建一个好的足球场，也许可以给10万人提供有效的体育活动空间。

目前改革中最难的，还是各地方体育局和国家体育总局的利益，在旧的这种体制当中，很多人以此为生。如果你的考核标准是在于能不能出运动员，能不能出奥运冠军，能不能出省内的冠军，自然而然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对官员的考核方式是大众体育推广，你的城市有多少个球场，有多少个公园，自然结果就会不同。

我觉得举国体制不可能一夜被打破，是一个需要去逐步探索的过程。足球、篮球、排球这些有商业化价值的项目已经走向了市场，但像射箭那样的项目，依然需要保留举国体制的方式。从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奥运会开始可以赚钱，这对于奥运会本身的推动是巨大的，没有人愿意赔钱去做一件事。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承是不能回避商业的。

我们现在很多的项目，之所以没有一个市场发展的空间，是因为我们对商业运作方式不熟悉，而并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现有的体制下，怎么让商业更好地去融入、去推动这样一个过程，而不是这个项目，就应该躺在举国体制的床上睡觉。

每一个小的项目，比如拳击、柔道，只要有观众群的地方，就意味着有商业广告可以投入。你只是现在没有把精力放在这两者之间的嫁接上。旧有的这种举国体制的突破点，在于以经济为刺激点，让体育运动不断循环发展。

《文化纵横》：但中国足球可以说是商业化失败的一个典型，失去了行政力量的推动，却又没有建立起商业化后自我造血的有效机制，反而成为了中国体育领域中水平最差的项目之一。

王青雷：第一要知道，即使是从原有的传统体制走到现在的商业体制，中国足球目前的水平，其实要比传统体制下高。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第二，中国足球本身发展的水平，和世界存在着巨大差距，需要在低层级完成量变积累过程。不是说融入了商业的元素，足球水平就可能突然提高。英国老牌的俱乐部有90多年历史，我们的俱乐部只有十几年历史。一个项目的水平，跟你的人种、培养机制、长期以来对这项运动传统的尊重都有关系。

根本问题在于，中国足球真正职业化了吗？中国从未脱离中国足协。真正职业化的足球，应该由作为自治机构的职业联盟委员会来管理。在英国，足协只是一个负责处罚的公共裁判法庭，另外还负责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而中国的足协却是足球市场中最大的利益相关方，在任何一个场地的广告费用，60%以上最终归到中国足协的账户上。这些年的假球也说明，我们没有走上真正的职业化道路，很多俱乐部还不依靠足球本身来正常运转。许多大型企业一年的广告费是4000～5000万，与经营一个甲A足球队的花费相等。于是企业就做出了经营球队以获取广告效应的决策，但这些大型国企其实完全不在乎这个俱乐部是否盈利。真正的职业足球俱乐部要以此为生，要靠买卖球员来赚钱。如果足球赚不赚钱不能成为问题，怎么能称它是职业化的足球？很多事情不是说我们走不到，而是走的路径和方式不对的，才离真正的目标越来越遥远。

奥运气质与大国心态

《文化纵横》： 除开制度问题，我们也常常津津乐道于奥运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其中展现出的主办国的审美趣味与国民气质。

王青雷：我这次去伦敦，带的任务是白岩松的开闭幕式解说和《奥运1+1》的奥运观察。在新闻频道做体育不完全以赛事为核心，它更关注的是和体育相关的社会视角。每一届奥运会，其实都是一个国家展示它的核心价值和各方面的成就的机会。而国内的媒体，也是抱着对一个国家文化、体制、思想全方位的观察和报道。

比如说开幕式，很多人都认为，若干年后回想，其实你只能记住个别奥运冠军，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则决定着这届奥运会能否成功的一半。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给了我一种不一样的一种启示，这种启示是我在过去的这20年当中，其他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所没有看到的东西。坦白说，作为创意产业领先世界的英国，这一点火仪式绝对称不上无与伦比。但整个开幕式有一种国家的气质：你在这届奥运会开幕式上，能够看到英国工业革命的辉煌与黑暗，能够看到憨豆的幽默，能够看到曾经批评女王的乐队歌手和歌曲，这是一个国家的胸怀，大部分国家在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时，一定要把自己最灿烂辉煌、最有文化内涵的一面展示出来。可是英国人会把这个国家历史进程当中最为深刻的那些变化，不论对错，全部真实地去展现出来。它给我们一个感受，英国人尊重历史的真实。作为一个媒体人我认为，整个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中体现出胸怀与气魄，恰恰是很多国家，应该去学习和尊重的。

《文化纵横》：这说明英国人已同自己的历史和解，面对这些富争议的历史事件，并没有尖锐冲突和避讳心态。反观中国，这一次伦敦奥运会的气氛跟之前很不一样，很多反对的声音出来了。

王青雷：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大国心态的阶段。不同的声音能够出来，与微博这样技术性条件的出现有关。中国正处于一个逐步向大国心态转变的过程当中，甚至可以说是刚刚起步而已。一个大国心态最重要的元素，一是各种不同意见的声音都能够出来；二是一个社会，应有一个基本统一的价值观，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最缺乏的东西。比如面对刘翔退赛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在中国社会只有支持和反对两种声音的对立。我们可以在共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上，争论事情的不同角度和不同观点。但如果你完全不在一个价值体系里，你怎么争论都没用。

比如在奥运这件事情上，觉得金牌最重要的人和觉得体育精神最重要是无法逃离问题的。我们必须建立在体育精神最重要这个共识上，再去讨论哪一种夺金方式最重要。这两年在政治领域里，喜欢用“误读”来描述西方对我们的态度。误读是指对方对你的信息掌握的不够真实、不够准确。但如果对方知道你、懂得你，但是不认同你，就不叫误读，而是由于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产生的价值认同的问题。

我认为，在中国做新闻的价值是抬高社会的底线，然后不断碰触社会的上限，让公民对于一个社会的认识逐步递进。我们不能够老守在自己既有的价值体系里，我们现在的价值体系确实是有问题的，关键是在现有的体系上，你怎么去接轨和融合。主流文化对亚文化同样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大家的任务，还是寻找这个共同的基点。

一个大国的心态，是由国民面对事物所展现出来的态度和胸怀所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出现英雄，是取决于人们如何面对英雄的成功与失败。当你有一个好的态度，能够去面对英雄的成功与失败的时候，这个国家才能孕育出更多的英雄。在奥运这件事情上，以金牌来展示中国实力和形象的时代已经可以过去了，尽管它的辉煌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的国家荣誉感得以迸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国民已经同样强大到令人羡慕的地步。奥林匹克所承载的从来都不是几个运动员、几个国家的体育梦想，它是全人类共同寻求超越自我的精神方式。任何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仅仅是来自于它的经济现状、不仅仅来自于它的历史积淀、也不仅仅是来自于它在当今世界的话语权力，更为根本的是，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是否具有真正的国家认同感和强大自信力，而这种认同和自信却绝不是来源于200多枚奥运金牌。